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毛說離開就離開，他一去北京，就四年沒有再來武漢。
大毛去了北京之後，很快就給我們來了信。信是寫給我們班全體同學的。大毛對北京和他校園的溢美之詞充滿了幾頁信紙，儼然是一個從舊社會突然步入了新社會的翻身農奴。我們大家一致認為大毛的信有炫耀之嫌，就派班上最差的同學給他寫了一封錯別字連篇的回信。柳思思因為沒有單獨收到大毛給她的來信而倍感沮喪。大家就開她的玩笑說：你算了吧，人家是首都的人，你是外省鄉下人，沒有共同語言的。
柳思思柳眉倒豎，雙手叉腰說：放屁。我們走著瞧！
後來，大毛給我的來信和寄給我的高考複習資料，都被人先拆開看過後又用米飯粘上了。這種舉動又驚醒了我內心的悸痛。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時候，我看見紅衛兵就那麼理所當然地拿起了我父母的私人信件和日記本，我當時心裡就難受得什麼似的。從此我就絕對不再寫信與人。我也絕對不再寫日記。我把用米飯粘上的信封寄給了大毛，除此以外我一個字也沒有寫。大毛也就不再給我來信了。幾個暑假，大毛都給我們全班同學來信，邀請大家去避暑勝地旅行。很多同學組織起來，大家咋咋呼呼地討論怎麼個去法。柳思思是最積極的。我沒有參加，在熟人越多的地方，我總是越感無聊。
無聊感經常導致我—無所獲。所以，我就和兩三個與我談得來的女同學一塊兒旅行去了。
1979年的暑假，我們幾個人坐火車去煙台。在從青島至煙台的藍村換車的時候，我聽見大毛的聲音在驚喜地叫喚我的名字。原來他在一輛方向與我相反的火車裡。火車在行進著，聲音響了好一會兒，大毛的臉才從車窗裡伸了出來。我朝那張長了鬍子的臉興奮地「氨了一聲，那張臉就模糊了，很快就變成一個沒有表情的黑點，側掛在火車的車窗上。
在我畢業的那個暑假前夕，大毛給我掛來了長途電話。不知大毛是用什麼方式說服了傳達室的老頭、他居然同意在晚上九點鐘的夜色裡蹣跚地摸到我們宿舍來叫我。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時候，電話還只是被用來傳達緊急消息。我一聽有我的電話，全身就緊張了起來。我如箭一般地衝下樓，只用了兩分半鍾就趕到了校門口的傳達室。可是電話的話筒不知道已經被誰掛在了機座上。我還是拿起話筒聽了好一會兒。第二天晚上，大毛又來了電話。我跑到傳達室門口，透過鎖著的紗門，看見黑色的話筒孤零零地被撇在油漆斑駁的桌子上。我衷心地希望傳達室老頭身體健康，腳步能夠邁得更快一些。
可他還是在我等待了六分鐘之後才來給我開鎖。我拿起話筒，話筒裡果然已經是一片忙音。我不知道大毛有什麼事情？或者說出了什麼事情？因為他居然使用了電話！第三天晚飯之後，我就去郵局掛長途電話去了。我找了幾個郵局，都說不能掛長途，要到專門的電訊營業所才有該項業務。我轉了幾次公共汽車，總算找到了掛長途電話的地方。我在一張單子上填寫了大毛的學校地址和他宿舍的號碼，營業員遞出來一張被無數的手指摸得油膩膩的小紙片，上面寫著一個號碼。之後，我就開始了漫長的等待。一個小時過去了，兩個小時過去了，營業員叫號的聲音總是兀然地響起，令我在瞬間遭遇一次希望與失望。她叫的號碼總是與我的小紙片上的號碼不符。夜已漸深，我擔心回校太晚，學校關門。可是我又已經等了這麼長時間了，實在不忍放棄已經付出的等待。後來，待到營業員叫到我的號碼的時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一再地確認了自己的號碼才急促地跑進電話間。
我說：喂！
對方也盲目地用一種飄忽的高聲說：喂喂！
這不是大毛的聲音。這是大毛他們學校的傳達室。傳達室也要在證實了我傳呼誰之後再去叫誰。
他們的傳達可能比我們的年輕，走路比較快。我聽見一個有力的腳步來了，我的心提了起來，接著還是那個盲目的聲音，它簡單地無情地對我說：他不在。
電話就被掛斷了。我回到學校的確是晚了一點，大門叫不開。我只好從大門上面翻過去。當我正騎在大門頂端的時候，傳達室的老頭出現了，他用手電簡直射我的眼睛，牢騷滿腹地說：如今真是不像話！女生在外面鬼混到深夜才回來，還會像土匪一樣地飛簷走壁了！
我沒有再敢出去打長途電話。我對長途電話的畏懼超過了對傳達室老頭的畏懼。長途電話與傳達室老頭加在一起的麻煩超過了我對大毛為什麼給我來電話的好奇。
幾天以後，我應邀去一個醫生家作客。這位醫生是我的第一個實習老師。我在武鋼一棟宿舍樓的樓道裡遇見了大毛。大毛和黃凱旋正在下樓，他們大聲地說笑著，帶著洗頭之後的香皂的氣息。大毛看見我之後站住了，搖了搖頭，又眨了眨眼睛，像話劇演員那麼強調地說：真的是你啊！
大毛是這天下午剛到武漢的，是黃凱旋開著單位的車去接的他。他就住在黃凱旋的家裡。他說準備明天上午去我們學校的。大毛急急忙忙地解釋著。我們都沒有因為巧遇而改變我們這天晚上本來的計劃。他是要和黃凱旋去看電影《城南舊事》的，據說這部電影非常好，黃凱旋特意為歡迎他而好不容易弄來了票子。我則想都沒有想是否應該去對那位醫生說一下，更改一下接受邀請的時間。
大毛在電影院遇上了他以前的好幾個朋友。他的朋友好像到處都是，來得非常容易。這樣，大毛就被他的朋友接走了。他們去遊覽了黃州文赤壁和蒲折武赤壁。大毛讓黃凱旋來問我願意不願意和他們一起去。我說不願意。我和黃凱旋說話比較隨便。
我說我又不認識大毛的那些個朋友。黃凱旋說你呀你這個人，我就知道你不會去的。其實你去了不就和大伙認識了？我說我要認識那麼多人做什麼？黃凱旋說其實大毛是特意看看你的，他分配在北京了，工作以後就沒有時間了。
原來大毛給我打電話就是急於告訴我他的分配結果。他被如願以償地分配到了北京某部委。這是一個牌子很大的中央機構。大毛說：電話找不到人他乾脆就來武漢得了。人是幹什麼的嘛？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大毛說他這些話的時候喜形於色，人生的得意怎麼也掩飾不祝在黃凱旋的精心安排下，我和大毛終於有了一個單獨在一起的時間。上午九點鐘，我們分別來到了漢口的江漢關。碰頭之後我們就沿著江漢路一直往大街上走。大毛建議我們逛逛書店，然後就去吃著名的蔡林記熱乾麵，然後就到民眾樂園聽聽漢劇、楚戲什麼的。我同意了大毛的建議。儘管我覺得我們這樣的行動帶著沒有任何基礎的空虛感，也不知道會用什麼樣的收場來作為結局。但是大毛從北京特意地來了，我也就不能太堅持原則了。
沒有料到的是，其實一切都不用我前思後想，生活自有它的規則。一場節外生枝的意外很快就結束了大毛的武漢之行。
我們在江漢路上步行了十來分鐘，來到了十字路口，這裡正在修建環形高架橋，人行道變得非常狹窄，偏巧這裡又是最繁華、人流量最大的地方。行人都擁擠在一塊兒，摩肩接踵地移動著。我的身後有一個男人早就不耐煩了。
他不斷地催促我說：快一點！快一點！
我回過頭告訴他：對不起，我快不了，前面都是人。
可是這個男人還是粗魯地用指頭捅著我的肩，說：快一點好不好！
他用一口漢腔罵罵咧咧地說：個把媽的，天上怎麼不掉下一顆原子彈，把這麼多婊子養的人都殺光它！
大毛擎住了男人的手指頭，然後把它甩到一邊，說：請你對女同志禮貌一點。
男人伸手就要打大毛，說：咦呀嗨，太陽從西邊出來了，江漢路上還冒出了一個敢管閒事的普通話！
這個時候的大毛已經是參加過大學生運動會的田徑運動員，他比那男人高多了，也強壯多了。大毛不僅敏捷地接住男人的巴掌還暗中使了一點勁。男人臉色頓時就變了。他一蹦三尺高，指著大毛的鼻子說：好！好！你給老子等著！老子今天踏平江漢路也要找到你！
男人飛快地擠出了人群。我和大毛都以為事情就此過去了。可是周圍的武漢人警告我們說：你們要趕快走掉！否則大禍臨頭了！我和大毛都有一點不以為然。這青天白日的，又是武漢市最繁華的大街，交通警察就站在十字路當中的崗亭上在指揮交通，還會有什麼事情嗎？尤其是大毛，血氣方剛的小伙子，又是在女同學面前，自然要表現得更加地從容不迫。可是，過了一會兒，我們身後就發生了異常的騷動。我回頭一看，那個男人，率領五六個地痞，拎著西瓜刀和木棍，一路推開路上的行人，殺氣騰騰地追上來了。
我不顧一切地拉著大毛就跑。大毛還不願意。
我當街就朝大毛髮脾氣了。我說：大毛，你現在要是不聽我的，我從此絕對不再理睬你！絕對！我知道武漢人的德行，這些人上來就會拿刀捅人的。
我急得嗓音都變調了。大毛這才跟著我跑進了新華書店。我經常來逛這家書店，知道它與古籍書店和翰墨林都是相通的。最近它還開闢了一間地下室，專門賣古舊書籍。地下室的門非常隱蔽，一般人都不知道。男人一夥跟著追進了新華書店，一路耀武揚威地吆喝著，所有的人都紛紛讓道。大毛屈辱地被我死死地拽著，跟著我轉彎抹角地跑進了地下室。在地下室營業的還是往日的那位老營業員。老頭對我已經面熟。我趕緊把大致情況告訴了他。他的眉頭立刻皺了起來，說：不好！老營業員讓大毛趕緊睡進書架下面的書櫃裡去。
大毛斬釘截鐵地說：不！我就站在這裡等他們！
我低聲吼叫道：大毛！
大毛就是不聽，昂首挺立，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我的眼淚急得流下來了。
老營業員見此情形，他就端了自己的茶杯出去了。老營業員把地下室的門帶上並且掛上了鎖。他自己則坐在外面喝茶。男人一夥到底還是尋過來了。他們大聲地問道：老師傅，看見一男一女兩個大學生模樣的人了嗎？
老營業員就和戰爭電影裡面的革命群眾一樣機智，他說：看見了，你們上樓的時候，他們早就跑出去了。
危險過去了。我坐在地下室的舊書報上好半天站不起來。一味地只知道對老營業員感激涕零。大毛突然揮起一拳砸在一隻舊木箱上。木箱上的一顆生銹的釘子刺進了大毛的手。大毛的血順著鐵釘往下滴，大毛一咬牙將鐵釘拔了出來。我怕大毛感染破傷風桿菌，連忙把他帶到醫院注射了破傷風疫苗。
然後就找來黃凱旋，設法將大毛送上了北去的列車。
大毛在月台上舉著他受傷的拳頭，對我大叫道：冷志超，他媽的這種鬼地方，又不是你的故鄉，你打算呆多久！
月台上的人都紛紛看我。我沒有說話。我只是體諒地朝他送去了微笑。心有餘悸的我此時只有一個願望：祝他一路平安地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