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土改工作小組

    這正是八月中旬,照舊歷來講是過了七月半不幾天的一個傍晚,從區上來的幾個人打東北角上的柵欄門走進村來。區工會主任老董走到合作社去找張裕民,還有三個穿得比較整潔的年輕人,像是從縣裡或省裡下來的。他們走到小學校的門口,卸下了背上的背包,拭著滿頭大汗,走過去,走過來,一會看看街上貼的標語,一會張望那正要散學了的學校的內部。坐在對面樹底下談閒天的人,便都悄悄議論起來。他們都狠狠的打量他們,想窺測出他們是些什麼人,究竟有些什麼能耐。剛打地裡回來的人,也遠遠站住了朝這邊望。那個最惹人注意的,生得身材適度,氣宇軒昂的一個,做出一副很閒適的態度和他旁邊一個小孩開著玩笑。那孩子不習慣在生人面前說話,便繃著臉走開了。那個兒小些的便朝合作社走去,並且回過頭來問:「老鄉!張裕民在合作社麼?」只有那個瘦個子倒仍站在小學門口,他和著裡面的歌聲,輕快的唱著:「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張裕民走在老董的前面,後邊還跟著李昌和劉滿兩個人,他們一擁就擁到了這邊,搶著把背包往肩上一扛便招呼著向南街走去了。那個瘦個子趕忙來搶背包,不留心腳底下一塊石頭,他踢著往前撲去,衝出去了好遠,好容易沒有讓自己摔下去,站住了腳。他望見街上的人都望著他,便朝大家憨憨的笑了。大家也就都笑了起來。他又趕上去搶背包,可是李昌劉滿他們已經走了好遠。他們邊走也邊呵呵的笑,瘦個子就嚷著:「咳,咳,讓咱自己拿吧,咳,這哪行,這哪行!」張裕民把他們帶到韓老漢家裡。老漢家的西房正空著,老漢是個勤苦的人,他在今年春天加入了黨,這房子是張裕民在春天提議分給他的,也是許有武的家財。房子很乾淨,又清靜。他的兒子剛打山東復員回來,只有一個八歲大的孫子正上學,張裕民也為的是區上下來什麼人,好安置在這裡,叫老韓燒點茶水,照顧門戶都很方便。
    李昌像個主人似的,一進屋就讓大家上炕,他用著熱情的眼光打量著幾個來客,他驚奇的拿起一把綁在背包上的胡琴。「這就是村支部書記張裕民,又兼村的武委會主任,過去是抗聯會主任。」做過三十年長工的老董介紹著。他回頭又介紹土改工作組的同志們:「這是文采同志,是工作組組長,這個瘦子是胡立功同志,那小個是楊亮同志。」他又從懷裡掏出一封介紹信給張裕民,這是區委書記關於這三位同志的組織介紹信,它說明他們代表區委會在這裡執行土地改革的工作。
    他自己也參加這個小組工作。
    「你們這裡有多少黨員呀?」文采同志即刻用著一個調查的口吻來問了,也沒有注意到楊亮阻止他的眼色。
    張裕民卻只說:「同志們肚子一定餓了,先燒飯來吧。韓廷瑞,你幫助一下你爹,趕忙燒飯;劉滿,你到合作社去稱幾斤面來!」他也不答覆楊亮要求去吃派飯的請求,並隨即自己也走了出去。他到韓廷瑞的房裡拿出一盞高腳的麻油燈,點燃了燈,他又向老董說:「你們先休息一會,我出去就來。」他丟下這群剛來的人,快快的跑走了。這時房子裡還剩下一個李昌,他捨不得走開,拿出了那二胡,一面調著弦,一面就問胡立功:「你會唱梆子麼?」文采走到房門口張望,黑了下來的院子裡很寂寞,對面廚房裡又拉開了風箱,水氣在燈光下升騰,孩子、女人、老頭都擠在一個屋子,忙忙碌碌的很熱鬧。他又轉過身來找老董談閒天,極力想抹去適才他對於張裕民所起的不良的鬼鬼祟祟的印象。
    老董伏在炕桌上在寫些什麼,這個老長工在三年的黨的工作中學到了能寫簡單的信。他的學習精神常被人稱許,他也很自得,在他的掛包裡是不會忘記帶著那蓋了區工會公章的信紙信封和他自己的私章的。只要有機會他就寫信,如同只要有機會他就要長篇大論的講演一樣。
    晚飯做好了的時候,張裕民才又走了來,他只默默的坐在旁邊抽煙,楊亮又說到以後不能吃白面,也不必自己燒,最好大家都去吃派飯,並批評他不該這樣費事。文采看見他敞開的胸口和胸口上的毛,一股汗氣撲過來,好像還混和得有酒味。他記起區委書記說過的,暖水屯的支部書記,在過去曾有一個短時期染有流氓習氣,這話又在他腦子中輕輕漾起,但他似乎有意的忽略了區委書記的另外一句更其肯定的話:
    這是一個雇工出身誠實可靠而能幹的幹部。
    吃過了飯,按照楊亮和胡立功的意見,先瞭解這村的情況,區委書記和老董雖然曾經簡單的說了個大概,究竟還模糊。張裕民和李昌也贊成這意見,正準備說開去,可是文采同志認為人太少,他決定先召開村的幹部會,並說明這是走群眾路線。張裕民和李昌只得到街上臨時四方去找人。過了很久,來了村副趙得祿,治安員張正典,民兵隊長張正國,農會主任程仁,村工會主任錢文虎,支部組織趙全功,李昌是支部宣傳,連張裕民一共是八個人。只有村長沒有來。村長是誰呢?卻恰恰是去年打倒了的江世榮。在今年春天,他們又在趙得祿的提議下把他復了職,他們的理由是要他來跑腿辦事,說他是有錢的人,誤得起工,只要不讓實權落在他手上就行。這意見村幹部都以為很合理,於是便這麼辦了。
    八個人都沒有什麼準備,心裡很歡喜,一時卻不知怎麼說,加上這幾個人都還陌生,也怕說錯話。像張正國這種老實人,只覺得靦腆和拘束,他蹲在房門口,連炕也不肯上。他的心是熱的,也有許多想頭,就不會說,也不打算說,他自從參加了暖水屯的民兵工作,就認定水火都不怕,他是出力賣命的,卻不是說話的。
    愛說話的老董在這小小的會議上傳達起土地改革的意義,他每次說話總是這樣的開著頭:「土地改革是消滅封建剝削大地主……」接著便說要去掉三怕思想,跟著話便說遠了,連什麼加拿大工人罷工,意大利水兵……,不知道什麼時候聽下的故事都說出來了。聽的人完全不懂,他也不覺得,反津津有味,若不是文采同志阻止了他,他怕要把這一晚上的時間都佔去了。文采同志想挽救會議的沉悶,尤其覺得首先應該把幹部的思想搞通,於是他接著逐條的解釋著晉察冀中央局關於執行土地改革的指示,這些幾乎他都背熟了的。
    他們談得很晚,一直到他們相信在座的人都全部明瞭才停止,並且文采同志決定第二天晚上要開群眾會,各種群眾團體可以同時開會,傳達政策,這幾個新來的同志可以分別出席。這個通知是要在明天早晨老百姓上地裡去之前就要發到的。文采同志的意見是至少一個星期,最多十天要結束這個工作,因為平綏路的局勢很緊張,國民黨時時要動槍刀,不得不趕快。
    人都走了之後,張裕民還留在這裡,似乎有些話要說。文采同志沒有注意到,只再三向他指示著:要面向群眾,要放手;說黨員太少了。對這些批評,張裕民也不置可否,都接受了,他還想說什麼時,卻看到他們很疲倦,大聲的打著呵欠,只得退了出來。在出來時他告訴他們,他已經放了哨,並說明在後院的院牆外邊有一條通西頭的小巷,那巷裡全住的是自己人,還交待著他們,這村子不容易出事情的。
    他走了後,文采同志給了他一個結論:「這人膽子小,還有些哥老會的作風。」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