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上海，是1984年，大概是5月。上海文藝出版社舉辦“《小說界》第一屆文學獎”頒獎活動，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康家小院》榮幸獲獎，便得到走進這座大都市的機緣，心裡踴躍著興奮著。整整二十年過去，儘管後來又幾次到上海，想來竟然還是第一次留下的瑣細的記憶最為經久，最耐咀嚼，面對後來上海魔術般的變化，常常有一種感動，更多一縷感慨。
第一次到上海，在我有兩件人生的第一次生活命題被突破。
我買的第一雙皮鞋就是那次在上海的城隍廟購買的。說到皮鞋，我有過兩次經歷，都不大美好，曾經暗生過今生再不穿皮鞋的想法。大約是西安解放前夕，城裡紛傳解放軍要攻城，自然免不了有關戰爭的恐慌。我的一位表姐領著兩個孩子躲到鄉下我家，姐夫安排好他們母子就匆匆趕回城裡去了。據說姐夫有一個皮貨鋪子，自然放心不下。表姐給我們兄姊三人各帶來一雙皮鞋。父親和母親讓我試穿一下。我在屋子裡走了幾步就脫下來，夾腳夾得生疼，皮子又很硬，磨蹭腳後跟，走路都蹺不開腳了。大約就試穿了這一次，便永遠收藏在母親那個裝衣服的大板櫃的底層。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我已經在家鄉的公社（鄉）裡工作，仍然穿著農民夫人手工做的布鞋。
我家鄉的這個公社（鄉）轄區，一半是灞河南岸的川道，另一半即是地理上的白鹿原的北坡。幹部下鄉或責任分管，年齡大的幹部多被分到川道裡的村子，我當時屬年輕幹部，十有八九都奔跑在原坡上某個坪某個溝某個灣的村子裡，費勁吃苦倒不在乎，關鍵是騎不成自行車，全憑腿腳功夫，自然就費腳上的布鞋了。一雙扎得密密實實的布鞋底子，不過一月就磨透了，後來就咬牙花四毛錢釘一頁用廢棄輪胎做的後掌，鞋面破了妻子可以再補。在這種穿鞋比穿衣還麻煩的悄境下，妻弟把工廠發的一雙勞保皮鞋送給我了。那是一雙翻毛皮鞋。我冬夏春秋四季都穿在腳上，上坡下川，翻溝踔灘，都穿著它。既不用擦油，也不必打光，鄉村人那時候完全顧不得對別人的衣飾審美，男女老少的最大興奮點都敏感在糧食上，尤其是春天的救濟糧發放份額的多少。這雙翻毛皮鞋穿了好幾年，鞋後掌換過一回或兩回，鞋面開裂修補過不知多少回，仍捨不得丟掉，幾年裡不知省下多少做布鞋的鞋面布和錐鞋底的麻繩兒和鞋底布，做鞋花費的工夫且不論了。到我和家庭經濟可以不再斤斤計較一雙布鞋的原料價值的時候，我卻下決心再不穿皮鞋尤其是翻毛皮鞋了。體驗刻骨銘心，雙腳的腳掌和十個腳趾，多次被磨出血泡，血泡干了變成厚繭，最糟糕的還有雞眼。
這回到上海買皮鞋，原是動身之前就與妻子議定了的重大家事。首先當然是家庭經濟改善了，有了額外的稿酬收入，也有額內工資的提升；再是親戚朋友的善言好心，說我總算熬出來，成為有點名氣的作家了，走南闖北去開會，再穿著家做的燈芯絨布鞋就有失面子了。我因為對兩次穿皮鞋的切膚記憶體會深切，倒想著面子確實也得順及，不過還是不用皮鞋而選擇其他式樣的鞋，穿著舒服，不能光彩了面子而讓雙腳暗裡受折磨。這樣，我就多年也未動過買皮鞋的念頭。“買雙皮鞋。”臨行前妻子說，“好皮鞋不磨腳。上海貨好。”於是就決定買皮鞋了。“上海貨好。”上海什麼貨都好，包括皮鞋。這是北方人的總體印象，連我的農民妻子都形成並且固定著這個印象。那天是一位青年作家領我逛城隍廟的。在他的熱情而又內行的指導下，我買了一雙當時比較價高的皮鞋，寬大而顯得氣派，圓形的鞋頭，明光珵亮的皮子細膩柔軟，斷定不會讓腳趾受罪，就買下來了。買下這雙皮鞋的那一刻，心裡就有一種感覺，我進入穿皮鞋的階層了，類似進了城的陳奐生的感受。１
回到西安爾郊的鄉村，妻子也很滿意，感歎著以後出門再不會為穿什麼鞋子發愁犯難了。這雙皮鞋，只有我到西安或別的城市開會辦事才穿，回到鄉下就換上平時習慣穿的布鞋。這樣，這雙皮鞋似乎是為了給城裡的體面人看而穿的，自然也為了我的面子。另外，鄉村裡黃土飛揚，穿這皮鞋需得天天擦油打磨，太費事了；在整個鄉村還都顧不上講究穿戴的農民中間，穿一雙油光閃亮的皮鞋東走西逛，未免太扎眼……這雙皮鞋就穿得很省，有七八年壽命，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才換了一雙新式樣。此時，我居住的鄉村的男女青年的腳上，各色皮鞋開始普及。
我第一次吃鱔魚，也是那次上海之行時突破的。關中人尤其是鄉下人，基本不吃魚，成為外省人尤其是南方人驚詫乃至譏笑的蠢事。這是事實。這樣的事實居然傳到胡耀邦耳朵裡，他到陝西視察時在一次會議上講過：“聽說陝西人不吃魚？”其實秦嶺南邊的陝南人是有吃魚傳統的，確鑿不吃魚的只是關中人和陝北人。我家門前的灞河裡有幾種野生魚，有兩條長鬚不長鱗甲的魚，還有鯽魚，稻田里的黃鱔不被當地人看作魚類，而視為蛇的變種。灞河發洪水的時候，我看到過成堆成堆的魚被衝上河岸，曬死在包谷地裡，發臭變腐，沒有誰撿拾回去嘗鮮。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時，西安擁來了許多東北和上海老工業區的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這些人因為買不到魚而生怨氣，就自製釣竿到西安周圍的河裡去釣魚。我和夥伴們常常圍著那些操著陌生口音的釣魚者看稀罕。當地鄉民卻譏諷這些吃魚的外省人：南蠻子是髒熊，連腥氣烘烘的魚都吃！我後來儘管也吃魚了，卻幾乎沒有想過要吃黃鱔。在稻田里我曾像躲避毒蛇一樣躲避黃鱔，那黑黢黢的皮色，不敢想像入口會是一種什麼感覺。
那天在上海郊區參觀之後，晚飯就在當地一家餐館吃。點菜時，《小說界》編輯現任副主編的魏心宏突然興奮地叫起來：“啊呀，這兒有紅燒鱔絲！來一盤來一盤鱔絲。”還歪過頭問我，你吃不吃鱔絲，就是鱔魚絲。我只說我沒吃過。當一盤紅燒鱔絲端上餐桌時，我看見一堆紫黑色的肉絲，就浮出在稻田里踩著滑溜的黃鱔時的那種恐懼。魏心宏動了筷子，連連讚歎味道真好做得真好。隨之就煽動我，忠實你嘗一下嘛，可好吃啦，在上海市內也很少能吃到這麼好的鱔絲。我就用筷子夾了一撮鱔絲，放入口裡，倒也沒有多少冒險的驚恐，無非是耿耿於黃鱔醜陋形態的印象罷了。吃了一口，味道挺好，接著又吃了，都在加深著從未品嚐過的截然不同於豬、牛、羊、雞肉的新鮮感覺。盛著鱔絲的盤子幾乎是一掃而光，是餐桌上第一盤被吃光掠淨的菜。似乎魏心宏的筷子出手最頻繁。多年以後，西安稍有規格的餐館也都有鱔絲、鱔段供食客選擇了，我常常偏重點一盤鱔絲。每當此時，朋友往往會側頭看我一眼，那眼神裡的詫異和好奇是不言而喻的。
還有兩把小勺子，也是此行在上海城隍廟買的，不銹鋼做的，把兒是扁的。從造型到拿在手裡的感覺，都特別之好，不知在什麼時候弄丟了一把，現在僅剩一把，依然光亮如初，更不要說銹痕了。有時出遠門圖得自便，我就帶著這把勺子，至今竟然整整20年了。
還有一個細節，頗有點刻銘的意味。
還是那位年輕作家陪我逛街。我們隨意走著，我已記不得那是條什麼街什麼弄了，只記得街道兩邊多是小店舖。陪我的青年作家隨意介紹著傳統風情和市井傳聞，我也很難一遍成記，儘管聽得頗有趣味。突然看見一個十分擁擠的場面，便停住腳步。一家小店僅一間窄小的門面，塞滿了顧客，往裡硬擠的人在門外擁聚成偌大的一堆；從裡頭往外擠的人，幾乎是從對著臉擁擠的人的肩膀上爬出來；絕大多數為男性青年，亦有少數女性夾在其中，肌膚之緊密接觸也不忌諱了；往外擠著的人，手裡高揚著一種白底碎花的襯衫。不用解釋，正是搶購這種白底上點綴著藍的紅的黃的橙的小花點的襯衫。
1984年春末夏初，上海青年男女最時髦、最新潮的審美興奮點，是白底花點的襯衫。
十餘年後，我接連兩三次到上海。朋友們領我先登東方明珠電視塔，再逛浦東新區，令我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新的景觀和創造新景觀的奇跡般的故事，從眼睛和耳朵裡都溢出來了。我在寶鋼的軋鋼車間走了一個全過程，入口處看見的橙紅色的鋼板大約有兩塊磚頭那麼厚，到出口處的鋼材已經自動捲成等量的整捆，厚薄類近厚一點的白紙，最常見的用途是做易拉罐。車間裡幾乎看不見一個工人，我也初識了什麼叫全自動化操作。技術性的術語我都忘記了，只記住了講解員所講的一個事實：這個鋼廠結束了中國鋼鐵業不能生產精鋼的歷史，改變了精鋼完全依賴進口的局面。儘管是外行，這樣的事實我不僅能聽懂，而且很敏感，似乎屬於本能性地特別留意，在於百年以來留下的心理虧虛太多了。
從小學生時代直到進入老齡的現在，我都在完成著這種從祖先遺傳下來的先天性心理虧空的填墊和補償過程。我們的第一台名為“解放牌”的汽車出廠了。我們有了自己生產的“紅旗牌”轎車。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我們的衛星上天了飛船也進入太空了。我們有了國產的彩色電視和國產空調和國產電腦和國產什麼什麼產品。這樣的消息，每有一次都是對那個心理虧虛的填墊和補償，增加一份驕傲和自信，包括製造易拉罐的這種鋼材對進口依賴的打破，也屬同感。我便想到，什麼時候讓歐美人發出一條他們也能“國產”中國的某種獨門技術的產品的消息的時候，我的不斷完成著填墊補償心理虧空的過程，才能得到一個根本性的轉折。
告別布鞋換皮鞋的過程發生在上海。吃第一口黃鱔的食品革命也始發於上海。這些讓我的孩子聽來可笑到懷疑虛實的小事，卻是我這一代人體驗“換了人間”這個詞兒的難以輕易抹去的記憶。還有歷歷在目的上海青年搶購白底花點襯衫的場景，與我上述的皮鞋和黃鱔的故事差不了多少。在南方和北方、東部和西部都被灰色黑色和藍色的中山服紅衛服覆蓋著的國家裡，一雙皮鞋一餐鱔魚絲和一件白底花點襯衫，留給人的鏤刻般的記憶，記憶裡的可笑和慶幸，肯定不只屬於我一個人。
2004.7.5 二府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