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袁陝西男性作家要要要尤其是優秀的幾位要要要假如要從他們身上找一個共同點的話袁他們的形象堯氣質總體可概括為介於歐洲紳士與關中農民之間遙 陳忠實是個最典型的代表遙
葉白鹿原曳問世十多年來袁保持著持續不斷的銷售和話題袁印數累計130多萬冊袁各種評論文章已無法統計遙 話劇葉白鹿原曳的上演袁更是掀起一個新的葉白鹿原曳熱遙 而這十多年來袁作家陳忠實不斷地出現在人們期待的目光裡遙 他對於大眾袁對於文學愛好者堯研究者袁是熟悉的還是陌生的鑰他是被人們神化了的偶像袁還是一個平凡的人鑰 在重重光環的映照下袁在文學的身份變得邊緣堯模糊的當今袁他在思索著什麼鑰 他的欣慰和煩惱是什麼鑰 他的內心世界是怎樣的斑斕姿彩鑰 讓我們一起和他對話吧遙
周瑄璞淵以下簡稱周冤院葉白鹿原曳相對於您此前的作品袁在文學觀念上袁思想深度上袁代表了哪一個層面鑰 是否認為葉白鹿原曳達到了臻美的境界遙
陳忠實（以下簡稱陳）：《白鹿原》是我小說創作又一次突破的作品。每個作家的創作歷程，都在尋求突破和實現突破。每一次突破，既意味著一種新的藝術表述形式的呈現，也意味著對生活體驗的深化和獨立發現。我自發表小說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的較長時段裡，小說創作可以說是與生活發展同步，都是對眼下發生著的生活現象做出迴響式的反映，現在我可以在那些小說的閱讀裡，回憶新時期以來疾驟變化的重要的社會事件。到1982年秋天，我寫出中篇小說《康家小院》，應該是對之前的那種同步感應式寫作的一次突破。從這個中篇起始，我探索人的情感世界的複雜性，探索我所熟悉的地域原生形態的生活意蘊，包括貧窮和落後裡潛存的詩意和人性美，爭取展現生活的厚度和深度，把此前作品裡較為直白顯露的意指化為一種情感體驗。這種探索持續了五六年，直到《白》的創作意圖的萌發，應該是我對生活的理解和體驗又進入一個新的層面，有了自以為頗為新鮮甚至驚訝的發現，實現新的表現慾望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強烈。當然有藝術形式的探索，也不再滿足此前中短篇小說的表述形式，包括語言，都必須尋找到能夠負載已經意識到的生活內容的新的藝術形式。應該說，《白》是我小說創作截至90年代初的探索結果，是從70年代不斷學習不斷探索不斷突破所實現的一次長篇創作。
我無論如何也還不至於愚蠢到或利令智昏到會以為它“臻美”。儘管讀者和評論界給予了巨大的關愛和評價，我仍然清醒地思考那些批評性的文字。
周院目前袁中國當代文學面臨的整體性問題是什麼鑰外界對陝西文學界有一些相當尖銳的批評袁比如說他們對當今時代的審美堯觀念上的落伍遙總體來說還是在寫農村遙 您對此怎麼認為鑰
陳：中國當代文學呈現著前無古人的繁榮景象，年均出版800—1000部長篇小說的數量，已持續多年，應該是世所罕見的繁榮局面。對於小說創作尤其是長篇創作的神秘感，是一個徹底的顛覆。我說不准“面臨的整體性問題”，這是一個太大的問題。我向你和大家推薦《光明日報》7月5日頭版頭條發表的雷達的文章《當前文學創作症候分析》。這篇論文對當代文學創作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的見解，在我感覺是切中症候的，是高屋建瓴的灼見，甚至有振聾發聵的力度。我自覺沒有這樣深刻透徹的見解，所以建議你讀雷達文章以作參考。
你說到“外界對陝西文學界有相當尖銳的批評”，我把握不準批評“尖銳”到怎樣的火色，也不知道“尖銳批評”的內容指向，僅依你列舉的“時代審美、觀念上的落伍”，我也很難判斷。就我閱讀本省一些頗具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印象，他們一個和另一個的審美傾向、對生活審視和體驗裡所呈現的觀念和意識，差別很大，誰也不類同於誰。他們本身就不存在一個共同的“審美”和“觀念”，更無從談論其前沿或滯後了。你歸結到“總體來說還是在寫農村”，問題所指就比較具體也比較明晰了，我可以說話了。
我以為一部優秀的作品，既在於他寫了什麼題材，更在於他對這類題材寫出了什麼新的前所未見的內涵。誰恐怕也不會簡單到認為“還在寫農村”就“落伍”，寫城市生活就一定前衛。“二戰”過去60年了，世界上創作出版了多少反映“二戰”的小說，拍攝了多少電影，現在仍然有新的長篇中篇小說在出版。已經成為了過去的舊題材，卻在新的思想視點透視裡折射出令人震驚的力量，讓人類重新理解更深刻反思曾經發生過的重大歷史事件，依然被那些對生活自覺承擔著責任的作家藝術家開創著。中國一直是一個鄉村社會。歷經大小十三個王朝國都的西安，到解放前夕不過是一個集中著較多人口稍大點的村鎮。尚不足30年之前，我工作的西安東郊的生產隊的馬車長驅揚鞭，驕傲地輾過坑坑窪窪的東西大街的街道，響鞭在殘破剝落的鐘樓金頂上迴響。50年前我在西安東關讀初中，學校後院居然有狼出現，嚇得同學晚上不敢上廁所。西安的現代化外景，不過是最近20年才形成的這般壯麗模樣，對這個已進入現代文明節奏和新潮情感的城市，作家們當會有強烈而又新鮮的體驗，形成自己的小說。但不要排斥寫鄉村題材。中國鄉村一直負載著這個民族精神和心理上最輝煌和最痛苦的記憶，直到今天，仍是生活發展中引發疼痛的敏感點之一。我只是期待有獨到體驗的作品，也相信那種負載著民族精神和心路歷程的作品，肯定會被當代或後來的作家創造出來。
周院請說一下陝西文學在全國文壇處於什麼樣的位置鑰 在西部處於什麼樣的位置鑰 和全國其他省比較怎樣鑰 它還是中國的文學重鎮嗎鑰
陳：陝西是一個文學重鎮，主要指當代文學。新文學和現代文學的開創者奠基者和卓有建樹者，多為南方人，我們常說的最具代表性的“魯、郭、茅、巴、老、曹”，其中僅老捨一位是北方人。陝西在現代文學史上最具影響的一位作家是鄭伯奇先生，長安區人。當代文學我說陝西是一個重鎮，有兩條因素，首先，有一個對當代文學做出重要著述的作家群。“文革”前的十七年和“文革”後的新時期，陝西都形成了在全國有廣泛影響的作家群體，恕我不一一列舉，那將是很長的一串名字。再者，這些作家現在仍然被讀者和評論家頻頻論說，稍微瞭解陝西文學的人都很清楚。他們作品的影響，不僅跨越省界，有的被譯介到國外。另一條因素，是產生過一個時期最具思想深度和藝術魅力的作品。這樣的作品可以當做一個時期當代文學的標誌性成就，譬如《創業史》在十七年農村題材的諸多小說裡，應該是至今依然被公認的一部。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在許多寫解放戰爭題材的小說中，也是這樣品格的作品之一。路遙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賈平凹的《浮躁》和獲得南北評論界廣泛好評的《秦腔》，都是新時期文學最重要的作品。作為一個省的文學，能擁有這樣令人注目的作家群體和廣泛獲得好評的作品，就應該構成一個文學重鎮。現在的狀況，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新時期躍出的這個作家群體，還活躍在文壇上，儘管路遙、鄒志安等幾員大將早逝，但五十歲左右的一撥作家的勢頭依舊強勁。我近年比較關切的是四十歲這個年齡檔上的青年作家，人數很多作品也很多，在省內文壇形成了影響，在全國文壇聲音微弱。期待他們的聲響早一年影響到中國文壇去，以自己獨特的聲音。
我向來不與其他省市作比較，更不做排列名次的愚蠢事。一個省的gdp是可以排列的，文學是難以如此排位的，至今尚未見到任何一位高人對中國當代文學排出各地域的名次來。我倒是想強調一點，可以稱得文學重鎮的省有許多，絕不止陝西一家。我們不能把自己囚在潼關以內自吹自擂自我欣賞，更不可自己給自己排座次，文壇畢竟不是水泊梁山。自信是進行藝術創造最可靠的精神品格和心理素質，而自吹“自排”卻滑到不健全的心理形態去了。
周院很多人對您文學的師承很感興趣袁拉美文學堯俄羅斯文學堯歐洲文學中袁您受哪一塊文學的影響更深呢鑰 有沒有具體到哪一位或哪幾位作家鑰
陳：我崇拜的第一位中國作家是趙樹理。我在初中二年級的語文課上知道了趙樹理，並到學校圖書館借閱了已出版的趙樹理的幾本書，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借閱文學書籍。兩年後《創業史》在《延河》連載發表的時候，我崇拜的第二位中國作家柳青，一直延續到今天，仍是崇拜和敬重。崇拜一個作家，主要是接受其作品的熏染和影響，還有對他的精神人格的仰慕和尊敬。我接受翻譯文本的影響也比較早，在愛上文學的同時（即初中二年級），藉著暑假閱讀了《靜靜的頓河》，這是我讀的第一本外國小說。當時給農業合作社的牲畜割草掙工分，坐在村子背後的山坡上，常常把腳下的灞河川道想像成頓河草原。從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持續閱讀蘇聯作家的作品，高爾基不用說了，蕭洛霍夫的長篇和短篇我幾乎全部讀了，還有柯切托夫寫蘇聯50年代以後的七八部長篇。再如瓦西裡耶夫、艾特瑪托夫、拉斯普京、沃羅寧等名家的作品，凡翻譯過來的都讀了。也讀過包括海明威、傑克·倫敦等美國作家的作品。還有捷克作家昆德拉的全部翻譯小說。到80年代中期，讀過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之後，我又讀了拉美幾個國家幾位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作，我還是以為《百》是最耐得閱讀的史詩。所有這些我曾經喜歡的作品，都對我的寫作產生過影響，很難分清誰更深誰次深或誰重誰輕了。這些作品不僅提升我的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擴展我的藝術視野，也擴展我看取生活和社會的視角。我曾在前年末寫過一篇較長的這方面內容的文章，《借助巨人的肩膀——翻譯小說閱讀記憶》，獲得《長江文藝》年度獎。
周院您愛不愛詩歌鑰 您和詩歌的關係怎樣鑰 對當代中國詩歌有瞭解嗎鑰
陳：我在愛上文學的初中二年級就開始寫詩。我一直寫到上世紀60年代中期，不斷向報紙副刊投稿詩歌和散文。《西安晚報》一位副刊編輯對我談話，讓我往後以散文寫作為主，先行突破，再觸類旁通。他直言不諱地告訴我，詩歌寫得不如散文。我後來就側重寫散文和小說了，仍然忍不住時常會寫點詩歌，卻不敢投稿。當我的短篇小說引起關注（70年代中期）以後，基本不再寫詩歌了。直到90年代以後，偶爾寫點古體詩或詞，卻因平仄的難以把握而受制。
我對新詩比較隔膜，很少讀，對詩歌的現狀和態勢一片茫然。
周院我們發現袁在陝西男性作家中袁作家本人和男主人公的身上袁儒家文化的痕跡非常多袁表現為犧牲堯退讓袁顧全大局袁甚至他們處處在維護這種觀念遙您是不是這樣的呢鑰 用現代眼光來看袁他們的軟弱和膽怯將會何去何從鑰
陳：我還真沒有注意更沒有研究陝西作家儒家文化痕跡多了還是少了的事。如果你的這個“發現”能夠成立，那麼如你例舉的“犧牲、退讓、顧全大局”這些觀念，有什麼可指責的呢？一個人（包括作品中的人物）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負載使命和責任，乃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顧全大局而不計較個人得失，在個人利益上退讓，這是儒家精神，既是這個民族千古以來推崇的高尚人格，也是世界上幾乎所有民族都崇敬且延續著的精神和美德。各個民族都出現過這種精神品質的不朽典型。我崇敬這樣的精神，但我僅僅是一個普通人。一個普通人也不應喪失這種人類共同的道德操守。
你用“現代眼光”一看，怎麼把儒家文化一下子就歸入“軟弱和膽怯”的範疇了。“軟弱”和“膽怯”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儒家文化所摒棄的不齒的秕谷。無需動用現代眼光，這個民族從來也沒有推崇過“軟弱膽怯”作為子孫的心理建構，也沒有聽說世界上哪個民族和國家把“軟弱膽怯”作為民族精神去推廣。
周院有研究者發現袁陝西主要的男性作家作品中被肯定的女性形象多為勤儉克己堯泥土式的人物袁這是不是中國農耕文明對你們造成了這種根深蒂固的影響袁你們對女性的價值取向不自覺地形成了袁女人是男人的泥土遙 如您的葉白鹿原曳中著墨不多的白嘉軒的姐姐堯朱先生的妻子袁但您對她進行了完全的肯定與禮讚遙 請您說一下在您心目中她與小娥的區別袁她們代表著你們男性作家心目中怎樣的女性評價鑰
陳：我同樣沒有注意研究陝西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的共性，更不敢妄論是否“多為勤儉克己、泥土式的人物”，亦不知“女人是男人的泥土”這樣“價值取向”是從哪兒歸結得來的。你既然以《白鹿原》裡朱先生的妻子朱白氏為例，那麼我就只能作自我闡釋，不敢妄論別的作家和作品，是否如你所說的那種印象。
首先得把我和朱白氏暫且分開說。我寫的朱白氏是一位賢妻良母，是我塑造的那個時代中國人道德規範裡理想的一位女性。還用我囉嗦她與小娥在我心目中的區別嗎？我只想告訴你寫作這兩個人物時的不同感受，寫到朱白氏時幾乎是水到渠成十分自然，幾乎不太費多少思索就把握住這個人的心理氣象和言語舉止，因為太熟悉了。而投入到小娥身上的思索，不僅在這本書的女性中最多，也不少於筆墨更多的另幾位男性人物。我寫到小娥被公公鹿三捅死，回過頭來叫出一聲“大呀”的時候，我自己手抖眼黑難以繼續，便坐下來抽煙許久，隨手在一張白紙上寫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然後才繼續寫下去。我在朱白氏和小娥身上投注的筆墨有何“區別”，還用得著我說出abc等條文麼？不僅這兩個人物，還有白靈，還有被封建道德封建婚姻長期殘害致為“淫瘋”的冷先生女兒。我寫了那個時代鄉村社會不同家庭不同境遇下的幾種女性形象，我自覺作者投入情感最重的兩個女性是田小娥和白靈。前者是以最基本的人性或者說人的本能去實現反叛，注定了她的悲劇結局的必然性，想想近兩千年的封建道德之桎梏下，有多少本能的反叛者，卻不見一個成功者。活著的小娥反叛失敗，死了的小娥以鬼魂附體再行傾訴和反抗，直到被象徵封建道德的六稜塔鎮壓到地下，我仍然讓她在冰封的冬天化蛾化蝶，向白鹿原上的宗法道德示威……你竟然不體察我的良苦用心。白靈是以一個覺醒了的新女性反抗白鹿原沉重的封建意識的人物，她不僅決然棄除包辦婚姻，實行自身的婚姻解放，更著意在她對白鹿原和整個中國舊制度的反叛，爭取國家和民族的解放。我對這位女性投注的筆墨裡的情感是最熱烈的，區別於對所有人物的文字色彩。這除了純粹的作品人物個性氣質對作家文字的制約之外，難道沒有作家的感情傾向嗎？
然而，你偏偏看重的是我對朱白氏的筆墨，而且由此結論出我和“陝西男性作家作品中被肯定的女性形象多為勤儉克己、泥土式的人物”。看來你的敏感點，只局限在你比較熱心關注的既定成見上。
周院我一直在關注一個問題袁當代文壇袁一說女性寫作袁寫情感袁寫個人要要要當然袁我這裡說的是優秀的作品袁不代表氾濫成災的速成之作要要要那必然是輕的袁是淺的袁是不厚重的袁是輕飄的袁是不可以堂而皇之地拿獎的遙還有人將她們歸為女性寫作遙為什麼沒有相對的男性寫作呢鑰這個局面的造成我認為有兩個院一是長期男權社會形成的觀念袁女性是附庸是陪襯袁即使他們寫的是人類共有的堯需要男女雙方來完成的情愛堯結合堯人類的繁衍袁它還是輕的遙二是我們國家長期貧窮落後袁我們的人民堯每個個人的奮鬥目標是解決溫飽袁是出人頭地和光宗耀祖袁是致富奔小康袁總之我們的情感是公共的袁大眾的袁我們的文學也理所應當地擔起這樣的責任遙 在這樣兩個原因形成的大環境下袁女性寫作似乎有飽暖思淫慾之嫌遙 您對這個問題怎樣看待呢鑰 請您評價一下陝西文壇女作家遙
陳：我首先坦白，在我此前的文章或集會發言中，幾乎從來不使用“女性寫作”這個詞彙。在我的意識裡，向來是以作品的閱讀感受說話的，不是太在意作者的性別。作為一個讀者，我閱讀的基本目的是欣賞作品，期待獲得新的超出我的理念的關於社會人生的體驗，以及獨到的新穎而又智慧的敘述藝術，以開闊自己的視野，啟迪自己對生活更深一層的理解，擴展藝術表現的境界。這種閱讀目的不會因為男作家或女作家而發生區別。
我感到當代文壇沒有性別歧視。中國當代文壇活躍著一批女作家，她們的精彩之作時時在文壇引發波瀾，對新時期文學作出了誰也不敢輕視的貢獻，每一屆茅盾文學獎和魯迅文學獎，都有數量可觀的女作家的作品獲獎。張潔兩次獲得茅盾文學獎，不僅在女作家，而是在當代所有作家中絕無僅有。如你所說的“寫情感寫個人那必然是輕的是淺的是不厚重的是輕飄的是不可以堂而皇之地拿獎的”現象，我不敢斷定絕對不存在，但確實沒有太深的印象。應該說，作品都是寫人的情感的，不寫情感的人物，能算小說嗎？我想你說的側重點，可能主要指人物的男女戀情。這不僅女作家寫，男作家也多有人寫，都在探索人的情感世界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國內作家無論男女都有成功之作，翻譯作品也不乏產生巨大影響的作品。200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是奧地利女作家耶利內克，她的小說《鋼琴教師》被認為“以一種非凡的語言熾熱，揭露了社會成規的荒謬及其使人就範的力量”。我讀這部小說時很久難以理解，直到三分之二後才感到一種深度的震驚，也才驚訝耶利內克的敏感和透視人的情感的鋒利，以及她所抵達的層面，也就感到了自己的浮泛。由此可以說，無論寫社會結構中哪個位置上的男人或女人，負有重大使命的以革命為職業的大官或村官，囚於四堵牆裡的大專院校中小學各類知識分子，演藝界的明星或耍地攤賣唱的藝人，都要集中於他們的情感世界，這是任何一個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都不會含糊的，問題的致命之點在於，某部作品對人的情感寫出了什麼，這才是決定作品份量和品相的關鍵。這裡根本不存在因為寫感情就“必然是輕的淺的”的偏見，這種常識性的低級偏見存在的可能性很少很小。
你由此而歸結的兩個原因我也難以苟同。男權社會這個話題太大也太老，我在這裡很難說得充分。我只想提醒你，別的國家我不敢貿說，中國無論南北或東西，倒是瀰漫著“妻管嚴”的社會習性，且已有年。從中央到鄉鎮的各級領導班子，都配備一名女性，但仍然是男性佔絕對多數。世界各國的政要，也是男性居絕對多數，儘管近年間有幾位女性躍上幾個國家的最高權力位置，還是改變不了男性的絕對多數。我覺得這主要是男人和女人生理差異形成的局面。再說是否定性為男權社會，既要看男人統領國家還是女人當總統，更要看這些領導者對待男人和女人的態度是否平等，這才是實質。我以為共和國成立以來，政治路線上出現過極“左”，經濟方針上發生過重大失誤，知識分子政策上也出過問題，只有男女平等的國策和人權一直穩定而沒有反覆，甚至有人詠歎“妻管嚴”了（玩笑）。怎麼會由此而引申到對女性作家是“附庸和陪襯”呢！
你說的第二個原因，我以為更離譜了。我的理解是，作家經歷著社會生活的演變，體驗著各種人在這種演變過程中的精神蛻變：作家自己在經歷社會裂變的過程中，也經受自身理論和情感變化中的歡樂和痛苦，才會產生以創作來表述這些體驗的慾望。中國人的奮鬥目標是“解決溫飽是出人頭地光宗耀祖是致富奔小康”，那麼世界上那個民族不是如此呢？無非是一些發達國家早過中國人百十年，度過了溫飽小康階段而進入富裕社會罷了。耶利內克為什麼不在意享受富裕的生活，而要把巨大痛苦的精神黑洞揭示給當代人呢？中國人剛得溫飽剛見富裕（一部分人），怎麼會以為女性寫作是“飽暖思淫慾”呢？我的理解是，如上所述，作家創作的慾望產生自對社會的體驗和個人經歷的體驗，基本與個人物質的多寡關係不大。
陝西女作家的創作成就是顯著而耀眼的。
“文革”前十七年，賀抒玉的小說和散文在全國有很好的影響。新時期以來的女作家人數成十倍擴大了，李天芳的小說創作和散文創作很有成就，產生過廣泛的影響。早逝的李佩芝的散文不同凡響，在全國赫然有名。葉廣芩和冷夢都獲得了魯迅文學獎。這個獎項設立以來的幾屆評獎，陝西有四位作家榮列其中，男女作家各佔半壁。更年輕的女性作家，遠比“十七年”和新時期之初的80年代隊列壯觀得多了，劉亞麗的詩歌，張虹的小說和散文，惠慧的幾部長篇小說，都在全國產生了重要影響。還有如夏堅德、毛安秦等人的散文，數量雖不太大，都很富個性。近年來，又湧現出幾位不上四十歲的青年女作家，王曉雲、唐卡、辛娟，還有你周瑄璞，等等。我關注這一茬女作家，不是性別的劣勢或優勢，而是從四十歲以下陝西青年作家群體的發展和建樹來考慮的。我期待在30歲左右的年輕作家裡，躍出如路遙、賈平凹、楊爭光、葉廣芩等震響噹代文壇的新人來。路遙的《人生》發表時不過33歲，平凹叫響文壇比路遙還年輕。現在這一茬三十多歲的女性作家，比新時期我這一茬更具優勢，不單是社會環境物質生活都好得遠了，更在於知識裝備更雄厚，讀書面很寬，信息量大而又敏銳。你們已經有相當數量的作品出版，業已形成令人鼓舞的文學創作成績。但不要滿足，要有新的探索的銳氣和雄心，以新的獨到的深層體驗的作品，推到中國文學的前沿，也推到讀者閱讀驚喜的聲浪裡去，創造陝西文學的又一個繁榮和高峰，也為當代中國文學留駐一部或幾部不被言說家忽略的作品。儘管我也理解作家的創作是一種體驗所催逼的文字訴敘，許多人也直言不諱地表示只要訴敘得自己痛快淋漓就再不顧什麼了。我仍然期待能有讓更廣泛層面上的讀者，對這個訴敘發生共鳴，引起一個又一個心靈的驚悚，甚至形成一種普遍的呼應，一部無需炒作的優秀作品就誕生了。我印象最深的《人生》就是這樣。
周院有人說袁您也就一部葉白鹿原曳了袁並且有著先天的堯後天的一些缺陷袁您怎樣看待這些說法呢鑰 您同意李博士對您野狹隘的民族主義冶的批評嗎鑰 我們看到袁話劇葉白鹿原曳中也出現了野日本人的頭髮冶這一情節遙 您怎麼看這個問題鑰
陳：感謝你給我傳達了“有人說”的這些議論的話。其實，我比任何人都明白這一點。“先天性和後天性的缺陷”，具體所指我儘管不清楚，相信不會超過十餘年來一些批評文章的內容。這本小說發表13年來，已出版六七本研究專著，其中有冷靜的缺點分析且不說，大量的單篇評論已收集出版三部合著，每一集的編輯者徵求我的意見時，我都首先要保證把雖居於少量批評包括否定的文章編入合集。有的意見和分析很富於啟示，即使對於已出版的小說無法補助，對我進一步理解創作很有教益。有些看法未必與作者我的實際相吻合，也未必切到人物的真實脈象上，然對我仍是一種提醒，讓我清醒地看到別人會從這樣使人意料不到的視角看你的人物和細節。也發生過這樣一種批評，對《白》做出徹底的全盤的批評否定，甚至推斷出“陳忠實的創作才能等於零”。我沒有看到那本書，是從兩三篇對這種觀點辯論的文章裡知道的。這位評論家我沒有謀過面，肯定沒有人際關係和人為因素，我也將其尊重為一種看法。所謂一人掌勺百人品味，任何作品都不可能獲得百分之百的贊成。我當然也不會矯情地接受這種判斷，那樣也就虛偽了。按照“零才能”的判決，不是現在而是早就應該洗手封筆去養雞了。
關於李博士因“倭寇毛髮”而涉及“狹隘民族主義”的批評，到多年後你還記著，且來問我，真是很有心的人。首先要從創作的技術性說，要鹿兆海帶回他親自殺死的倭寇的毛髮，且確實捎帶回來43撮。這是朱先生這個人物當時的強烈的國仇家恨的表現。是作者我對朱先生這個人的心理氣象和個性氣質之一個側面的揭示，包括他發表抗日宣言且不惜老身要渡過渭河親赴前線。作者對人物各種行為的塑造，必然蘊涵著自己的情感傾向，這也是寫作常識，所以坦率地說，我對朱先生在國難當頭時的義舉是崇敬的張揚的。這樣就涉及到朱先生這個人物和作者在這個細節上，是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我知道這樣一個數字，抗日戰爭八年時間裡，中國軍人戰死和被日本鬼子屠殺的無辜平民達3500多萬，這數字相當歐洲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從東條英機到進入中國的士兵，整個都變成了野獸，蹂躪科技和經濟尚不發達的中國。中國人除了殺死野獸驅逐倭寇出中國，不然就會亡國亡種，連任何做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都喪失了，如何發生寬容仁慈之情愫？只有在把野獸驅逐出家園，野獸反省之後復甦了人性，被害者才可能原諒和寬容。實際上中國人已經做到了，譬如戰爭賠款，毛澤東一句話就把那一筆罪惡債務劃掉了。德國連續兩任總理在被殺害的猶太人墓前跪倒懺悔，整個世界被納粹傷害的人都感動了。日本現任首相小泉至今還堅持拜謁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二戰厲鬼……我想我不需再解釋了。
周院在陝西文壇袁您是一棵大樹袁大家都知道您樂於扶持新人袁幫助弱小袁熱心地奔走一些事情遙 這非常符合一個作協主席的身份遙 您在一名作家和一個主席之間如何把握鑰 您還有時間寫作嗎鑰 您是否懷念當年獨居白鹿原下潛心寫作的五年時光鑰 您現在還能否走得開鑰 您是否曾為此苦惱鑰
陳：我做過一些在我看來於文學發展需要做的事，既與我承擔的主席這個身份有關，更在於一種責任。我基本不欣賞這個官銜意味著一個作家之外的什麼榮耀待遇之類，我堅持領作家職稱工資，而捨棄了級別工資。在不可推辭的環境裡，我才遵從在某些主席台上的位置安排，一般較為自由靈活的集會裡，我更喜歡坐在隨意一個位置上，這不是矯情，而是從年輕時就形成的一種心理。我坐在太莊嚴的主席台上往往很不自在，想抽煙想咳嗽想撓脖子想打個盹兒，總覺得被許多人盯著而極不舒展，很受罪，從來沒有坐主席台坐出風光的感覺。我有許多毛病，只信一個優點，從來沒有因為在什麼場合給我的排位不顯眼不醒目而鬧意見。我不是靠當“主席”這份榮耀獲得自信，而是以一個作家活著。
我畢竟又兼著這個名號，其意義僅在於對本省文學的發展做有益的事，還有幫一些作家尤其是年輕作家做一些需要幫助的事。我做得很不夠，既有能力不濟的因素，也有我個性裡的弱點，這不是客氣。
我確實懷念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白鹿原下祖居老屋寫作的環境氣氛。鄉村人知道我是作家，卻按習慣把我當做鄉黨對待，紅白喜事必不可少邀我去管“賬房”當先生，蓋房上梁要我去轟熱火的場面。我家裡偶有活兒需得幫干，都熱心來幫忙。我每天寫作完畢，晚上就找他們去下象棋，餓了就在他家吊在房樑上的饃籠子裡摸饃吃。我的生活稍優越於他們，大約10天可以吃一次肉，他們達不到這個水平。我只有進入小房間扭開鋼筆與稿紙上的人物對話時，我才是一個作家。你想想，我現在怎麼能回歸到那種心理狀態中去。我常年回不了幾次老屋，回去就是急急忙忙清除院子里長到房簷高的野草。我鎖著大門，仍然有人扛著相機到那裡去拍攝，難得一方安靜之地了。
我沒有再寫長篇，主要不是工作和活動的原因。儘管這些活動不少，把時間分割得很零碎，也難集中思維，但仍不是這原因。主要是我沒有產生自以為獨特的體驗，沒有達到令人興奮難捺非寫不可的狀態。那麼還有寫作的必要和勁頭嗎？我注重那種體驗的質量，這是我的習慣。
周院話劇葉白鹿原曳終於問世了袁也回到了陝西演出袁請您評價一下這部話劇遙
陳：林兆華以他全新的話劇理念，導演了關中鄉村半個世紀的生活演變，讓今天的觀眾沒有陌生感和距離感，這是他的成功。把那麼多的人物和那麼多的情節和那樣長的時段，在一張佈景之中在兩個半小時裡得以完整的表現，這已是非富於創造性的構思而難以達到。作品中的幾個主要人物的命運轉折和起伏突顯出來了，他們經歷的心理剝離和精神蛻變也就完成了，人物的個性氣質也塑造成功了。我作為原作者，可能最清楚小說寫了多大一堆龐雜的事件，也就最知舞台時空限制下演繹的難處。應該說，我已經感到一種超出期待的欣慰。
導演林兆華和編劇孟冰，創造性地展示了他們理解的《白鹿原》。我陪他倆上原。
周院您曾有一句名言院文學依然神聖遙結合目前文壇種種現象和一些無奈的現實袁您現在和不論多遠的將來袁還這樣認為嗎鑰
陳：文學依然神聖的話，是我上世紀90年代初說的。那時候滿社會都在吵吵文學已經失去光環了，誰都可以不在乎了，吃文學這碗飯已經沒有什麼味道了。十餘年過去，現在又有一個“文學邊緣化”的說法，與90年代初的說法差不多，或者是一言以蔽之的歸結。當今文壇，是有許多讓人無奈的現象，我把它看成一種過程。即社會發展到今天，今天中國社會特有的文學現象就發生了出現了，似乎持續多久也難以判斷。這現象只能看成是我們這個特色的社會裡的文學特色，能否在世界上找到先例以便參照，再做出日後會如何演變的預料，似乎不易。我覺得，這些現象既然已經發生和出現，可能會自覺不自覺地挾裹進去不少聲音，就同樣需要一定的時間完成那個過程。我可以參照的倒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媒體上最熱鬧的一個討論話題是“文人要不要下海”，而主張下海的觀點顯然更充分更得到歡呼，確也有一批作家下海了搞經營去了。不過十年，下海的人先後又回到文壇，比當時不主張下海的人的理由更新鮮更有說頭。
我還是相信，文學本身是神聖的，不會因為出現了這樣那樣的現象就改變文學本身的神聖質地。誰以為文學不神聖是他個人的選擇，以為文學神聖也是另一種人的選擇。
周院請說說您對延安的印象和對葉延安文學曳的評價遙
陳：延安我記不清去過多少次了。我第一次去延安是1973年冬天。我懷著虔誠和敬仰的心情參觀了毛澤東和老一代革命家住過的窯洞和發表講演的講台，那是另一種精神的神聖。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飯館裡要飯的孩子比食客多得多，一個人剛坐下吃飯，就有一夥孩子圍住他伸出手去。我後來每去一次延安，最敏感這個革命聖地的每一條街巷的變化，男人女人服飾和臉色的變化。應該說，現在的延安，才實踐了五十多年前那一代老革命對延安人和中國人的革命遠景的承諾。
《延安文學》是我省唯一一本大型文學雙月刊。一個地區市成功地創辦一本大型文學刊物，彌補了我省的空缺，給作家們提供一個寬闊的園地，很了不起。我記得這是詩人谷溪兄當年創辦的，他的氣魄和膽識，還有癡迷文學事業的精神，令我敬重和感動。現在繼任的同仁們把這本刊物辦得更具聲威了。誰都會想到它對作家的意義，我也借此機會向他們表示敬意，他們的富於創造性的辦刊思路，對於陝西和當代文學的繁榮和發展，對於青年作家的成長，都是最可敬重的默默的無名良師和益友。
2006.7.29 二府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