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夜光杯》版面上讀到說“抬槓”的一篇短文，頗為興奮。一在“抬槓”這詞彙，我以為只是陝西的方言，從字面上很難揣摩其本意所指，所以在已往的寫作中很少採用，艱澀的方言不僅於文字敘述難增色彩，反倒會給讀者造成閱讀障礙，如同吃飯碰到硌牙的沙粒，這是我選擇方言的標準。讀到這篇說“抬槓”的有趣文章，起碼讓我知道陝西之外的某個地域的人，也說“抬槓”這個話。再，由這篇文章的閱讀，引發起我的有關“抬槓”的趣事趣人的記憶，也想說一說湊點趣談。
在我生活的關中鄉村，在我工作過的機關，幾乎每個村子每個單位都會遇到一個愛跟人“抬槓”的角色。所謂“抬槓”，主要指說話，你說東好，他偏會抬出西好的例證，似乎總與人作對，鬧彆扭。鄉間把這種人稱為“槓頭”。
民間流傳著不少關於“抬槓”的經典話語。孫子問爺爺：“樹上的柿子咋那麼紅呀？”爺爺說：“日頭曬的。桃呀杏呀沙果呀都是日頭曬紅的。”孫子反詰：“紅蘿蔔長在土裡，壓根兒沒見過日頭，為啥也是紅的？”爺爺被問得啞口無言。孫子又問：“爺爺你臉上咋有那麼多渠渠兒（皺紋）？”爺爺說：“爺爺老了。老了的人都是這個樣子。你長到爺爺這把年紀，也是滿臉的深渠兒淺渠兒。”孫子又反詰道：“咱家的豬娃剛生下來，為啥也是一臉渠渠兒？比你臉上的渠渠兒還多還深？”……
類似這種“抬槓”的民間笑話，常常把取笑的對象對著私塾先生，讓他們在學生的“抬槓”話語的反詰中出醜。我粗略想來，“抬槓”的人多出自天性，性格使然。他們好像從小小年紀就顯示出不歸行列而旁逸斜出的個性，用今天的話說屬於“另類”。他們的思維往往是反向的，而且很敏捷，隨時隨地都會對大路的主流思維做出反向的辯駁。就我接觸和見識過的“槓頭”人物，有的性格倔拗，行為舉止和臉色眼神，都讓人一看就是個不入轍的傢伙，出口就會頂得你跌個跟頭，反不上話來；有的性情卻十分隨和，蔫不拉唧不動聲色，臉孔和眼角總浮泛著捉弄人的神氣，輕聲慢語裡亮出來的卻是意料不及的“槓話”。他們看似處處與人作對，卻獲得周圍人的喜歡，在於他們的“槓話”給人們帶來意外的驚喜，得一時之開心，並不計較那“槓話”違背了普遍的生活哲理。有時候，他們的“槓話”卻被生活實踐所證明，因為生活運動裡往往有“少數人掌握真理”的事象存在。他們的“槓”就“抬”對了，“抬”出水平了。
如果剔除開“抬槓”中那些片面的故意偏執的意趣，“槓頭”們的某些不隨大流的獨立精神倒是於人有益的。尤其是當一種“流行”覆蓋了整個社會、你不“流行”便難以存活的世相發生的時候，有一點“槓頭”們反叛的“槓勁兒”，可能會找到更適宜自己生存和創造的道路和途徑。上世紀80年代，先鋒派文學在中國文壇潮起的時候，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幾乎被視為過時的中山裝，誰不說先鋒創作和先鋒理論誰就難得有一口飯吃。記得路遙在這樣的“流行”時風裡說過一句話：“我不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亞羊’。”這是一個頗富個性的比喻式“抬槓”。當時，陝西引進了優質優種的澳大利亞細毛羊，在省內尤其在有養羊傳統的陝北，向牧民和農民推廣。為了農牧民致富，應當是好心好意；為了排除農牧民習慣意識裡對本地羊的依戀，免不了把澳大利亞羊說得天花亂墜一好百好，同樣免不了把當地羊種說得一錢不值一無是處。路遙是陝北人，對羊尤其熟悉也尤其敏感，於是就有了類比先鋒文學潮起時那種現象的妙語。他便以“槓勁兒”挑戰，不是語言辯論，而是悶住頭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探索實踐，默默六年過去，完成現實主義的百萬字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贏得了讀者的廣泛呼應。十餘年後，我在《文藝報》所作的一次讀者調查報告中看到，《平凡的世界》在被調查的大學生讀者中，閱讀量排列首位。近年又從雜誌上看到，當年許多先鋒派作家紛紛回歸到現實主義創作，頗富啟示。
我倒以為，現實主義是一條創作方法，先鋒派也是一種藝術流派，況且還有諸如魔幻現實主義、荒誕派、象徵派等種種創作方法，都出現過經典的或傑出的文本，也成就過大家大師。問題僅僅在於，既不要把文壇弄成現實主義獨尊的一統天下，也不要時興什麼流派就全搞成什麼流派的一色樣式，不要搞成“全世界都只能養澳大利亞羊”。藝術創造尤其重要的是個性化的創造活動。作家個人的氣質和個性，作家獨有的生活體驗和生命體驗，需要找到一種最適宜最恰當的表述形式，才能得到最完美的表述。一種創作方法或流派，既不可能適宜個性迥然的所有作家，甚至同一作家也不可能用一種寫作方法去表現各種體驗，這是常識。
“抬槓”者往往執一端而蔑視普遍，只當趣事罷了。“抬槓”者說不定執的那一端，卻是被普遍現象掩飾住的真諦，倒令人欽佩。尤其在當今一潮捲過一潮一風掀起一風的迷彩世相裡，有一點清醒的辨識和選擇，再加上“槓頭”們的某些“槓勁兒”，對於想在這個世界上成一點事的人來說，可能還是有益有用的。
2006.4.17 二府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