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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故鄉的街道當成了深圳的政協小禮堂。我們正在討論張鍇雍委員對深圳經濟適用住房分配製度的質疑。
所謂「經濟適用住房」，就是用納稅人的錢蓋房子，平價賣給給需要照顧的特殊困難群體。可是，張鍇雍委員發現，許多住這種適用房的人開寶馬奔馳。這不是荒唐嗎？但細細一想，也正常。因為買此房的人必須是深圳戶籍，而且要有相當的戶籍年限，而擁有深圳戶籍並且有相當年頭的人，不是深圳當地原著居民就是符合引進標準的特殊人才，或者是政府公務員，最差也是投資和納稅達到一定數額的企業老闆，基本上都是有錢人，都有能力開豪車啊。開這樣的討論會，本身就荒唐。比我當年留級更加荒唐。
臨近畢業的時候，建設兵團文工團來馬鞍山招生，我們學校推薦了吳寶強。吳寶強是學校的紅衛兵團團長，又是宣傳隊隊長，待人接物像個大人，舉個例子，我當初作為「當塗來的」和「留級生」，幾乎不被任何同學接近，唯有吳寶強，每次見到我都要打招呼，但招呼得極有分寸，不會讓我得寸進尺。那麼小的年紀，就有如此的人生態度和做人分寸，自然深得老師和學校領導的賞識。所以，吳寶強是我們全校學生中的佼佼者，學校推薦他實屬應當。事實上，吳寶強也確實通過了各項測試，幾乎就要被錄取了。可是，在最後一個關口，他被查出是平腳板，非常遺憾。
不僅僅是吳寶強個人的遺憾，也是我們全校的遺憾。那年月沒有高考，只有上山下鄉，能夠被部隊文工團特招，無尚光榮。不僅是他個人的光榮，也是我們整個學校的光榮。其光榮程度，大概和今天的奧運會冠軍差不多吧。所以，當我們學校強烈推薦的唯一寶貝被「平腳板」無情地淘汰的時候，全校惋惜。
然而，正當一切即將塵埃落定遺憾而終的時候，負責招生的解放軍同志突然問：「聽說你們學校還有一個二胡拉的非常好的同學？」
「我們學校？二胡拉的非常好？」學校政工組長一頭霧水。他是多麼希望我們學校真有一個這樣的同學啊。但憑他的瞭解，沒有。因為我們學校宣傳隊演出《沙家濱》的時候，都是請十七冶機電公司樂隊幫忙的，裡面也夾雜著一兩個老師，包括政工組組織本人就在其中拉二胡，如果我們學校有一個同學會拉二胡，並且拉的非常好，政工組組長能不知道嗎？
政工組組長姓金，叫金達平，我們喊他金老師，但他好像並不是真正的老師，因為他基本上不代課，就是代課，也只是偶然上一下體育課或政治課。金達平的主要工作是抓政工。這在當時是一項非常重要非常有權利的職位。搞運動，整學生，整老師，全是他負責。當初為史任重扎個草人批判的是他，後來給苗先魁貼大字報刷大標語的也是他。金達平好像比校長還有權威。校長只有每學期結束的時候才對全校師生講話，金達平卻每天早上出操的時候都要對全校師生訓話，而且每次都慷慨激昂軟硬兼施，點名或不點名地敲打學生或老師，所以大家都非常怕他，也有些討厭他，老師們都稱他「金組長」，而同學們則當面叫他金老師，背後稱他「金大屁」。金大屁雖然天天訓話令人討厭，但是他有一個優點，就是非常重視集體榮譽。這時候，他已經猜到對方搞錯了，一定把旁邊的六中當成我們十七冶學校了，那個「二胡拉的非常好的學生」可能是六中的，而不是我們學校的，但是，金大屁還是抱著碰運氣的態度，問：「叫什麼名字？」
負責招生的解放軍同志說出了我的名字。
當一大群同學奔跑著到我們班來叫我的時候，我嚇呆了。
不僅我嚇呆了，我們班主任臉色也變了。她以為我闖禍了。闖大禍了。那年月，被政工組長召見基本上都是壞事情。
招生的解放軍肯定早有準備，因為他們居然帶了二胡。
這是一把好二胡。像小提琴一樣有專門的琴盒。轉動軸是黃銅的。這種二胡我在南京新街口百貨商場見過，但是沒有摸過，更不用說拉了。
我擔心拉他們帶來的二胡不習慣，會跑音，但回去取自己的二胡已經來不及了。因為我父親已經調回馬鞍山，我現在不住親戚家，而是隨父母住在花山，離學校比較遠。
我心裡安慰自己，想著招生的幾個解放軍肯定都是內行，即使我偶然跑一兩個音，他們也知道是生二胡的緣故。
為了穩定情緒，我先把琴弦鬆開，然後重新寧緊。因為時常得到苗軍的母親鋼琴伴奏的緣故，所以我的音比較準，很快調準了內外弦。看了一眼考官，得到鼓勵的點頭後，我開始拉《三門峽暢想曲》。為了抗干擾，我微微閉上眼睛，一邊拉，一邊想像著旁邊有苗軍母親的觀摩和鋼琴伴奏。如此，我就忘記了這是在考試，而是在苗軍家裡的一次普通練習。我發覺好二胡就是好二胡，雖然是第一次摸它，多少有些生疏，但它發出的音確實更加渾厚和穩定，有共鳴，在高音區和低音區同樣柔和並有質感。
我越拉越順手。
考場是一間教室。桌椅板凳被挪到了一個角落，留下大半個教室做臨時考場。除了考官之外，還有一些老師和學生，如金大屁、吳寶強以及學校的音樂老師等等。至於教室外面，人就更多了。門上、窗戶上全部都是學生的臉。事實上，我一被叫過來，我們班就不上課了。連老師都跟著來，何況同學。這麼多人浩浩蕩蕩，自然起了召喚作用，引得更多的同學甚至老師都圍過來看熱鬧。由於人多，所以吵鬧聲也就比較大。金大屁連續吼了幾聲，又瞪起了眼睛，才算安靜下來。可是，我一演奏，金大屁就不能吼了，外面又傳來嘰嘰喳喳聲。但這沒有妨礙我。我沉浸在《三門峽暢想曲》中，沉浸在假想的苗軍母親的鋼琴伴奏中和關切的注視之中。終於，當一曲終了，整個教室裡裡外外鴉雀無聲。
我被當場錄取。不需要複試。他們甚至沒要求我拉第二首曲子。當然，也沒有檢查我是不是平腳板。
建設兵團文工團的解放軍同志是怎樣知道我的呢？當時，連學校宣傳隊都把我這個「當塗來的」和「留級生」排斥在外，誰曉得我會拉二胡呢？我想，肯定是苗軍的母親推薦的。除了她，還能有誰？
我第一時間沒有回去告訴父母，而是來到苗軍的家。可惜，他們家大門緊鎖。我湊著窗戶的玻璃往裡面看，屋子空空蕩蕩。我的大腦也頓時空曠起來，眼淚控制不住，一下子就噴湧而出，居然爬在他家窗戶上哭了起來。
他們怎麼說走就走了呢？為什麼走的那樣倉促呢？怎麼連一點音訊都不留給我呢？只留給我無限的失落和永恆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