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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是做給別人看的，也是別人的評價，但天長日久，把別人當成鏡子，天天反射，終於失去自我，與別人的感覺一樣了。於是，為了別人，也為了自己，遵循社會法則，不斷地向上爬，感覺爬得越高「成就」越大，彷彿自己返璞歸真，成了猴子，生命的價值就在於從樹根往爬到樹梢，等上了樹梢之後，卻發現無路可走，再退回到地上已經不可能了，因為下面有太多的笑臉對著你，你不能辜負眾生啊。早知如此，幹嘛要費那麼大的勁爬上來呢你？
我坐在家鄉的馬路邊打瞌睡，但並沒有真的睡著，因為我清楚地看見了父親。
週末回當塗，我向父親暗示我想學樂器。父親點點頭，表示他知道了，或者表示贊同，但是沒說話，摸摸我的頭，又歎口氣。
我理解父親的難處，把話岔開，再沒提這件事情。我本以為這件事情就這麼過去了。誰知僅僅過了兩天，父親就來了，帶來一把二胡。
這是一把舊二胡。但質量不錯。紅木。提在手上蠻重。頂端雕有龍頭。龍頭是黃楊木雕琢。可惜已經殘缺。
「借的。」父親說。說的有些不好意思。好像非常抱歉。
說實話，這不是我想要的「樂器」。我最想要的樂器是手風琴，其次是小提琴。哪怕是舊的手風琴或舊的小提琴。借的也行。至於鋼琴，我不是不喜歡，而是根本不敢想。
儘管如此，我還是表現出歡天喜地的樣子。
我的表現不完全是安慰父親，也確實很喜歡。畢竟，二胡也是樂器，起碼相對於鳳凰琴來說是樂器。好過沒有。
我開始勤學苦練。幾乎到了著魔的程度。我一開始就追求正規。嚴格按照書本上的提示先練空弦，再拉音階，最後拉練習曲，並且不斷地按照書本對著鏡子調整自己的動作和姿勢，向一切會拉二胡的人虛心求教。為了不影響旁人，我用一根鉛筆做琴碼，這樣二胡發出的聲音就很小，但練習效果卻不受影響。另外，我還創造性地做了一塊與琴桿至琴弦之間尺寸一致的練習板，帶在身上，隨時練習指法。
當我帶著二胡來到苗軍家，拉了一首《小花股》之後，該苗軍和他的母親震驚了。
「你比他有天賦。」苗軍的母親說。
「他」指的當然是苗軍。但我並不同意阿姨的觀點。我認為我只是比苗軍刻苦。現在我想，可能是阿姨對苗軍的要求與期望比較高吧。
從此之後，我們就經常在一起合奏。為了不影響鄰居，我們都盡量「低調」。我用鉛筆做二胡的琴碼，苗軍在小提琴的琴碼上夾上幾個木質夾子，而阿姨更絕，她必須對鋼琴進行「改造」，在琴弦上鋪一塊布。
那是一段無與倫比的幸福時光。我感覺自己很快樂。感覺自己是同齡人當中的佼佼者。感覺自己接觸到了某種最神聖的東西。感覺自己比一般人高貴。我不孤獨了。面對那些不願意接近我的同學，我基本上做到了像苗軍一樣自信、坦然、平和，而不是像史常紅那樣不服氣。我更加刻苦地練琴。幾乎無時無刻不沉浸在音樂當中。我已經會拉很多二胡獨奏曲。為了能給我伴奏，阿姨不得不練習劉天華的十首二胡曲，還有當時流行的《喜送公糧》、《金珠媽咪贊》、《台灣人民盼解放》和《紅旗渠水繞太行》等等。我感覺音樂幾乎是我生活的全部。我發覺苗軍的家才是我最嚮往的地方。我甚至害羞地想過，如果我能出生在這樣的家庭，該多好啊！當然，這種想法只是一閃念而已，不會當真，因為我知道這是空想。但是，相處的時間長了，我們也確實像一家人，在他家吃飯是經常的事情，如果不是父親已經調回馬鞍山，我離開親戚家住到苗軍家也說不定。如果那樣，我們不是真的成了一家人了嗎？
然而，好景不長。這一天，苗軍告訴我，他們家要離開馬鞍山了。說他父親從學習班裡放出來了，被轉業到武漢，所以他和他媽媽也要去武漢。
我非常傷心。傷心地一個人躲在暗處偷偷地哭。為苗軍，也為苗軍的母親。我好像已經離不開他們了。我已經把他們當成自己最親密的人。當初我父母離開馬鞍山去當塗的時候，我也沒有流眼淚。是不是因為當塗近而武漢遠？或者是因為我清楚與父母分別是暫時的，而與苗軍和他母親的分別是永恆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永恆的分別」，但至少到目前，我再沒見過苗軍，也沒有見過他的母親。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我有點事業基礎之後，立刻離開海南去武漢開了歌舞廳，不斷地請武漢當地的音樂界朋友來做嘉賓演出，下意識裡，是不是希望碰見苗軍或苗軍的母親？不管是不是，最終的結果是未能如願。對於苗軍，他的最終職業未必是拉小提琴。或許早已經當了軍官，或許從事其他行業，就如我自己，無論是1977年的高考志願選擇，還是現在從事的行業，都與拉二胡不沾邊啊。而對於苗軍的母親，我連她姓什麼都不知道，就憑「會彈鋼琴的阿姨」這點線索，在偌大的武漢，當然打聽不到。
但是，我始終沒有忘記他們。
這不僅僅是因為我們共同度過一段令我終身難忘的美好時光，並且這段時光影響了我的一生，而且，我還實實在在地得到過他們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