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頓午餐，留下兩個人半生的記憶。
這兩個人，一個是作家劉恆，一個是我。
11月中旬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作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在堪稱豪華的北京飯店的過廳裡，我和劉恆碰見了相遇了，幾年不見，他胖了，頭髮卻稀疏了。心想著按他的年紀，頭髮不該這麼稀，眼見的卻稀了。對視的一瞬，都伸出手來握到一起。沒有熱烈的問候，也沒有摟肩捶胸的親暱舉動，他似乎和我一樣不善此舉。剛握住手，他便說起那頓午餐，在我家鄉的灞橋古鎮上吃的那一碗羊肉泡饃。正說間，圍過來幾位作家朋友，劉恆著意強調是站在街道邊上吃的。我說是的，一間門面的小飯館容納不下洶湧而來的食客，就站在飯館門外的街道上吃飯，站著還是蹲著我記不清了……
這是1980年夏天的事。
這年的春節剛剛過罷，我所供職的西安郊區隨區劃變更為雁塔、未央和灞橋三個區。我的具體單位郊區文化館也分為三個。我選擇了離家較近的灞橋區文化館，為著關照依賴生產隊生活的老婆孩子比較方便，還有自留地須得我播種和收割。剛剛設立的灞橋區缺少辦公房舍，把文化館暫且安排到距離區政府機關近十里遠的灞橋古鎮上。這兒有一家電影院，用木材和紅瓦建構的放映大棚，據說是1958年大躍進年代興建的文化娛樂設施，地上鋪的青磚已經被川流不息的腳步踩得坑坑窪窪了，既可見久遠的歷程，更可見當地鄉民觀賞電影的盛況。放映棚後邊，有一排又低又矮的土坯壘牆的平房，是電影放映人員工作和住宿兼用的房子，現在騰出一半來，給我等文化館幹部入住，同時也就掛出一塊灞橋區文化館的白底黑字的招牌。我得到一間小屋，一張辦公桌、兩把椅子和一塊床板，都是公家配備的公物，一隻做飯燒水的小火爐是自購的私家財物，燒煤是按統購物資每月的定量，到三里外的柳巷煤店去購買。我那時已官晉一級，兼著區文化局副局長，捨棄了區政府給文化局分配的稍好的辦公室，選擇了和文化館幹部攪和在一起。我喜歡古人折柳送別的這個千古老鎮，一縷溫情來自橋南頭的高中母校，三年讀書留下的美好記憶全都浮泛出來了；另一縷情思或者說情調，來自職業愛好，多年來舞文弄墨儘管還沒弄出多大的響聲，儘管生活習性生活方式和當地農民差不了多少。而文人的那些酸不酸甜不甜的情調卻頑固地潛在著，諸如早春到剛剛解凍的灞河長堤上漫步，看楊柳枝條上日漸萌生的黃色嫩芽，夏日傍晚把腳伸進水裡看長河落日的燦爛歸於模糊，深秋時節灞河灘裡眼看著變得枯黃的雜草野花，每逢集日擁擠著推車挑擔拉牛牽羊的男女鄉民，大自然在這個古鎮千百年來週而復始地演繹著綠了枯了暖了又冷了的景致。剛跨入20世紀80年代的古鎮周邊的鄉民在這裡聚集，呈現出從極“左”律令下剛剛獲得喘息的農民臉上的輕鬆和腳下的急迫，我常常在牛馬市場木材市場和小吃攤前沉迷……我覺得傍著灞河依著一堤柳綠的古鎮灞橋，更切合我的生活習性和生存心理。
劉恆突然來了。是我在這個古鎮落腳扎鋪大約半年。1980年正值酷暑三伏最難熬的季節，一個高過我半頭的小伙子走進電影院後院的平房，找我，自我介紹是《北京文學》的編輯。我在讓座和遞茶的時候，心裡已不單是感動，更有沉沉的負疚了。古鎮灞橋通西安的13路公交汽車，那時候是一小時一趟，我每逢到西安趕會或辦事，在車上前胸後背都被擠擁得長吸粗吁；汽車在坑坑窪窪的沙石路上左避右躲，常常抵不上小伙子騎自行車的速度。這是唯一的公共交通設施，別無選擇，出租車的名稱還沒有進入中國人的生活。劉恆肯定是冒著燥熱乘坐西安到城郊的這班公共汽車來的，而且是從北京來的。我的那間宿辦合用的屋子，配備兩把椅子，超過兩個來客我便坐在床沿上，把椅子讓給客人，沙發在那時也是一個奢侈的名詞。劉恆便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喝我遞給他的粗茶。他說他來約稿。他似乎說他剛進《北京文學》做編輯不久。他說是老傅讓他來找我的。說到老傅，我頓然覺得和近在咫尺的這位小伙子拉得更近了，距離和陌生頓然大部分化釋了。
二
老傅是傅用霖，年齡和我不相上下，還不上四十，大家都習慣稱老傅而很少直呼其名，多是一種敬重和信賴，他的謙和誠懇對熟人和生人都發生著這樣潛在的心理影響。我和他相識在1976年那個在中國歷史不會淡漠的春天。已經復刊出版的《人民文學》雜誌約了8名業餘作者給刊物寫稿，我和老傅就有緣相識了。他不住編輯部安排的旅館，我和他也就只見過兩回面，分手後也沒有書信來往。1978年秋天我從公社（鄉鎮）調到西安郊區文化館，專注於閱讀，既在提升擴展藝術視野，更在反省和涮滌極“左”的思想和極“左”的藝術概念，有整整三個月的時間，完全是自我把握的行為。到1979年春天，我感到一種表述的慾望強烈起來，便開始寫小說，自然是短篇。正在這時候，我收到老傅的約稿信。這是一封在我的創作歷程中不會泯滅的約稿信，在於它是第一封。
此前在西安的一次文學聚會上，《陝西日報》長我一輩的老編輯呂震岳當面約稿，我給了他一篇《信任》。這篇6000字的小說隨之被《人民文學》轉載（那時沒有選刊，該雜誌辟有轉載專欄），到1980年初被評為第二屆全國短篇小說獎。老呂是口頭約稿。我正兒八經接到本省和外埠的第一封約稿信件，是老傅寫給我的，是在中國文學剛剛復興的新時期的背景下，也是在我剛剛擰開鋼筆鋪開稿紙的時候。我得到鼓舞，也獲得自信，不是我投稿待審，而是有人向我約稿了，而且是《北京文學》雜誌的編輯。對於從中學就喜歡寫作喜歡投稿的我來說，這封約稿信是一個標誌性的轉折。我便給老傅寄去了短篇小說《徐家園三老漢》，很快便刊登了。這是新時期開始我寫作並發表的第三個短篇小說。直到劉恆受他之囑到灞橋來的時候，我和他再沒見過面，卻是一種老朋友的感覺了，通信甚至深過交手。
三
我和劉恆說了什麼話，劉恆對我說了什麼話，確已無從記憶。印象裡是他話不多，也不似我後來接觸過的北京人的口才天性。到中午飯時，我就領他去吃牛羊肉泡饃。這肯定是作為主人的我提議並得到他響應的。在電影院我的住所的馬路對面，有鎮上的供銷社開辦的一家國營食堂，有幾樣炒菜，我嘗過，委實不敢恭維。再就是8分錢的素麵條和1毛5的肉麵條。我想有特點的地方風味飯食，在西安當數羊肉泡饃了。經濟政策剛剛鬆動，我在鎮上發現了頭一副賣豆腐腦的挑擔，也過了久違的豆腐腦口癮；緊跟著就是這家牛羊肉泡饃館開張，彌補或者說填充了古鎮飲食許久許久的空缺。這家僅只一間門面的泡饃館開張的炮聲剛落，在古鎮以及周圍鄉村引起的議論曠日持久，波及到一切階層所有職業的男女，肯定與疑惑的爭論互不妥協。這是1980年特有的社會性話題，牽涉到兩種制度和兩條道路的議爭。無論這種議爭怎樣持續，牛羊肉泡饃館的生意卻火爆異常，從早晨開門並撥旺昨夜封閉的火爐，直到天黑良久，食客不僅盈門，而且是排隊編號。呼喊著號碼讓客人領飯的粗音大響，從早到晚響個不停。尤其是午飯時間，一間門面四五張桌子根本無法容納湧湧而來的食客，門外的人行道和上一階土台的馬路邊上，站著或蹲著的人，都抱著一隻大號粗瓷白碗，吃著同一個師傅從同一隻鐵瓢裡用羊肉湯燴煮出來的掰碎了的饃塊。
我領著劉恆走出文化館所在的電影院的敞門，向西一拐就走到熙熙攘攘吃著喊著的一堆人跟前。我早已看慣也習慣了這壯觀的又是奇特的聚吃景象，劉恆肯定是頭一回駕臨並親自目睹，似不可想像也無所適從吧。我早已多回在這裡站著吃或蹲著吃過，便按著看似雜亂無序裡的程序做起，先交錢，再拿七成熟的燒餅，並領取一個標明順序數碼的牌號，自然要申明“普通”或“優質”，有幾毛錢的差價，有兩塊肉的質量差別。我招待遠道而來的貴賓劉恆，自然是肉多湯肥的“優質”。那時候中國人還沒有肥胖的恐懼，還沒有減肥尿糖抽脂刮油等富貴症，還過著拿著肉票想挑肥膘肉還得托熟人走後門的光景。我便和劉恆蹲在街道邊的人行道上，開始掰饃，我告訴他操作要領，饃塊盡量小點，湯汁才能浸得透，味道才好。對於外來的朋友，我都會告知這些基本的掰饃要領，然而這需得耐心，尤其是初操此法者，手指彆扭，掐也罷掰也罷往往很不熟練。劉恆大約耐著性子掰完了饃，由我交給掌勺的師傅。
我和劉恆就站在街道邊上等待。我估計他此前沒經過這種吃飯的陣勢，此後大概也難得再溫習一回，因為這景象後來在古鎮灞橋也很快消失了，不是吃午餐的人減少了，而是如雨後春筍般接連開張的私營飯館分解了食客，單是泡饃館就有四五家可供食客比對和選擇；反倒是那些剛剛扔下鐮刀戴上小白帽的鄉村少男少女，站在飯館門口用七成秦腔三成京腔招徠籠絡過往的食客。
四
幾年之後，我有幸得到專業作家的資格，可以自主支配時間，也可以不再坐班上班，自我把握和斟酌一番，便決定撤出古鎮灞橋，回歸到灞河上游白鹿原下祖居的老屋，吃老婆擀的麵條喝她熬燒的包谷糝子，想吃一碗羊肉泡饃需得等到進城開會辦事的機會。
住在鄉下，應酬事少了，閱讀的時間自然多了，在贈寄的一本雜誌上，我發現了劉恆，有一種特別興奮的感覺。隨之又讀到了《狗日的糧食》，我有一種抑壓不住的心理衝動，一個成熟的稟賦獨立的作家躍到中國文壇前沿了。每與本地文學朋友聊起文學動態，便說到《狗日的糧食》，也懷一份慶幸和得意，說到在灞橋街頭站著或蹲著招待劉恆的那一碗泡饃，朋友聽了不無驚詫和朗笑，玩笑說，你把一個大作家委屈了。我也隱隱感到，便盼著有一天能在西安最知名的百年名店“老孫家泡饃館”招待一回，挽回小鎮站吃的遺憾。這時候不僅公家有了列項的招待款，我個人的稿酬收入也水漲船高了，況且“老孫家”也得了劉華清題寫的“天下第一碗”的真筆墨寶，店堂已是冬暖夏涼和細瓷雕花碗的現代化裝備了，我在這兒招待過組團的兄弟省作家和單個來陝的作家朋友，卻遺憾著劉恆。劉恆似乎不大走動，似乎除了一部一部引起不同凡響的作品之外，再沒有其他逸事或作品之外的響動。我能獲得的信息，都是他的作品所引發的話題。這樣，劉恆在中國文壇的姿態，便在我心裡形成了，讓我無形中形成了敬重，不受年齡的限制。敬重不在年齡。
從1980年夏天初識於我的灞橋，街道邊的一頓午餐，成為我們二十多年深刻的記憶。這期間，我和劉恆大約有兩三次相遇，每當見面握手，便說到街頭的那頓午餐，一碗牛肉或羊肉泡饃。以我推想，隨著經濟快速發展，也隨著作家腰包的不斷填充，大餐小餐中餐西餐乃至豪華宴會，他和我都經歷過了。在他，起碼我沒聽見對某一頓大餐的感受；在我，即使吃過什麼稀罕飯菜，稀罕過後也就不稀罕了。灞橋街頭的這一頓牛羊肉泡饃，之所以讓兩個人經久不忘，我想在於這情景發生的年代——1980年夏天，中國新的發展契機初露端倪時的一個標誌性的年份，第一家私營飯館在古鎮灞橋張揚出來時的特有景觀；另一因由在於這碗牛羊肉泡饃，標記著那個年月的我的消費水平，自參加工作18年第一次漲薪，拿到45元月薪了，大約發表了10多篇小說，累計有1000多元的外快稿酬了，可以請本地和外埠的朋友吃一餐泡饃了；還有一點在於，蹲或站在街道上吃泡饃的這兩個人，後來都成了有點名氣的作家，一個在北京，一個還在關中。這似乎才是造成記憶不泯的關鍵，作家微妙的生活感受；此前此後我陪過老朋友新相識包括鄉村親鄰等都吃過，過後統忘記了；唯有作家不會忘記，我記著，劉恆也記著。
這回在北京飯店和劉恆握手，他開口便說起這頓牛羊肉泡饃午餐。笑罷，我突然想到，這頓街邊的午餐已成為一種情結，也成為一種警示，在我千萬別弄出擺顯“貴族”的嗲來，當下這種發“貴族”的嗲氣小成氣候。那樣一來，劉恆可能再不說1980年夏天古鎮灞橋的午餐，也不屑於和我握手了。
2006.11.29 二府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