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頭說，「最近一些年帝王題材文藝作品勃興，熒屏（電影、電視連續劇、『講壇』之類）上，出版物（學術專著、國家資助的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各類題材的文學作品，各種形式的歷史讀物）裡，舞台（話劇、京劇、舞劇以及各種地方戲）深處，到處都是山呼萬歲之聲，無數皇帝在森嚴巍峨極盡奢華的宮廷裡勵精圖治，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富強殫精竭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當然是一種文化行為，在這種文化行為中，蘊含著哪些深刻的社會學寄意呢？與我們正在談論的「明史案」文禍有沒有內在關聯呢？以改編自暢銷書的電視連續劇《康熙王朝》為例，劇情簡介如下——
清順治十八年，惡疾天花襲擊皇宮，皇帝愛妃命喪黃泉，順治痛不欲生，立意遁入空門。危急之際，孝莊太后力挽狂瀾，下令「改朱批，行藍批」，並將大病初癒年僅八歲的玄燁推上龍座，成為康熙皇帝。康熙即位後，鰲拜等權臣威迫有加，連孝莊太后也只好含辱。鰲拜「親政」開始，康熙改歸皇權，權臣竟圖謀廢君改朝，康熙被迫殊死相爭，最終智擒鰲拜，肅清政敵。吳三桂等「三藩」擁兵自重，獨霸一方，康熙年輕氣盛，下旨撤藩，引發三藩之亂。朝廷兵將屢被吳三桂擊敗，明後裔朱三太子也趁機舉起「反清復明」的大旗，太監造反，宮廷大亂。康熙陷入絕望，意欲退位，在孝莊太后的怒斥與激勵下，康熙重振精神，起用漢臣周培功，與吳三桂拚死一搏，取得了最後勝利。中國康熙時代，已是國富民強，一片盛世景象。鄭成功後裔鄭經割台灣島自立，不肯歸降；蒙古葛爾丹也磨刀霍霍，推崇元大都立誓殺回北京。康熙先安撫葛爾丹，暫緩西北局勢；然後起用名將施琅一舉收復台灣，繼而調轉槍頭率20萬大軍，在遼闊的草原上進行殊死的決戰，全面消滅葛爾丹的餘部，完成了中華民族版圖的統一。班師凱旋以後，孝莊太后歸天，太子與權臣結成同黨，意欲提前即位。康熙廢除太子，引發奪嫡之爭。「千叟宴」上，康熙即宣佈「立儲」遺旨，卻猝死在龍座上，詔書隨風飄落玉階，無人知曉它的神秘。
正寫也罷，戲說也罷，我們都沒有看到康熙皇帝手裡製造的至少13宗文字獄案件，就連慘烈程度並不亞於「明史案」——從時間上來說，「明史案」亦應歸為康熙皇帝在位期間的文字獄案件——的被譽為「清初三大文字獄」的「黃培詩案」、「朱方旦私刻秘書案」和「《南山集》案」，也沒有提及。
我簡略說一說「《南山集》案」。
康熙四十一年（1702），江南名士戴名世（1653-1713）的弟子尤雲鶚抄錄戴氏古文百餘篇刊刻行世，名為《南山集》，一經問世即風行各省。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左都御史趙申喬（一個與吳之榮類似的卑劣小人）以「狂妄不謹」的罪名借《南山集》彈劾戴名世，謂其「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逞一時之私見，為不經之亂道……」 康熙皇帝龍顏大怒，讓刑部立案調查，窮追猛打。此時，明清之際的一批知識分子如顧炎武、黃宗羲、冒辟疆等雖已故去，但他們提倡「反清復明」、講究「夷夏之別」的思想影響仍然存在，而專制主義王朝最無法容忍的就是思想，所以，接連發生所謂文字獄實在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明史案」和「《南山集》案」的出現具有相同的機理，相同的過程，相同的結果。
「《南山集》案」的結果是：戴名世被凌遲處死，戴明世之弟被斬決，其祖、父、子孫、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以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歲以下子孫、伯叔父兄弟之子，均被處置；戴名世、方孝標的所有著作及書板被清查燒燬，列為禁書；為刻印《南山集》出資的尤雲鶚、刻《南山集？孑遺錄》的方正玉和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均被判處絞刑；《南山集》多採用方孝標《滇黔紀聞》中記載的南明桂王明史事，因此牽連到方氏宗族，也一併治罪，已經去世的方孝標被剖棺戳屍，妻兒等被發配黑龍江，財產係數沒收上繳國庫……《南山集》案前後牽連三百餘人。
如果按照文章邏輯，我們隨後就應當對康熙這個殘暴的專制主義者進行譴責了，我們有很多武器可以使用，譬如上面引述過的洛克的理論，美國《聯邦黨人文集》中關於民主、自由的憲政理論，阿倫特反極權主義的理論，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年代發出的歷史先聲，甚至於改革開放以後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成果……然而，文章的邏輯是文章的邏輯，還有比文章的邏輯更為強大的邏輯，這就是我前面說的那種政治邏輯，你要看它允許還是不允許你進行譴責，結果讓我大吃一驚：它是不允許對康熙先帝進行譴責的！
在這種政治邏輯中，康熙這個封建帝王在21世紀的中國成了什麼呢？竟然成了一個被呵護、被讚賞的所謂「大男人」！電視連續劇《康熙王朝》的主題歌就名為《大男人》——
一生有一種大海的氣魄/歲月一頁頁無情翻過/把乾坤留在我心中的一刻/就已經注定我不甘寂寞/一心要一份生命的廣闊/世界一遍遍風雨飄落/把江山扛在我肩頭一刻/就已經決定我男兒本色/大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說/躺下自己把憂傷撫摸/大男人不好做/風險中依然執著/兒女情長都藏在心窩/任它一路坎坷/大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說/躺下自己把憂傷撫摸/大男人不好做/風險中依然執著/兒女情長都藏在心窩/任它一路坎坷。
你怎麼能夠把這樣一個「兒女情長」的好皇帝與無數知識分子噴濺的鮮血、滾落的頭顱聯繫在一起呢？你描述過的慘烈文禍，難道是「把江山扛在我肩頭一刻，就已經決定我男兒本色」的吾皇做的事情嗎？你該不是別有用心，詆毀我們偉大的先祖吧？——假設有一個80後小青年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我還真的無言以對，我無法告訴他說眼前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也無法告訴他說事情正是那種強固的政治邏輯一手導演出來的，我擔心他無法聽懂。
政治邏輯意猶未盡，在這部電視連續劇中還穿插了另外一個主題曲，名為《向天再借五百年》——
沿著江山起起伏伏溫柔的曲線/放馬愛的中原愛的北國和江南/面對冰
刀雪劍風雨多情的陪伴/珍惜蒼天賜給我的金色的華年/做人一地肝膽/做人何懼艱險/豪情不變年復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善惡分開兩邊/都為夢中的明天/看鐵蹄錚錚踏遍萬里河山/我站在風口浪尖緊握住日月旋轉/願煙火人間安得太平美滿/我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
我不知道康熙帝這位英明領袖「夢中的明天」是不是今天的樣子，但是我卻能夠精確地計算出康熙皇帝如果像他想望的那樣「再活500年」在空間意義所呈現的形態：老人家出生在1654年，如果身體永遠健康「再活500年」，那就得到2154年；老人家從1667年親政，如果捨不得權位「再活500年」，那就得到2167年；老人家1722年駕崩，如果萬壽無疆「再活500年」，更是得到2222年……我們這些微不足道的人在皇帝面前當然不值一提，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偷偷想像一下：要是這樣的話，我們究竟處在什麼樣的歷史時空之中？
用史書記述的方式，我們應當是在「康熙三百四十六年（公元2008年）」，在這樣的時候，你敢保證不再發生「明史案」和「《南山集》案」麼？你敢保證一生絕對不會遭受被凌遲處死的厄運麼？你敢保證你的家人不被流徙到偏遠山區去麼？當你回首親身經歷的「反右派鬥爭」、「文化大革命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時候，你難道感覺不到康熙帝「沿著江山起起伏伏溫柔的曲線，放馬愛的中原愛的北國和江南」的情懷，領略不到康熙帝「站在風口浪尖緊握住日月旋轉」的氣概麼？我想你是能夠感覺也能夠領略的。
我從來不把文化行為僅僅作為單純的文化行為看待——諸如熒屏（電影、電視連續劇、「講壇」之類）上、出版物（學術專著、國家資助的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各類題材的文學作品，各種形式的歷史讀物）裡、舞台（話劇、京劇、舞劇以及各種地方戲）深處，到處都是山呼萬歲之聲，無數皇帝在森嚴巍峨極盡奢華的宮廷裡勵精圖治，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富強殫精竭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文化行為往往從最本質意義上體現一個社會系統內在的精神質地。
什麼樣的精神質地呢？管仲同志早就教導我們說：「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貴之、貧之、賤之。」（《管子？任法第四十五》）這種狀態一下子就延續了數千年。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譴責皇帝「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魯迅則進一步指出：中國歷史的冊頁上到處寫的都是「吃人」二字……誰吃人？皇帝吃人，專制主義統治集團吃人。
魯迅這樣概括歷史：「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哪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魯迅：《墳？燈下漫筆》，1925年）
在歷史的末端，經由國家意識形態管理部門嚴格審批，多少真正有思想和精神價值的作品不被批准上演和出版，有的甚至於被禁止和取締，大量為皇帝歌功頌德的長篇電視連續劇如《康熙王朝》者卻不斷得到縱容和鼓勵，甚至不惜動用國家公器為其造勢，是不是這種「皇恩浩蕩」之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