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一個叫朱國楨的人。
朱國楨生於明朝嘉靖三十六年（1557），字文寧，號平極，別號虯庵居士，萬曆十七年（1589）中進士，從此官運亨通，曾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成為熹宗的重要輔臣。就像很多政客一樣，朱國楨晚年也遭到奸黨擠壓彈劾，不得不托病辭官，回老家浙江省吳興縣南潯鎮頤養天年。朱國楨的退休生活過得很充實，竟然編撰刊刻出一部《皇明史概》，包括《皇明大政記》、《皇明大訓記》、《皇明大事記》和所謂「開國」、「遜國」時期的諸臣列傳，記錄了明朝200多年的歷史。這位朱老先生還以「朱史氏」之名評點歷史和人物，看起來還真像那麼回事，有司馬遷遺風。遺憾的是朱國楨先生沒有等到這些書付梓出版就離開了人世，只留下尚需整理的稿本。此時，中國再次改朝換代，隨著崇禎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縊，明王朝灰飛湮滅，清兵入關，清王朝成為了國家正統……「明史案」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指出這一點至關重要。
俗話說「世無三代富」，朱國楨死後，朱氏家族急遽中落，不肖子孫們治家無方且不學無術，竟然將朱國楨所撰《皇明史概》中的《列朝諸臣傳》換了銀子。購買《列朝諸臣傳》的，是當地富豪莊廷瓏。莊氏家族不僅家資豐厚，還人才輩出，有「九龍」之稱：莊允城與弟弟莊允坤、莊允埰，莊允城的兒子廷瓏、廷鉞，莊允埰的兒子廷鑣、廷鎏、廷鏡、廷銑這兩代9人中，莊允城、莊允坤、莊廷瓏皆為貢生，其餘多為庠生，喜讀經史子集，吟詩作畫，在寬泛的意義上，這些人都可以被認為是知識分子，在當地煊赫一時。莊廷瓏是「九龍」中的佼佼者，從小文采出眾，15歲就被從縣學選拔為貢生，進了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國子監——讀書深造。「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正在莊廷瓏躊躇滿志打算進身仕途之時，19歲時卻因病雙目失明，只得抱憾離開京城，重歸故里。
莊廷瓏把朱國楨的書稿買下來，起初只是想讓門客給他朗讀消遣時光，並沒想要用它做什麼事情。不知道哪一天，這個看不見眼前世界的人突發奇想：「司馬遷有言：『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我一個廢人，如果能給後人留下些文字，也不枉到世上走了一遭。」朱國楨這部尚待整理的書稿，正好可以成莊廷瓏著書立說的模本，於是他決定請人修撰並以自己名義刊刻出版。莊廷瓏把這個想法告訴了父親莊允城，莊允城似乎沒有意識到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更沒有估計到這件事隱含著的巨大政治風險，竟然支持了兒子的主張。
江浙一帶人傑地靈，鍾靈毓秀，人才薈萃，名士輩出，要尋找編修史書的人倒也不是什麼難事。莊氏父子列出了18位當地名士，分頭發出聘單，誠請他們共同完成「參訂」《明史》大業，接到邀請的名士紛至沓來，開始了這一浩大工程。順治十二年（1655），莊廷瓏罹患一場大病，撒手人寰。莊允城老年喪子，極為悲痛，為了實現愛子的遺願，繼續致力於書稿修訂工作，幾年之後，這部書終於撰寫完成，取名為《明史輯略》。為了提高書的份量，就像今天不知名作者出重金請著名作家、評論家為作品寫序一樣，莊允城約請退休在家的前禮部侍郎李令皙為《明史輯略》寫一篇序言。
李令皙自幼聰穎靈慧，文采超群，早在明天啟四年（1624）就中了舉人，崇禎十三年（1640）又中了進士，任江陰知縣。清兵入關，明滅，李令皙得知弘光皇帝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便前去投奔，官至禮部主事。但是，在清兵推進下，南明朝廷僅存在1年就宣告潰解，滿懷救國圖存熱情的李令皙只得歸鄉隱居。李令皙懷著對大明王朝的無限懷戀和對清王朝的無比憎恨，毅然接受為《明史輯略》寫序，無奈此時李令皙也已經雙目失明，只得把這件事情委託給一個叫陶鑄的同鄉，請陶鑄代為撰寫。陶鑄不知深淺，一揮而就，寫出了漂亮的序言，交給李令皙，李令皙簽署上自己的名字交給莊允城。
序言即成，意味著《明史輯略》可以刊刻印製了！莊允城特意將兒子莊廷瓏列為本書「總纂」，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主要執筆人」，其他18位參編人員都榜上有名，作為「共同作者」。莊廷瓏岳父朱佑明乃湖州巨商，腰纏萬貫，此時亦慷慨解囊，答應承擔大部分刻印費用，莊允城大喜，馬上聘請最優秀的刻工湯達甫、印刷工李祥甫在湖州南潯鎮北圓通庵開始刻板和印刷工作。順治庚子十七年（1660）冬，《明史輯略》開工印製，正式「出版」。日漸老邁的莊允城手捧著這部凝聚著莊家人心血的著作倍感欣慰，認為可以告慰愛子莊廷瓏的在天之靈了，把書贈送給很多親朋好友，為了收回成本，他還委託往來於南北的商販運往各地發賣。
很多震驚歷史的大事件都是由看似不起眼小事引發出來的，「明史案」也基本如此。為什麼要加「基本」二字？事情性質決定的。清順治十七年（1660）是什麼概念呢？是清王朝建立的第17個年頭，相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7年的1966年。在這樣的時候由個人私刻出版《明史輯略》，等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後，有一個國民黨偽政權工作人員秘密印刷出版《中華民國史略》，裡面不僅有孫中山早期革命活動的記載，更有對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以及總統蔣介石的史實記錄。這樣一部作品會遭到怎樣的對待，不是多麼難於想像的事情——公安部一定會把它作為國字號第一案件來偵辦。或許因為那時資訊不像今天這樣發達之故，《明史輯略》最初並沒有被公安部掛牌督辦，我甚至認為公安部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事件還在它的誕生地浙江省湖州市醞釀。
我前面已經交代，莊允城為了增加《明史輯略》的份量，開列了參與編修的18位名士的姓名，就像《三國演義》號稱「80萬大軍」實則只有50萬人一樣，是為了嚇唬人的，實際上真正參與修訂的不到18個人，一些人甚至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列到名單上的。如果平常時期，列就列上了，被列上去的人高興還來不及呢！問題是，現在是新中國，你卻印製了一本記述國民黨政府歷史的書籍，小樣兒你不是活膩了？！知識分子都是極聰明的人，怎麼能聞不出危險的味道呢？結果就有舉人查繼佐、貢生范驤、陸圻3位同志一起，向浙江省按察使衙門（相當於現在的公安廳）出具呈文，檢舉莊允城在湖州搞非法出版活動，《明史輯略》有嚴重政治問題。
或者缺乏政治敏感性，或者因為案件太多無暇顧及，總之我們得到的歷史記載是：浙江省公安廳認為「文章之事，不便存案」，沒有受理此案，而是把它轉給了浙江省教委，教委主任胡尚衡大概也沒把它當成大事，順手批轉給了湖州市教委，讓過問一下。湖州市教委主任趙君宋是一個老同志，在教委工作很多年了，黨性很強，下意識覺得這件事也許不那樣簡單，就讓人花6兩銀子買了一部《明史輯略》回來，認真研讀。這一讀不要緊，趙君宋同志為之一振：書裡面到處都是蔣介石的名字，「違礙」之處比比皆是！怎麼就會「為之一振」呢？莫非趙君宋主任也跟李令皙同志一樣「懷著對大明王朝的無限懷戀和對清王朝的無比憎恨」？不是，趙君宋腦子裡根本沒有這個東西，有的只是卑劣的利益算計——既然此書「違礙」，如果給那個有錢沒處花、專幹這沒名堂蠢事的莊允城稍加暗示，他不就得乖乖拿出錢來消災了事？於是，趙君宋主任讓手下工作人員從《明史輯略》中抄錄數十條「違礙」字句，列榜於教委大門旁邊的牆上，放風說要把這件事上報省委、省政府。
財大氣粗的莊允城不是軟柿子，儘管聽到風聲，卻沒有像趙君宋同志期望的那樣攜重金來「消災了事」，而是把錢花在了另一個人身上，這就是湖州市政府一個叫張武烈的官員。張武烈立馬西裝革履來到到省教委，緩緩踱進主任辦公室，聲音平靜地向趙君宋同志羅列了一些老天爺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趙君宋主任的臉兒當時就綠了。
「我跟你說這些，」張武烈繼續平靜地說，「其實也沒有什麼別的意思。」怎麼可能「沒有別的意思」呢？趙君宋主任面部扭曲著恐懼、怨恨和乞憐的神情，看著張武烈，連一句問話都說不出。張武烈似乎真「沒有別的意思」，說完就告辭，趙君宋兩腿發軟，但還能夠送客。
「哎，」即將走出辦公室，張武烈突然回過身子，「聽說有一部《明史輯略》？」「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有，有這麼一部……」「又不是什麼好事，甭宣傳了。」「啊？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我就是給你提個建議，怎麼處置，是你教委主任的事。」「我知道，我知道。」趙君宋隨後就撤掉了教委門前的告示，莊允城心中一塊千斤巨石落地。
就像非洲鬣狗聞到腐屍味道一樣，一個叫李廷樞的人也聞說了《明史輯略》的事。李廷樞過去是市政府某局副處長，因為貪污扶貧救災款被判刑3年，剛剛刑滿釋放，正處於生活無著狀態，怎樣搞錢成了這個人的頭等大事。他和趙君宋主任一樣，也認為《明史輯略》是一個「商機」，便托人買了一部，親自送給曾經給自己很多關照的湖州市長陳永明。李廷樞先介紹背景情況，然後總結道：「所以，你儘管向莊允城狠敲一筆銀子，得手後……」
陳永明是一個典型的腐敗分子，在有利可圖的事情上從來都不竭餘力，於是讓一個叫周國泰的辦事員把莊允城請到辦公室。「……事情嘛，就是這麼個事情，」陳永明對莊允城說，「我不為難你，你今天就可以回去，你看著辦。」莊允城千恩萬謝，回家以後連一口熱湯都沒顧上喝，就到銀行往陳永明賬戶轉了數萬兩銀子。陳永明市長看銀子到賬了，遂下令追回書版，全部劈毀，這就是說，準備把事情給壓下去。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就像所有貪戀的人都容易犯貪戀的錯誤一樣，陳永明也犯了這樣的錯誤，他想：「李廷樞哪裡就會知道莊允城給我打款的事？我好不容易賺的錢，憑什麼就要讓他分一份去？」就沒有按照先前約定給李廷樞一定份額的好處。李廷樞何等樣人？豈能不知道陳永明的算計？這人高就高在沒跟陳永明市長翻臉，而是繼續保持交往，還經常用金錢哄陳永明高興，全部目的，就是要拿回送給陳永明的那部《明史輯略》，因為這部書已經絕版，再也沒有辦法買到了。失去警覺的陳永明還真的把書還給了李廷樞。
李廷樞當天就把《明史輯略》送給了一個叫吳之榮的人。吳之榮祖籍江西撫州，順治七年（1650）熬成了歸安縣（今屬吳興）知縣。當了人民公僕的吳之榮同志完全忘記了人民公僕的本分，欺詐百姓，勒索富民，簡直無惡不作，終於在順治十年（1653）年被上級監察機關偵辦，因貪污受賄罪名鋃鐺入獄，被判處死刑。吳之榮神通廣大，在監獄等待行刑的日子花大把大把的銀子使絞刑一拖再拖，一直拖了6年也沒有執行。順治十六年（1659），皇帝大赦天下，吳之榮僥倖出獄，寓居湖州，專幹詐騙勒索的勾當，較之當知縣的時候愈加心狠手辣、冷酷殘忍、陰險歹毒。李廷樞抱著一部《明史輯略》來探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起初他沒怎麼在意，但是翻閱幾頁過去，這個曾經在官場上混跡多年的歹徒馬上憑著政治敏感意識到這是一樁好買賣——解放多年，已經絕對不容許再提蔣介石了，所有歷史教科書都把國民黨描寫成了吃人惡魔，而《明史輯略》卻把國民黨蔣介石作為歷史主線進行描繪，絕對是嚴重的政治問題。
吳之榮抓住這一點，不僅向莊允城，同時還向資助本書出版的朱佑明公開敲詐，數額之巨，令人咋舌。在此之前，湖州市長陳永明同志都被莊允城用金錢捋順了，面對一個市井無賴，莊允城當然有理由輕蔑，道：「你這種雜碎我見得多了。」把吳之榮趕了出去，吳之榮在朱佑明那裡也遭到嚴詞拒絕，吳之榮很不高興。小人不高興往往很麻煩——吳之榮索性於順治十八年（1661）七月把「逆書」之事告發給了駐防在杭州的浙江省軍區司令員柯奎將軍。莊允城絕對沒想到吳之榮會把事情鬧到省軍區去，更為嚴重的是，柯奎是滿洲八旗將軍，權傾一方，他要是認真起來可不得了，於是很恐懼，趕忙托人饋送柯奎將軍豐厚財禮，請求寬宥。我們不能說柯奎將軍見利忘義，一開始就想做貪贓枉法的勾當，但是據《范氏記私史事》記載：「之榮認為奇貨可居，先唆投將軍柯云：『莊氏巨富可擾……』」的確有一種曖昧在裡邊，至於這種曖昧發沒發生作用，我們不好妄斷，所以這話放下。我們看到的是：柯奎將軍把告發材料擲還給吳之榮委託的人，說：「吾系武職衙門，不便與聞。」不管這件事。
這下輪到吳之榮發愁了：難道此事就這樣休了不成？萬般無奈之下，吳之榮親自來到莊允城家，提出只要莊家稍微饋贈些銀兩，事情就過去了。莊允城早就被李廷樞、吳之榮之類的東西弄得煩擾不堪，為消災避禍損失了大量資財，恨不得把吳之榮放到嘴裡嚼了，哪裡還肯給這個流氓無賴半兩銀子？又把吳之榮驅趕了出去。吳之榮敲詐莊家不成，再次轉向資助刻印《明史輯略》的朱佑明。前面說了，朱佑明為地方一霸，與官府有千絲萬縷的勾連，不僅嚴詞拒絕納賄，還讓家族婦女群起而攻之，把吳之榮大大羞辱了一番。
吳之榮意識到，莊、朱兩家把省、市領導都用銀子封住了，沒有別的辦法，只得進京上訪，直接向刑部（公安部）告發。吳之榮一刻也沒有停留，真的往北京去了。吳之榮住在六里橋附近彙集了很多上訪人員的村落，連夜撰寫材料，摘取《明史輯略》中悖亂之語，著重說明書中「朱史氏」即為朱佑明（實則朱國楨），告發莊允城、朱佑明非法出版反動書刊，嚴重影響大清國的穩定。吳之榮把材料連同挖改過的《明史輯略》（我們隨後再說何處做了挖改）呈遞給了刑部，然後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歷史也暫時忘記了這個角色。
然而，一出大戲繼續上演，舞台也已經不是小小的湖州，更不再是地處一隅的浙江，而是天朝——最終決定人們生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