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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結束時,賀頓將李芝明的破碎之心如古瓷般細緻地包紮起來,讓她先回家休息,以後再來。至於追悼會,賀頓的意見是暫緩召開。當然,大主意要李芝明自己拿。
  李芝明的狀態基本上還是失魂落魄。她說,記憶分崩離析。
  她坐上汽車,以為會趕往醫院,她所在的醫院是全市最好的醫院,不想車輪卻往鄉下飛馳。到了現場她才知道,所謂搶救云云都是假的,不用搶救了,人已經支離破碎。市委書記守在現場倒是真的,因為人翻下了幾十米深的山澗,動員大批人力搜尋遺體遺物。明晃晃的車燈把寂靜的山林晃得如同白晝。
  大約晚上十點,烏海突然說要回城裡,因為家有急事。平常都是司機開車,那天說好了住下,司機就喝了酒,無法駕車。烏海駕駛技術很好,也沒喝酒,就說自己開車回去。他是當場的最高領導,誰也勸阻不了,雞場給了幾隻新宰殺的小公雞,送他上路。大約夜裡十一點的時候,雞場有一輛拉貨的車返回,路過最險峻的路段,看到懸崖下冒煙,心生疑竇。夜半三更的,又是重車,沒有下去看。到了雞場之後,司機把這話講給別人聽。一般人聽了只當說笑,烏海的秘書非常警覺,要求無論如何到現場看一看,雞場就出車拉他到了懸崖邊。只看了一眼,他就確定是烏海的車出事了。馬上給市委書記打電話,通知我的時候,人們已經忙活了很久。
  看著親人的屍骸一塊塊被從草叢中尋找撿拾出來,感覺詭異極了。人們要把我架走,我像釘子一樣紮在地上,就是不動。不是悲傷,只是空白。悲傷要到很久之後才出現,在巨大的打擊面前,悲傷像銀杏樹,長得很慢。駭然讓所有的感官都麻痺了,雖然撿到的衣服是烏海的,撿到的鞋子也是烏海的,我還是根本不能相信眼前這些殘片,就是我那風華正茂的丈夫。市委書記讓人把我抬離現場,說這太殘酷了,再看下去,人會瘋的。我說,我不走。誰要是硬讓我走,我就從這山澗跳下去。你不讓我看,我才會瘋。大家看我魚死網破的樣子,也就不勸了,只是讓兩個人不離左右地照看我。我突然生出一個想法,這個死了的人其實不是我丈夫,而是另外一個很像他的人而已。這個世界上,開著同樣牌子的車,穿著同樣衣服和鞋子的人,大有人在啊。我這樣想著,就掏出了手機。旁邊的人說您幹什麼?我說,我要打一個電話。他們說,通知烏副市長的父母,您可要想好了再說。要不,老人家受不了。我說,我不是打給他們的。兩個人還要問,我示意他們不要說話。
  我按了最常用的那個鍵。突然之間,在死一樣寂靜的山林裡,就響起了悠揚的手機鈴聲。這是烏海的手機。真奇怪,那麼猛烈的碰撞,這個手機被甩出去了幾十米,又在風雨中翻滾,居然就毫髮未損,聲色清脆得如同一套音響。人們循著聲音,在一叢濕淋淋的刺棵子中間,找到了烏海的手機,我剛要伸手,人們把它交到了市委書記手上。
  書記說,剛才已經找到了一個手機,怎麼又出來了一個?
  我說,這是我家聯繫用的專門手機,號碼他從未告訴過別人。
  書記說,既然是這樣,就和工作無關,把手機交給李大夫吧。
  我摸著冰滑的手機,那鈴聲還在無休無止地響著,直到這一刻,我才扎扎實實地感覺到,烏海死了。這堆殘骸再不可能是別人,千真萬確就是烏海。我一下子就暈了過去,要不是周邊兩個人手疾眼快地扶住了我,我就凌空而下扎進了山澗。
  等我醒來的時候,已經在醫院了。我手裡緊緊握著烏海的手機,手指僵硬如鐵。我依舊閉著眼睛,我希望自己就這樣一直昏迷著,直到死去,再不醒來。我沒有能力面對山崩地裂的變故。
  我住在專門的病房,是個套間。屋外的護士不知道我已經醒了,還在有一搭無一搭地說著話。一個說,真夠可憐的了。年紀輕輕的,孩子剛上中學。另外一個說,也怪她。第一個說,怪她什麼?第二個說,下雨,天又那麼晚了,她非要他趕回家,說是有急事。有什麼急事啊,看,這不要了命了……
  她們說的話,一字一句印在我腦子裡。如果不是她們的議論,我還真忘了這個細節。我沒有要求烏海回家,我勸他住下,一定要小心。那麼,是出了什麼事令烏海一定要在暴風雨中匆匆上路呢?
  我躺在床上,把手機打開,看到最後一個來電時間停留在二十二點三十七分。如果按照當時搜尋殘骸的人們估算,烏海的車就是在這個時刻傾覆的。
  這是誰?一個我從未見過的電話號碼。
  我撥響了那個號碼。
  很久很久,都沒有人接,但電話是通暢的。在我的耐心幾乎用完的時候,一個女子的聲音傳了過來:這才幾點啊,就打電話來,還要不要人活了?
  我看看表,晚上六點。我說,你是誰呀?
  對方伶牙俐齒地說,你給我打電話,你憑什麼問我是誰啊?我要問你是誰啊?
  話說到這個分上,我基本上明白烏海是接到了一個打錯了的電話。我體乏手抖,不想和她囉嗦下去了,剛要掛斷電話,她好像突然睡醒了,說,哦,我知道你的是誰的電話了。他怎麼啦?為什麼不給我打電話了?我那天晚上等了他一夜呢!

《女心理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