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在我身邊東側的黃河三門峽，有兩則遠古神話流傳下來。一是說三門峽的形成：水神河伯在與火神共工打鬥到崤山時陷入頹敗之勢，情急時便不擇手段，調動天下之水將崤山方圓千里傾入汪洋，人真的“或為魚鱉”或攀樹求生。滅頂之災中出來一位英雄，三板斧劈開三道豁口讓洪水洩流，這就是人門、神門、鬼門的三門峽。這位英雄據說是共工，曾經頭觸不周山，又斧劈三門峽。那座至今依然挺立於急流中的被稱為中流砥柱的石峰，作為神話英雄也作為現實英雄的象徵，既令人遐思綿綿，也令人肅然起敬。另一則是英雄降伏妖孽的神話故事：齊景公行車到此，一匹拉偏套的馬被黃河裡突然躍出的一隻巨黿拖入水中，隨行保鏢古冶子當即跳下河去，斜行五里逆行三里追殺巨黿，血染黃河。古冶子被尊稱為古王，留下古王渡口和古王村傳承至今。
我在盡可能簡約地複述這兩則很適宜給小學生講述的神話故事時，是再三斟酌過必要性才不厭其煩地依此開篇。就在英雄與邪惡、英雄與妖孽進行過殊死搏鬥的這個地方，上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國軍人與日本侵略軍也進行過一場長達兩年多的戰爭。他們把不可一世妄言三個月佔領中國的日本鬼子拒阻於潼關以外，使其進入關中掠占西北的夢想死於胎中。日本鬼子不僅未能踏進潼關一步，而且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僅“六·六”會戰一役，日軍排長以上軍官的屍骨層層疊疊堆了1700多具。這是八年抗戰中取得重大戰果的戰區之一。
這個戰區在山西境內的中條山。
橫刀立馬中條山的中國軍隊的軍團長，是楊虎城的愛將孫蔚如將軍，西安東郊灞河北岸豁口村人；是讓我引以為驕傲、敬重和親近的前輩鄉黨。
孫蔚如將軍麾下官兵，幾乎是清一色的號稱“冷娃”的關中子弟。
由徐劍銘等三位陝西本土作家創作的長篇紀實文學《立馬中條》，敘寫的就是六十多年前，孫蔚如將軍率領關中子弟與日本侵略軍血戰中條山的一部英雄史詩。
我很早就閱讀過幾部抗日題材的小說，也看過不少同類題材的電影，地道戰、地雷戰、野火春風斗古城、小兵張嘎、游擊隊員李向陽、揮舞鍘刀片子的史更新。這些在民族危亡時帶有傳奇色彩的英雄，一直儲存在我的情感記憶裡毫不減色，毫不受時世異變審美異變對這些作品評價的變化的影響。儘管如此，我還是坦率地說出我的閱讀感受：在有關抗日戰爭題材的藝術品的閱覽歷程中，《立馬中條》給我的衝擊是最強烈的。我至今仍然無法找到幾句準確的詞彙來概括那種感受。我不排除與上至將軍下到士兵近距離的鄉誼鄉情因素，戰死了的和仍然健在的英雄，就在我曾去過多回或耳熟能詳的大村小寨裡。然而，我更確信一種千古不滅，人神共敬的精神——民族大義。這些關中將士無論性格性情具備什麼樣兒的地域性特質，在民族存亡的血戰中，體現出來的凜然不可侵侮的大義，正是中華民族輝煌千古存立不滅的主體精神。
一條山溝一個村莊一個小鎮反覆爭奪的殊死拚殺，使我的神經繃緊到幾乎閉氣；一位軍官一位士兵的死亡，常使我閉上眼睛心情起伏不忍續讀下去；一場大捷一場小勝和一次挫折，使我的情緒驟然飆升起來，又跌入扼腕痛惜的深淵；每一個創造戰場奇跡的英雄和每個壯烈倒下的英雄掠過眼前，我總是忍不住猜想這是哪個縣哪個村子的孩子？當我清晰地意識到民族危亡裡的大義，正是承擔在我的周邊鄉黨的肩頭的時候，我的地域性的親情和崇敬就是最敏感最自然的了。
就是在這種情感裡，我閱讀著《立馬中條》，完全沉浸在一種悲壯的情懷裡難以自拔。我自始至終都在心底裡沉吟著兩個字：英雄。每一個士兵都可以用英雄來稱謂，幾萬士兵又鑄成一個英雄群雕，使日本鬼子難越潼關一步。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士兵，昨天還在拉牛耕地或揮鐮割麥，拴上牛繩放下鐮刀走出柴門，走進軍營換上軍裝開出潼關，就成為日本鬼子絕難前進一步的壁壘。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可能只上過一兩年私塾初識文字，有的可能是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認寫的文盲，然而他們有一個關中的地域性稟賦：民族大義。這是農業文明開發最早的這塊浸淫著儒家思想的土地，給他們精神和心理的贈與；純粹文盲的父親和母親，在教給他們各種農活技能的同時，絕不忽視對國家和民族的忠誠和信義；在火炕上的粗布棉被裡牙牙學語的時候，牆頭和窗子飛進來的秦腔，就用大忠大奸大善大惡的強烈感情，對那小小的嫩嫩的心靈反覆熏陶。一個“冷”字，怎能完全概括這塊神奇的土地上一茬接一茬的“娃”的豐饒而深厚的內心世界和情感之湖哩！
只複述《立馬中條》裡的一個細節。
這是前文提到的“六·六”會戰裡的一個細節。177師有一千多名士兵被兩倍於己的鬼子包圍，經過拚殺後死亡200人，餘下的800人被逼到黃河岸邊的懸崖上，三面都是絕壁。這800士兵在短暫的一瞬裡從懸崖上跳了下去。下面是被稱作母親的黃河。黃河以母親的慈愛襟懷包裹了這800個殊死搏鬥後不齒投降的關中“冷娃”。他們都是16至18歲的孩子。他們從關中（也有少數山西河南）鄉村投到孫蔚如麾下來，不是為了吃糧飽肚，而是為著打日本鬼子走進中條山的。他們沒有一個人活下來。他們800人集體投河的那一幕，被山裡的村民看見了。活著的這個村民尤其清晰地記得最後一名士兵跳河的情景：懸崖上只剩下最後一個關中籍中國士兵，這是一位旗手。他的雙手緊緊攥著他的部隊的軍旗。那是他和他的父親和村民們崇拜著的楊虎城創建孫蔚如統率著的西北軍的軍旗。軍旗已經被槍彈撕裂被硝煙熏染，他仍然雙手高擎著。他在跳河前吼唱了幾句秦腔。那位活著的當地村民還記得其中兩句戲詞，是《金沙灘》楊繼業的兩句——
兩狼山——戰胡兒啊……天搖地動——
好男兒——為國家——何懼——死——生啊……
孫蔚如將軍率官兵在800壯士跳河的河灘上舉行公祭。黑紗纏臂。紙錢飄飄。香蠟被河風吹得明明滅滅。有人突然發現黃河水浪裡有一桿軍旗，詫異其為何不被河水沖走。士兵下河打撈這桿軍旗時，拖出兩具屍首來。旗桿從一個人的後背戳進去，穿透前胸，這是被稱作鬼子的日本士兵的屍體；壓在鬼子屍體上邊還緊緊攥著旗桿的人，是中國士兵，就是那個吼著秦腔最後跳入黃河的旗手。
我在閱讀《立馬中條》書稿前，曾經聽到過本書作者之一的張君祥先生講述的這個細節。我久久無法化釋那兩具疊加在一起躍入黃河的中國士兵和被旗桿刺穿背胸的鬼子的具象。我在閱讀《立馬中條》重溫這個過程時，突然聯想到西漢大將軍霍去病墓前“馬踏匈奴”的石雕。後世的人們多是以藝術的眼光和角度，以驚歎的口吻欣賞兩千年前的藝術家完成了精美絕倫的構圖與雕刻，包括刀法的簡潔都呈現著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大氣和壯氣。兩千年後一個中國關中籍的士兵，吼著秦腔，用手中僅有的一把旗桿刺穿日本侵略軍一個士兵的胸膛，再把他壓到黃河水底，作為祭旗的一個基座，讓代表一個民族尊嚴的旗幟飄揚在黃河母親的浪濤之中，其內涵和外延的最簡單的意蘊，昭示著天地日月河岳之正氣，正合著那幅“馬踏匈奴”石雕的現代版註釋。
我十分自然地歸結到關於英雄的命題上來。我在文章開頭複述兩則有關三門峽的神話故事，都是英雄主義的質地；我再複述800壯士跳投黃河的一幕，卻更像是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義的神話故事。從三門峽開天闢地的神話到20世紀40年代真實的神話，崇拜英雄，貫穿著整個民族心理的精神歷程。我也自然想到，世界上幾乎所有民族，都以最虔誠的感情，世世代代傳遞著、吟誦著他們的英雄。英雄總是在危難發生時挺身而出，直面不外乎自然的變異和邪惡勢力製造的種種災難。英雄是正義和善良的化身，驅除邪惡挽救生靈重開新境，使人類得以存在得以延續得以發展。這是一種永恆的精神，也是各個能夠延續發展的民族共通共敬的精神。我可以以爺爺的姿態給已經上學的孫子講三門峽的神話傳說，也可以以“馬踏匈奴”的雕像向朋友炫耀漢家氣象，卻絕難以相同的心緒和口吻去講述那800個跳入黃河的中國士兵的史實，還有那位旗手。他們都是從三秦大地這家那戶的柴門或窯洞走出去進入抗日戰場的娃，單是一個“冷”字，豈能概括得了！
我也只有在這本書稿的閱讀中，鼻息可感地感知了孫蔚如將軍。這位在我剛剛能解知人話的幼年時期就記住了的將軍。我就讀的西安市34中學，就是孫蔚如將軍於1935年倡議並捐資興建的，是西安東郊第一座中學。我的父親和村子裡的村民，我後來的中學同學以及再後來的不少同事，都在傳說著孫蔚如將軍的故事。他們有的以見過孫蔚如為驕傲，有的以見過孫蔚如的嫡親乃至旁親都自豪得很，還有更權威的是孫蔚如將軍的同村或同族或近門的人，就榮耀得令我羨慕了。我無緣一睹將軍風采，卻確確實實感受到一種純粹民間的敬重和崇拜。這才是最真誠最原本的也是最可靠的社會心理情緒。沒有任何功利目的，因而不會因為某些卑污的企圖用心而改變，或動搖。一個為民族和國家於危亡時候橫刀立馬的將軍，獲得如此敬重和崇拜，不僅是合理的，更是這個民族——具體到關中這方地域的後世子孫的天地良心，不會改變。有這一點，孫蔚如將軍就足以告慰九泉了。
我很感動三位作者以如此激揚的文字，書寫了這一段史實；我很感動他們背著行李，自費進入中條山，踏訪那場戰事的知情者時所付出的艱難和忠誠。他們終於把這一場幾乎被淡忘被淹沒的史實鉤沉出來，注入這個民族的血液，也注入這個民族的現實的記憶；作為楊虎城將軍、孫蔚如將軍和西北軍將士的後人，也是一次精神的洗禮和靈魂的慰藉。
2004.9.4 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