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陳忠實說話袁就知道他是西北漢子遙 他不會客套袁幾乎不用形容詞袁說話簡單直白遙 偶然一兩句的玩笑話袁也會逗樂在座的所有人遙
在說到一些地方官商勾結掠奪式開發資源時袁他冒出一句院錢都讓能人拿走了袁把爛攤子留給放羊的遙
他過去喜歡抽巴山雪茄袁現在這種雪茄停產了袁他就改抽安徽產的另外一個牌子遙 別人送他一盒古巴雪茄袁他點了一支袁抱怨說院這個野抽不動冶遙
他似乎是個能夠享受沉默的人遙一起吃飯的時候袁他很少主動挑起話題遙別人高談闊論的時候袁他就用手在桌布上畫字遙
西安美院旁邊一個叫做蕎麥園的風味餐館是陳忠實時常坐坐的地方遙那裡的陝北琴師把陳忠實編進了說唱大鼓裡院寫書的吃了燴麻什袁將來賽過陳忠實袁畫畫的吃了香酥雞袁以後就超過劉文西噎噎陳忠實聽了袁刀削斧刻般稜角分明的臉上閃過憨厚的一笑遙
5月31日袁人藝版的話劇葉白鹿原曳終於在北京拉開大幕遙演出持續到7月初袁但這一名著的電影和電視劇還遲遲不見動靜遙
在上海華山路葉瞭望東方週刊曳編輯部裡袁抽空來做客的陳忠實提起了當天碰到謝晉的情景遙 謝晉對他說院老陳袁當初要是你把葉白鹿原曳給我袁電影早都出來了遙 可你非要給吳天明遙 說這話的時候袁陳忠實一臉平靜遙
臨別的時候袁我們希望他說一句體現生活感悟的留言遙 陳忠實一邊走一邊說院饃蒸到一半最害怕啥鑰 最害怕揭鍋蓋遙 鍋蓋一揭袁氣就放了袁饃就夾生了遙
唯一覺得踏實的是整個過程沒有炒作
據記載，白鹿原在周代時就有了。小說《白鹿原》給真實的白鹿原帶來的好處，是讓一個古老的、在人家記憶中消亡了很多年的名字復活了。現在到白鹿原旅遊的人也多了，還有人搶注白鹿原商標。南方有個省註冊了一個野菜，也叫白鹿原。
這本書，我唯一自信的、心裡覺得踏實的，是整個過程沒有炒作。我記得一個細節，當時我們灞橋區只有一個複印機。我小說寫出來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叫一個朋友假公濟私，幫忙給我複印。他複印了半部分，後半部分是雁塔區政府一個朋友幫忙的。為什麼要複印，因為過幾天編輯要把書稿拿走，萬一弄丟了，我就不得活了。
當時陝西幾個評論家知道我寫完了，都很關注，把書稿傳得一兩個月還傳不回來。最後我找到劉建軍家裡，很奇怪，床頭擺了一部分，衛生間也擺了一部分。劉教授很過意不去，說不怕難為情，連上衛生間都要看。
《白鹿原》後，我對寫長篇小說的慾望和興趣一下子降下來了，再提升不起來了。這個現象我都沒辦法解釋。現在就是寫點有興趣的文章，寫序成了一個很大的壓力。
作家把握的是一個時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種社會精神心理。我有一個觀點，作家不應該淡泊名利，而應該創造更大的利潤和影響。但這有一個前提，是以正常的創作途徑，而不應該用一些非文學手段來獲得文學的名利。
人們現在厭惡的是，文學力量不足而自我炒作有餘，用非文學的手段去製造名氣。任何非文學的手段，達到的名和利的收益永遠不能獲得文學真正的成就。包括有些自露隱私的極端的方式炒作，剛興起的時候，的確達到了一定的目的，但現在留給大家的，顯然負面的比正面的要多得多。
文學始終在邊緣
文學本身不存在邊緣與不邊緣的問題。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家，文學都不可能成為整個社會的中心話題。實際上，文學始終都應當在邊緣上。一個合理的社會結構，首先是政治，其次是工商業的發展。這些始終是一個國家最主要的東西，是一個國家占統治地位的、永遠都不會轉變的話題。文學欣賞都是附屬於這個而存在的，是皮和毛。
我不能忘記，“三年困難”時期，人連飯都吃不上，誰還有心思讀小說呀。所以文學，你就不要想佔據國家的中心位置。作為作家，也應該關注國家經濟的發展。當官的可以不喜歡文學，但他應該瞭解文學。比如咱們不搞科研，但咱們對神六上天還要瞭解一下基本常識。
商業化寫作也不是中國獨有。美國雖然沒有多少歷史傳統文化，但出了一批有世界影響的大作家，也有一批純粹是商業利益的寫作通俗作品的作家，是給社會上愛看熱鬧的人寫的，純粹是情趣性的獵奇性的。你上火車時，火車站口擱一堆書，兩三美元一本，上火車後就可以消磨時間，看完就扔到垃圾桶裡了。有些人對文學雖然沒有啥興趣，上火車時沒事幹，是純粹的閱讀消遣。
這樣的作品，生產很快，包裝很簡單，產品對社會也沒有啥傷害。不是所有人都想當作家，不是所有人都想進行高雅文學欣賞。金庸的小說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讀者，我是很欽佩的。
現在各個行業都有大批的文學愛好者，政界、商界、農民，這也是個正常現象，是一個社會的文化精神。也不是所有出格的事情都可以單純地歸結為炒作。有一天我去機場，在報紙上看到有個女孩20萬元叫賣書稿，當時覺得是炒作沒在意。出差回來後，我從媒體進一步的報道看這個娃的情況，她得了絕症。後來記者和我聯繫，說作者想和我見一下，我說可以，如果書寫得基本還好，就是稍微差一些，咱也盡量幫忙。見面後我就給太白文藝出版社說明情況。後來作品就出版了，叫《午夜天使》。
小說家實際上是從心理層面來寫歷史
歷史常常是突變演進的。它有一段是處於一種平穩發展的時期，有時就是處於突變的關鍵時刻。譬如說中國歷史中帝制的被打碎，共和興起，這種突變我們把它叫做“歷史性”的變化。
辛亥革命帶來了很多變化，比如從表層的象徵性意義上把代表封建帝制的辮子剪掉，女人纏了千年的小腳要解放，不准裹腳了，婚姻不能包辦了。那麼作家要研究的是，這個辮子被剪掉對中國人意味著什麼？對一個人意味著什麼？女人的腳放開以後，對女人意味著什麼？一般來說那是一個大政治觀念的更新。作家要研究的關注的是，留辮子的觀念和剪辮子的觀念，這個變化對人的心理會發生怎樣的秩序顛覆？
魯迅先生在他的短篇小說《風波》中，就把這個深刻的見解留下了歷史的一筆：一個人跑到城裡被人把辮子剪掉了，回到家就惶惶不可終日。老婆說：你看你沒辮子還像個人不？明天怎麼出門呢？那個辮子，在我們今天看來無法理解——沒有辮子就不是一個人了？這就是歷史裂變在人心理層面的投影，是作家應該關注的東西。
辮子有沒有都危及不了生命，辮子是舊的觀念所影響下的長期穩定的心理結構的象徵。人的心理是以他的精神道德的那些準則織成的一個穩定的結構，這個心理結構就平衡在那個辮子上頭。有辮子是人，沒有辮子是鬼。有這個辮子心理就平衡著，剪掉這個辮子就把心理秩序打亂了。心理結構打亂了顛覆了，就出現惶恐不安甚至自殺，所以更深層的東西是心理秩序。接受了新的觀念，就會形成一種新的心理秩序的平衡。比如女人這個腳，以前女人都要纏腳，大腳就是最醜的女人，嫁不出去。現在小腳是被整個世界嘲笑的醜陋東西。中國人的心理早已經都平衡在“大腳是美”這個觀念上了。
小說家實際上是從心理層面來寫歷史和現實生活。作家要把握的是一個時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種社會心理。我覺得巴金的《家》偉大之處也在這裡。人們經常形容一部作品像史詩。史詩不單是寫了重要的歷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重要的社會心理變化。
作家不是培養出來的
我們設想和創辦的白鹿書院，借用了小說《白鹿原》裡虛擬的那個書院的名字。書院主要搞文化交流和學術討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很多優秀的東西。我覺得，我們今天已經到了可以冷靜地、客觀地對待這個民族一脈傳承下來的東西的時候。開掘民族文化中優秀的東西，重新回首來看傳統文化，關於人道人文人性，包括做人的一些精神品質方面，這些東西當然應該繼承。
我們國家引進和建立現代教育之前，傳統教育最高的形式就是書院。書院培養出了好多思想家、政治家，也出了一批人文專家。成立這個書院，一個是尋找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契合點；另一個就是，搞一些文學交流活動，搞文學創作和研究，包括對一個具體作家和一種文學現象的研究，尤其是促進青年作家創作的發展，甚至包括圖書出版。
白鹿書院對正常的教學來說是一個補充。我當了十幾年作協主席，從來不用也不敢用一個詞：培養。作家不是培養出來的，白鹿書院只是提供一種服務和環境，促進他們創作發展。如果能培養作家，我為啥不把我兒子培養成一個作家。我三個娃沒有一個搞創作的。誰都不具備把一個人培養成一個作家的能力。
陝西青年作家的發展，是我多年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現在陝西40歲以下的作家，連續出版幾部長篇小說的，有幾十個人，但幾乎沒有一部小說在全國打響的。應該說這不是文化素養的問題。現在的年輕作家普遍都接受過大學教育。我們這一代人，學歷最高的是賈平凹和路遙，我和京夫、鄒志安都是高中畢業。創作發展一時上不去，不能怨天尤人。文學創作的神秘性可能就在這裡。
文學創作是個體勞動，有影響力，但又幾乎沒有直接的傳承性。作家的成長和作品的誕生是個自然的過程。你既難揠苗助長，也不能靠炒作去催發。我們能做的是，按文學規律來促進青年作家的發展，促進優秀的文學作品的產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新農村不能離開現實而空想
我當過官，當過最低層一級政府的小官，是上世紀70年代稱做公社（現在的鄉鎮）的副主任、副書記，前後干了有10年。後來有三四年在區上的文化局當過副局長，這都是實際工作。我對中國農村的瞭解和體驗，對那個時代農民生存形態的瞭解，就是這20年印象最深刻（此前在鄉村中小學6年），那不同於作家兼職體驗生活。
很實際地說，解放前的農村我不太瞭解，但現在的農村起碼是解放後最好的發展狀態。農民能夠吃飽穿暖，普遍蓋起了新房子。遠的不說，自解放以來，一直沒能完全解決農民吃飯穿衣的問題，飢餓這個陰影始終沒有從中國農民心裡解除過。土地下戶以後，一年就把吃飯問題解決了。這個事情說來是很神奇了。
我們現在說農村的差距是相對城市而言，我們的農業人口基數和少得可憐的土地決定了這種現實。我現在想，任何國家都很難有什麼好辦法能很快解決這個差距，這不是哪個領導人的能力，而是我們的現實，需要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和持續的努力才能改變的。
農村的發展前景我不敢說，我也沒法想像。離開農業人口多和土地越來越少這個現實，光憑想像有什麼意思？現實就在那裡，怎麼能假如它不存在呢？空想是沒有任何實用意義的。我充分意識到，城市化過程中鄉村人口削減，城市人口增加，還有商業快速發展給農村人口提供就業機會，當是希望所在。這不會是簡單的過程，不可能快。
我唯一能夠期待的就是，把進城打工的農民納入行政的法制化管理。已經打了工的工錢，一定要保證給到農民手裡頭。現在不給農民工工錢的黑心老闆連周扒皮都不如。這一點政府應該做到，把它納入法制化、規範化的管理。如果政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那麼就是對農民最基本的權利的不負責任。
交朋友，不交鐵哥
我多年來過年基本不出門。節假期間看哪天家裡沒人來，就到原上看老舅，只走這一門親戚。大年三十下午，肯定要回一趟老家。我哥還在老家住。我的一院房常年鎖著門。大年三十下午回去把院子清掃一下，按我們的傳統風俗，放一長串炮，用炮聲把在這個房子生活過的列祖列宗的靈魂招回來，昭示他們過年了，你們回家吧。
過年最愉快的是三十晚上，在西安的家裡，全家人都聚到一塊，說說話。孫子放炮我也跟著，很愉快的感覺。前幾年還自己寫寫對聯，給農村老家的大門上貼，後來有一年三十下午貼好，大年初一早上就給人揭跑了。揭得還很完整。鄰居說可能三十下午貼的糨糊還沒幹，就被誰給揭了。後來這幾年都是我哥給我寫，沒人揭了。
我不會上網。手機會用來收短信，但自己不會發。
我有好多朋友，卻沒有鐵哥，也不要鐵哥。我的理解裡，鐵哥往往都帶有某些狹隘利益攪和在一塊。大家都是朋友，接觸多點或少點沒有關係。朋友怎麼親近都可以，但親近不是鐵哥。“鐵哥”在我的印象裡，是不管壞事好事都兜上攬上，這個有損於朋友的含義。
我的朋友其實很少有我這種性格，我交了各種性格的人。我交友不選擇性格。愛說還是不愛說，嚴謹或者開朗，我不選擇這些。一個最基本的契合點是誠實。不管思想觀點藝術見解差異多大，都可以交流。接受不了不要緊，這個東西不可能一致的，但可以互相傾聽，互相瞭解。作為朋友，一個最基本的東西是信賴，是真誠。
譬如說已經去世的西北大學老師蒙萬夫，就是我非常敬重的一個朋友。在我的創作發展歷程中，從上世紀80年代初他就比較關注，常給我一些理解文學和創作的有益的啟示。我們從沒有在一塊為了某種利益，要去設計一個什麼，達到一個什麼，我們的友誼完全限定在對於創作的理解上。
2006.7.16 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