那天晚上，比爾請客。
比爾是外交部的官員，負責接待安排我們在紐約的活動。比爾衣著樸素，臉上永遠是溫和厚道的笑容。當我們從紐約火車站出來的時候，看到的就是這種笑容。他幫我們推著沉重的行囊，在人群中穿行。當他護送我們到哈林區的貧民學校訪問的時候，臉上也是這樣的笑容。當我要離開紐約，擔心一大堆資料無法帶走的時候，又是比爾溫暖的笑容幫我解決了難題，他答應為我將資料海運回中國。我要給比爾運費，比爾顯出很不好意思的神情。我給了他20美元之後，他說什麼也不肯再要了。
比爾請我們在一個中餐館用飯。比爾說這是紐約最好的中餐館之一。
我對請一個出訪在外的遊客吃故國飯食這事，一直持不同意見。比如一個日本人到中國訪問，才從東京飛出來兩個小時，到北京落地之後，被人請到一家日本料理，吃一頓風味走了樣的日本飯，他的感覺必不會太好。同理，我在國外出訪，最怕的就是吃那種改良後的中餐。無論色香味都發生了變異，還不如吃根本就與我們不是同宗同族的西餐，因為有了準備，舌頭和肚腸的寬容度反倒大些。中餐就嚇人了，上來一個魚香肉絲，當你做好了將嘗到熟悉的川味的準備時，一個冷不防，居然襲來奶油的甜香，所受的驚嚇足以讓你懷疑自己的神經。
比爾在中餐桌上是有發言權的，因為比爾的妻子是一位香港女性。這的確是我在美國吃的最好的中餐之一。席間，聊到一個有趣的話題：人是否需要預先知道今生的苦難？
同桌的一位朋友說，他認為如果有可能，他願意預知一生的苦難。理由是，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知道了，有什麼壞處呢？沒有。並不會因為你的預知，就讓你的災難變得更多或者減少，那麼，你多知道一點，就對自己的人生多了一份把握，該是好事。
悶頭吃飯的比爾，突然大叫了一聲：「NO！」
這是我唯一的一次，在比爾的臉上看到的不是笑容，而是憤怒和淒楚。
當然，比爾的憤怒不是針對那位朋友，比爾放下了筷子，對我們說：
「很多年前，我和我的妻子，在香港抽籤請人算命。那人是一個和尚，他看了我妻子的簽說，你會早死。看了我的簽說，你會老死。」
「你們知道『早死』和『老死』的區別嗎？自從聽了那和尚的話，我的妻子就對我說，『比爾，我會比你先死。因為我是早早死去，而你是老死，你要活很大的年紀』。我說，『你不要相信這話，那個人是胡說。我會和你白頭偕老，如果有個人一定要先死去，那就是我，因為你比我年輕』。但是前不久，我的妻子生了喉癌。那是因為她年幼的時候，家中很窮困，沒有菜，就吃鹹魚。鹹魚很小，有很多刺，魚刺刺傷了她的喉嚨。久而久之，就生成了癌症。妻子走了，留下我，等著我的『老死』。」
比爾說得非常傷感。朋友們緘默了許久，寄托對比爾妻子的深切悼念。我聽出了比爾話後面的話。很多年來，關於「早死」和「老死」的讖語，就盤旋在他們的頭頂。他們本能地畏懼這朵烏雲，烏雲尖厲的牙齒，咬破了他們最快樂的時光。每當幸福蒞臨的時刻，惴惴不安也如約襲來。因為他們太珍惜幸福，就越發迅疾地想到了那不祥的預言。如果他們不知道那命運的安排，如果當年沒有那老和尚的多此一舉，比爾和他妻子的美好時光，也許會更純粹更光明。
我不知道我想的是否符合實際，我也不敢向比爾求證。我把此事寫到這裡，是想再次問自己也問他人：我們是否需要預知今生的苦難？
大多數人是取席間的那位朋友的觀點，還是像比爾一樣說「NO」？
我站在比爾一邊。不單是從技術層面上講，我們無法預知今生的苦難，我們也無法預知今生的幸福。就是有人願意告訴我，把我一生的苦難，用了不同的簿子，將它們分門別類地列出，苦難用黑墨水，幸福用紅墨水，一一書寫量化。或者是輕聲細語地娓娓道來，苦難用歎息，幸福用輕輕的笑聲。想來，我也會在這種簿子面前閉上眼睛，在這種命運的告誡面前，堵起自己的耳朵。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甚至可以說是我僅有的東西，我不希望別人來說三道四。我注重的是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感到自己的價值。我們可以預知的只是自己應對苦難和幸福的態度。此時此地，這是我們能掌握的唯一。知道了又怎樣？不知道又怎樣？生命正是因為種種的不知道和種種的可能性，才變得絢爛多姿和魅力無窮。你依然要生活下去，依然要向前走。變化是無法預料的，世界充滿了不可捉摸的可能。能夠把握的只是我們自己。
那一天比爾離去的時候，帶走了我沉甸甸的資料。比爾一手拎著資料，一手提著他不離身的書包。他的書包在紐約的大街上顯得奇特而突兀。那是一個簡單的布包，上面用漢字寫著：天府茗茶。
在紐約看到比爾的所有時刻，他都拎著這個布包，突然想問問比爾，這是否是他妻子很喜歡的一件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