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清楚地記得是在1985年，我在報紙和刊物的閱讀中，覓獲到一個關於小說創作的新鮮理論，叫做“文化心理結構”。我竟然一下子被這個學說折服了。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當是新時期以來文壇最活躍最富創造活力的一個時段，各種新鮮的新潮理論和種種前所未聞的主義的試驗文本一浪迭過一浪，令人目不暇接。我之所以被“文化心理結構”說折服，完全是出於對自己創作狀態的把握和反省。我那陣兒正興趣十足地寫作著中篇小說，正在探試著現實主義藝術方法的新的張力的種種可能性，不可避免地苦惱著如何達到現實主義高層境界所規定的兩個“典型”，即“典型環境裡的典型人物”。“文化心理結構”說正好在我不無苦惱的探求過程裡，提供了塑造人物的一條新的途徑，即從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去解析你要創造的人物的心理結構形態，進而準確地把握人物的心理秩序，達到揭示人物心理真實的藝術效果，性格的典型性才會成為可能。
我十分自然地用這個學說解讀中國新文學的經典讀本。從實際寫作的意義上說，阿q成為一個空前絕後的典型，恰是魯迅洞穿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而創造成功的一種令人驚駭的典型標本。即如短篇小說《風波》裡的七斤，被剪掉辮子後的慌惶無著手足無措的行為，正是以辮子為表徵的舊的觀念和價值取向所形成的超穩定性心理結構形態被顛覆了。魯迅敏銳地抓住了一個民族發展史上劃開兩個時代的那個剪辮子的細節，堪為歷史性細節。
我自然又聯想到《家》。讀這部小說時我剛剛從少年進入青年，儘管距小說出版的時間已經久遠，儘管已經是新中國建國超過十年了，儘管高家深宅的生活氣氛與我親歷的農家小院的生活相去甚遠，我不僅沒有感覺到隔膜，反而為高家三兄弟的情感歷程折磨得揪心傷痛抑揚頓挫。《家》裡的人物和故事，便成為至今仍然鮮活的記憶。不單是那種年齡裡特有的記憶功能，同期閱讀過的許多小說早已淡忘了。從已成定論的藝術評價上說，巴金創造出了那個時代中國人的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高家深宅裡老少兩代主僕之間所經歷所遭遇的故事，無疑是活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人的普遍性精神歷程，自然會發生普遍而又深刻的社會呼應，以至幾十年後的我在閱讀時依然發生心理的直接衝擊和完全切近的感受。
幾十年後，我突然冒出重新解讀《家》的探試性興趣。書沒有再讀，記憶裡的人物和情節的大致輪廓，正好作為新的透視和解析的疏朗框架。我看出了兄弟三人的性格差異，在於封建文化封建觀念所形成的心理結構的差異上，在於各自心理結構的穩定性的差異上，在於接受新的知識新的觀念對原有的心理結構的平衡所產生的顛覆性的差異上。以同樣的視角和同樣的途徑，我可以抵達高老爺子的心理結構形態所遭遇到的撞擊所發生的顛覆。封建文化所奠定的封建道德觀價值觀，被“五·四”新文化所倡揚的新道德觀價值觀革除取代的衝撞發生時，原有的心理結構形態面臨著平衡的被打破以至被顛覆。被顛覆過程中的痛苦是必然的，我們可以用解放用革命這些詞彙來概括，也可以用心理結構的除舊布新來形象化表述，實質上都是完成一個心理剝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就是一個民族完成精神和心理的復興復壯的過程。這樣，從創作的職業角度上，我感知到巴金把握人物塑造人物的“秘笈”。不管當年有無“心理結構”說，並不重要，巴金卻早已用創作實踐成功地完成了這個過程。魯迅亦然。也許這種關於小說創造中的人物“心理結構”說，正是從巴金、魯迅等中外作家的傑出作品裡歸結出來的創作理論。這樣，從文學的社會意義上說，《家》，便成為上世紀初處於新舊兩個時代交替過程的一個標誌性作品，且不論它對於那個時代的深層震撼，對那個時代的挑戰和感召。從文學的視鏡透視和研究中國人近百年來的精神心路歷程時，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會再次掀開小說《家》來。這就是文學的不朽。
我在重新解讀前輩們的這些作品時，還驚訝一個小小的發現，魯迅先生筆下的七斤剪辮子引發的慌惶無助，和巴老筆下的高家深宅大院父父子子所遭遇的痛苦和惶惑來自同一個淵源，即同一種文化同一種價值觀道德觀所織成的同一種心理結構形態。文化水準、職業、生存環境的差異是外在的，而心理結構的類同，決定著那個時代所有人進入心理剝離過程時的難以避免的痛苦。至今依然對我的寫作具有啟示，即不必把主要興趣完全投入到諸如工人農民或其他什麼身份的職業特性上，或不同地域的生活習俗上，而是關注作為人的心理形態，這才是最具溝通各種職業各個階層乃至各個種族心靈的東西。
巴金已經走過整整一個世紀。《家》等作品早已獲得不朽。巴金也同樣獲得不朽。他把自己的智慧專注地投入藝術創作，以及作為一個藝術家的精神人格，肯定成為同樣繼續著文學創造活動的我們的楷模和警示碑。
2003.11.19於二府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