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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賴老闆又回來了，並且帶來一個女的，蠻漂亮。我覺得有點奇怪，怎麼昨天剛走今天就回來？是不是帶來個女客戶？我跑到化驗室問陳秉章，陳秉章說這下真有戲看了，說不定要炒人，炒香港人。我問怎麼說。他告訴我：這個女人姓唐，大陸人，以前是瀋陽市文工團的，後來去了香港，現在在賴老闆香港的寫字樓工作，與賴老闆的關係很不一般，賴老闆最相信她。她今天和賴老闆一起過來，估計應該與我昨天提交的那份材料有關。
陳秉章還告訴我，賴老闆以前在潮洲是有一個鄉下老婆的，而且還有一個女兒，偷渡到香港後，又找了個老婆，他就是靠這個香港老婆發財的，現在倒好，又跟這個唐小姐不清不楚。
說曹操，曹操到。我們正聊得有勁，唐小姐款款走來。到底是搞文藝的，一招一試就是不一樣，與數百名打工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要說賴老闆喜歡，我看了也不由得有點動心。
唐小姐是來找我的。她對我十分熱情，遠遠地就露出潔白的皓齒，配上鮮亮的衣裝，使我感到了一股襲人的力量。
"你好！"唐小姐直接對我說話，彷彿旁邊沒有陳秉章的存在。
"你好。"我一面回答，一面故意用目光詢問著陳秉章，好像根本不知道這女人是誰，為什麼與我打招呼。
陳秉章配合得很好，馬上向我介紹："唐小姐，我們公司香港寫字樓的。"
這時候唐小姐才不得不對陳秉章點點頭，但點頭的幅度非常小。
我趁機上去與她握手，感覺她的手很有肉。
"您是新來的丁主管吧？"她也明知故問。
我感受著她手上的溫暖，聞著她身上奇特的香味，說："是是是。"
"我們下去聊聊好嗎？"
"好好。"
我們下到二樓，來到賴老闆的辦公室。此時賴老闆不在，賴老闆辦公室裡就我和唐小姐倆人。唐小姐沒有坐到賴老闆的大班台上，而是善解人意地坐在沙發上，這樣我與她離得就很近，談話的氣氛平等許多。我從來沒有跟這麼漂亮的女人如此近距離地在一起的經歷，我能感到自己的心跳，像活塞運動。我是過來人，有老婆有兒子，但我確實還是第一次體會到美女的魅力，是那種讓你的心臟像活塞一樣運動的魅力。我以前還從沒有體驗過美女的魅力，就是談戀愛結婚時也沒有美女的概念，我們那個時候那個環境裡擇偶的唯一標準是學歷，女的看男的主要看學歷，在同等學歷下再看是哪所大學畢業的，比如北京鋼鐵學院畢業的小伙子肯定比馬鞍山鋼鐵學院畢業的吃香；男的看女的也主要看學歷，在同等學歷下才考慮漂亮不漂亮。其實考慮不考慮也差不多，當時的女大學生，尤其是學工科的女大學生，相差的只有氣質，幾乎區分不出漂亮不漂亮，特別醜的估計設計院也不會要，特別漂亮的恐怕也不會來設計院，或者根本就不會學鋼鐵專業，所以在我們的概念中幾乎沒有漂亮與不漂亮之分。說實話，我對美女的認識就是從唐小姐開始的。唐小姐是我的"性美學"啟蒙老師。從唐小姐身上我發現，女人的美是一種全面的美，而不像我以前理解的僅僅是臉漂亮。真正漂亮的女人，除了臉蛋漂亮之外，還包括她的身段、走路姿勢、一個不經意的小動作、一個自然而然的面部表情、說話的聲音、語調、著裝、化妝、身上的氣味以及她身體周圍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某種"氣場"。唐小姐就是全面具備上述綜合"美因子"的美女，直到那時我才遺憾地發覺：真正的美女其實早就歸進了專業的文藝團體，她們從小就被選進了專業的舞蹈訓練班或其他表演訓練班，然後就進入專業的文藝團體，這些人與我們以前建設兵團或學校的業餘文藝宣傳隊員有本質區別，說白了，真正的好苗子早被選走了，尤其是我們那一代。這一發現使我認識到自己老婆在這方面的嚴重不足。許多年之後，我與前妻離了，為的是另一個女人，一個專業舞蹈演員出身的女人，這個人就是我第二任妻子，我不敢確定這件事與當初賴老闆手下的那個唐小姐有沒有關係，我想，就算沒有直接關係，也應該有間接影響。
唐小姐那天其實只與我談了關於人員招聘的問題。她問我該招幾個人，什麼樣的人。我說可以先招三個人，兩個搞管理的，一個搞技術的。她問為什麼要招兩個搞管理的，不可以技術、管理、化驗各招一個嗎？我說管理最重要，500多個人，需要兩個人才行，再說搞管理的人本身難管理，招兩個好，兩個有競爭，至於化驗嘛，只是簡單的滴定分析和金厚測定，陳秉章一個人就足夠了，如果實在要加人或換人，也可以留給新來的管理者去解決，看他們是什麼意見。
說實話，我當時是有意護著陳秉章，儘管我知道他做滴定的姿勢太難看，明顯不專業，但我還是不忍心讓他走，留一天算一天吧。
唐小姐似乎被我說服了，接著就取出一疊應聘信，我一張一張地翻著。為節省時間，我只看學歷複印件。我發現副經理他們對很多問題沒搞清楚，比如他們以為北京師範大學就是北京大學，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就是中共中央專門培養搞廣播和電視的專門人才的大學，等等。我沒跟唐小姐多解釋，只是讓她再多拿些應聘信來，我從中挑選了三人，其中搞技術的那個人是無錫輕工學院電鍍專業的，而非他們以前內定的那個北京師範大學化學專業畢業生。
唐小姐這一次在蛇口呆了很長一段時間，其間她也回過幾次香港，賴老闆也過來幾次，但總的感覺彷彿唐小姐是老闆，儘管她沒做什麼，甚至好像都沒說什麼，但大家都很害怕她，包括幾個香港師傅。
唐小姐做事很認真，親自寫信打電話約那三個人來，並且不厭其煩地看我呈送給賴老闆的計劃，一項一項地核對，一遍一遍地向我請教，有時我們離得很近，我能聞到從她體內呼出的熱氣，我發現那才是她身上真實的氣味，是那種不含香水和化妝品的氣味。現在有一種理論，認為這種氣味對異性很重要，人可以沒有性行為，但不可以不接受異性的氣味，否則就會得病。我當時就沒有性行為，只能靠唐小姐身上散發的氣味來維持自己不生病了。我就覺得自己與賴老闆很平等，儘管他是香港人，是大老闆，但我和他可以接受來自同一個女人身上的同一種氣味。
我一面接受著唐小姐身上的氣味，一面向她解釋著計劃中的問題，在向她解釋與指教的過程中，還意外地發現了自己原計劃中的幾個問題，及時地作了修正。由此我發現，對別人指導的過程也是自己完善提高的過程。
那段時間，賴老闆每次過來都對我很客氣，這點不僅從臉色上能看出來，就是每次請大家吃飯，賴老闆也專門把我叫到身邊，彷彿我在公司的地位比副經理還高。我發現香港老闆特別喜歡請員工吃飯，當然被請吃的也不是一般的員工，而是像我和副經理以及香港師傅們。說實話，每次請吃我都很心疼，想著自己在這裡大吃大喝，老婆孩子卻在家受苦，所以每次請吃我都想像著我老婆孩子也來了，這種畫餅充飢的想法非但沒有減輕痛苦，反而更覺得難受，彷彿是借酒消愁愁更愁。有時我甚至想，老闆您乾脆別請我了，直接把該花的錢給我，我寄給我老婆，讓她跟兒子買燒雞吃。後來，我就真的這麼做了，每次賴老闆請我大吃大喝之後，我就給老婆寄一封信，裡面夾10塊錢，讓她去買個燒雞跟兒子和保姆開一次葷。那時我雖然還沒拿過一次工資，但基本上不用錢，從家帶來的錢也不見少，不在乎10塊錢，關鍵是我有盼頭，覺得很快就會領工資，一領就是一兩千，幾乎是大款了，還在乎10塊錢？我在信中對老婆說：我現在很有錢了，你們儘管往好裡吃！
賴老闆很愛吃，也很會吃。我發現他請我們吃飯不見得是為了融洽關係，好像吃就是吃，沒什麼目的和企圖。以前聽人說"吃在廣東"，我以為僅僅是說廣東的菜好吃，當時我還不服氣，覺得我們家鄉的菜也很好吃，甚至更好吃，我至今都認為天下最好吃的菜其實是我媽媽做的菜。現在跟著賴老闆吃多了我慢慢悟出："吃在廣東"還有一層含義，那就是廣東人(當然包括香港人)其實很好(hao)吃，不僅正餐要吃，廣東人的喝茶其實也是吃，而且能吃得很飽，並且每天不是喝一次茶，而是喝好幾次茶，比我們那裡正餐都多，早上有早茶，晚上有晚茶，另外還有中午茶、下午茶，還有的茶樓乾脆提出"24小時全日為您服務"。
我和賴老闆在一起當然不全是吃，事實上，他與我在一起討論過關於工作方面的各種問題，包括技術問題。有一次他對我說，鍍金不難，難的是既要有很好的結合力，又要有很好的光澤。他說就表殼鍍金來說，其實就是在不銹鋼表面鍍金，而不銹鋼表面鍍金是最難的，因為不銹鋼表面有一層氧化膜，這種氧化膜能起到防止金屬生銹的作用，但同時也是造成鍍層與基體結合力不牢的主要原因。這讓我發覺賴老闆其實很有水平。因為從他所受的教育背景看，他能說出這番話來確實很不簡單。想想也是，就算他這份產業是靠老婆起家的，但如果他自己不是出類拔萃，一個香港的富家小姐能隨隨便便嫁給一個大陸的偷渡仔嗎？再說，就是給了他一個起步平台，如果他自己不爭氣，也不會有今天的氣候。從他將工廠遷到深圳這一步看，至少他的眼光是很準的。
賴老闆有一次對我說，他現在非常忙，他的主要業務在香港，所以很少過來，他想把經理的位置讓出來，還說他準備公開選拔經理，要我也參加競選。我聽了後明顯感到身體裡的血液往上湧，但嘴上卻投其所好地說：我看唐小姐就不錯，對公司很忠誠，做事不唬。賴老闆這時候普通話彷彿大有長進，他好像完全聽懂了我說的話，愣了一會兒，說："不行，唐小姐要負責香港寫字樓那邊的工作，那邊的訂單大部分靠她。"我又說："香港那邊不是有您嗎？"他笑笑，笑得很天真，像個大小孩，搖搖頭，說："不行，我今後要經常過大陸這邊來，我準備在關外搞一個大的工業區。"我問："公司準備搬到關外嗎？"他說不，搞大工業區是搞房地產開發，搞起來後出租給人家開工廠，就像我們這間廠，就是租用蛇口魚工貿的。他還告訴我，關內已經沒有地皮了，就是有也留著做商業用地，不會用來做工廠，還說現在香港老闆來深圳都喜歡在關外開廠，因為關外人工更平。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工廠租給別人，而自己卻又要租別人的廠房，在內地我還沒聽說過廠房可以租的。
那時候，我同樣也沒有聽說過房地產開發這個詞。後來的發展證明，賴春泉在商業運作上確實是有遠見的。隨著像他這樣一些本來在香港根本就不起眼的小老闆在大陸的迅速崛起，越來越多的香港和台灣小老闆跑到深圳來，借助於這邊改革開放的東風，及在勞動力、廠房租金、稅收、環保徵收、輔助原料及生活費用方面的低成本，不用幾年就一個個成了大老闆。這些人過來都是要租用廠房的。剛開始是深圳特區內，比如像賴老闆自己，後來是深圳特區外，也就是所謂的"關外"，就是賴老闆現在打算在那裡建工業區的地方，再後來就是東莞，由香港向內地逐步推進。
賴老闆有時正和我說著話，手機響了，他取出來，打開翻蓋(比蔣大哥的那種先進，蔣大哥當時用的還是磚頭塊似的"大哥大")，迅速往樓頂上跑，邊跑邊對著手機裡大喊，喊什麼我聽不懂，但肯定是談業務的，不是電鍍業務就是開發工業區業務。我不知道該不該跟著他跑，好像跟不跟都不好，只好跟在後面走，隔一段距離，等我到達樓頂時，他差不多正好打完電話，然後他問我剛才說到哪裡，等我告訴他後，我們接著說。有幾次，賴老闆乾脆把我叫到樓頂上說話，這樣，一旦手機響起，他隨時接聽，非常從容，再也不用狼狽地奔跑了。現在回想，賴老闆當時用的手機一定是香港的，蛇口與香港隔水相望，香港手機在蛇口的樓頂能用。
賴老闆與我很少談私事。關於他個人的事，我是從陳秉章和工人們那裡聽來的。廠裡有許多跟賴老闆一個村的人，有些還是他的親戚，比如賴德能、賴德龍、賴德寶，等等，我甚至懷疑賴老闆這一輩是春字輩，他的下一輩是德字輩。果然，我在員工登記表當中發現了一個叫賴春盛的，我問賴德龍："賴春盛是你叔嗎？"他說："可以這麼說吧，賴老闆還是我叔呢，有什麼用？"賴德龍告訴我，這裡姓賴的都是一個祖宗，有的還是很近的親戚，比如，賴春盛就是賴德寶的堂叔，但親戚不一定就會得到照顧，得到照顧的親戚也不一定就真心為他賣命。從賴德龍身上，我發現自己以前的看法有偏差，五百多工人中，素質並非一般齊，有那麼多素質差的，也必然有幾個甚至幾十個素質高的，比如賴德龍，至少比那些以為全世界就只有說白話、潮洲話和客家話三種人的女工素質高許多。後來，在我當上經理之後，我真的將賴德龍提為工段長，還將另外一個說客家話的小伙子調到化驗室學化驗。這些自是後話。
賴德龍告訴我，賴老闆家成分不好，所以"文革"期間受壓迫很慘，他就與人結伙偷渡去了香港。但去香港的人未必都能發財，事實上，當初他們大隊(現在是村)一起去香港的有十幾個人，最後混出頭的只有賴老闆一個人，還有一個李生，現在跟著賴老闆做，混得也可以。我問哪個李生，賴德龍說就是前兩天與老闆一起來的那個李先生。我問李先生為什麼叫李生，賴德龍笑，他說香港人就這麼叫，李先生就稱李生，王先生就稱王生。我一想，還真是這麼回事，香港人說話能省就省，比如"早晨好"，香港人就只說"早晨"兩個字，反正大家都知道是那個意思就行了。其實內地也是，王大明不喊王大明，而是簡稱老王或小王，但如果你是兩個字，比如你叫王明，則別人就喊王明，而不稱老王或小王了，因為反正都是兩個字，沒的可省，不如直呼其名算了。
陳秉章曾對我說過，副經理對賴老闆很有些意見，我想不通，現在將賴德龍對我說的與之一聯繫，似乎有點通了。
副經理和賴老闆不僅是一個村的，而且兩人是穿開襠褲一起長大的好朋友。當年在一個班時，副經理是個乖孩子，學習成績好，經常給賴老闆抄作業，後來長大了，副經理由於自己乖巧，更由於他父親是大隊書記，順理成章地進村小學當了民辦教師，而賴老闆則老老實實地下地種田。而且由於家庭出身富農，生產隊不把他當人，什麼髒活累活沒人幹的活都派給他，好事輪不到他，壞事全往他身上推。那時候只有一個人不歧視他，就是副經理。據說，賴老闆偷渡之前對自己的父母都沒說，但他對大隊書記的兒子副經理說了。賴老闆有點迷信，他認定成事在天，於是他對他最好的朋友說，如果副經理當時反對他這麼做或乾脆去檢舉揭發他，那就說明天意不讓他偷渡，他就認了。誰知他這個好朋友聽完之後沒有任何反應，跟沒聽見一樣，賴老闆就偷渡去了，並且一直認為是命中注定自己一定會成功的，結果就真的成功了。今天在蛇口恆基公司裡，賴老闆和副經理之間的這段歷史一直是工人們經久不衰的話題，並且有好幾個版本。一種說法是副經理這人天性就四平八穩，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他與賴老闆雖然是好朋友，但好朋友是不是偷渡與他沒關係，所以他沒反應。另一種說法是副經理很狡猾，他是故意裝著沒聽見，假如賴老闆偷渡成功了，並且將來發達了，他沒反對沒揭發就是支持，就有功，就有資本沾光；如果偷渡沒成功，被抓了，他也沒任何責任，對政府可以說是他根本就沒聽見，私下對賴老闆還可以說，你看，我什麼話都沒說，還不是要你三思嗎？還有一種說法最離奇，說其實副經理當時聽了之後立刻就考慮自己是不是跟了去，但天生優柔寡斷的性格使他一時拿不定主意，所以沒來得及反應。不管是哪一種說法，反正賴老闆與副經理二人的關係不一般，反正後來賴老闆衣錦還鄉時第一個就找副經理，要他辭去那民辦教師，跟他出來幹一番事業。依副經理的性格，是不會輕易"下海"的，但他經不住身邊人的慫恿，特別是看著以前靠自己關照的賴春泉搖身一變成了香港大老闆，連縣長都屁顛屁顛跟在後面，多少也激起他體內雄性荷爾蒙的膨脹，加上他當時正為"民轉公"的事鬧得很不順心，於是就跟著賴老闆來到蛇口，幹起了現在這個副經理。
副經理對賴老闆的不滿主要集中在個人待遇上。副經理的工資是每月2500元，這個工資待遇與我當時在設計院相比是高得驚人了，相當於一個國家甲級設計院裡20名工程師的月工資之和！相對於副經理自己來說，那更是不得了，就算他當時順利地"民轉公"了，每月工資才72元，一個月抵好幾年了，按說，副經理應該相當滿意了，其實不然。問題出在一個"比"字上。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這話誰都知道，賴老闆知道，副經理也知道，但知道歸知道，比還是照比。賴老闆給副經理的待遇是拿他跟國內的人相比的，這樣比起來他給副經理的待遇就很高很高。副經理拿他的待遇跟香港師傅相比，這樣一比他的待遇就很低很低，比香港一個買冰棍的老太太都低。要說他們二位誰都沒錯，所以結怨就越來越深。賴老闆之所以要按內地的標準比，因為你副經理本來就是大陸人，而且是大陸貧困地區的鄉下人，深圳戶口也是賴老闆最近出錢給解決的。即使按深圳的標準，每月2500元也不算低的。副經理之所以要跟香港師傅比，因為恆基公司本來就是港資企業，副經理事實上等於是這個港資企業的負責人，所付出的勞動和對公司貢獻遠遠大於公司裡任何一個香港人，就論與賴老闆個人的交情來說，他也遠遠深於任何一個港籍職員，難道就因為自己沒有香港居民身份，就一定要在待遇上讓下級比自己高10倍？既然說到待遇，還不僅僅是工資，就是吃飯，還是在副經理幾乎翻臉的情況下，通過唐小姐調停才爭取到與港人同等地位的。其實在當時的情況下，2500元和25000元對副經理來說反正都是用不完，但教書先生出身的副經理嚥不下這口氣，要不是他天生平和的性格，恐怕早就鬧翻了。
儘管副經理是個能沉得住氣的人，但他對賴老闆的強烈不滿還是偶爾表露出來。副經理有兩種表露方式，一是消極怠工，本著我拿多少錢干多少事的精神，只管行政，不管生產，甚至於有時候希望生產上出問題，他躲在一邊看笑話，反正你賴春泉花了那麼多錢請了幾個香港師傅，關我什麼事？二是臉色鐵青，副經理是不會輕易發怒的，一旦發怒就臉色鐵青。據說副經理與賴老闆在一起經常臉色鐵青。直到今日，我仍然記得副經理臉色鐵青的樣子，事實上，每當我用到"臉色鐵青"這個詞組，我的腦中馬上就浮現副經理當時的樣子。副經理面色潔白，溫文爾雅，臉一泛青就格外有震撼力，使我過目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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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中的三個大學生最後來了兩個，一個搞技術，一個搞管理。搞技術的那個人太認真，一天到晚拿個筆到處記，以至於唐小姐認為他是對手派來偷情報的，要不是我力保，差點就被炒魷魚。搞管理的那個小伙子姓王，叫王逸群，是大連工學院化工系畢業的，而且，畢業之後正好趕上美國一所大學在他們那裡搞了一個MBA班。幸好我懂英文，知道MBA是工商管理碩士的意思，感覺人才難得，既懂化學，又學過工商管理，到電鍍廠來抓管理不是非常對口嗎？所以，我極力主張請他來。說實話，我還真從他那裡學到了許多東西。雖然他們那個班只有三個月的課程，並沒有頒發碩士學位，但是有關管理學的一些基本術語和知識還是學了，所以，我也從他那裡學到了一些東西。但是，這小子太自以為是，甚至有點神經兮兮的，一會兒一個考古新發現。發現一個問題，哪怕是一點小問題，一定要咋咋呼呼，必須將我、副經理、唐小姐三人全匯報到，只恨不能飛過香港直接去跟賴老闆匯報。剛開始我還能忍受，想著年輕人，工作熱情高不是壞事，就是有點想表現自己也可以原諒，只要不過就行。但他實在太過了，後來不僅我煩他，連忍耐性極好的副經理也時不時地臉色微青。我像是自己犯了錯誤，因為這個人是我極力推薦的。唐小姐雖然沒說什麼，但估計她心裡也有看法。從表面上看，她不動聲色，仍然那樣笑吟吟的，繼續扮演著馬科斯執政期間菲律賓總統夫人尼梅爾達的角色，只是比尼梅爾達更年輕，更漂亮，更具魅力，對全廠女工更具榜樣作用，對我們有更直接的吸引力，但她肯定已有想法。果然，這一次唐小姐回香港幾天，然後與賴老闆一起過來，帶來重大決定：炒掉那個搞管理的，選舉產生公司經理。
看著那個熱情、自負、狂妄、好大喜功、神經兮兮的小伙子自己提著行李昂首挺胸地走出大門，我突然有一種兔死狐悲的感覺。說炒就炒了？我們有沒有給他一點點機會？比如認認真真地跟他談一次話，提醒他應該注意哪些地方。沒有，一次也沒有，只是背後搖頭，沒有誰給他提出哪怕是一點點善意的忠告，甚至於見他神經兮兮的反而幸災樂禍，暗自為少了一個競爭對手而高興。我這時候才感覺到了"老闆廠"的殘酷，這種殘酷就是只給你一次機會，決不給你第二次。這種殘酷今天發生在這個小伙子的身上，沒準哪一天就會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
按照賴老闆的意思，公司經理將由公司全體員工投票選舉產生。賴老闆為何要搞這個動作我不得而知。是有意給副經理敲警鐘？是他確實認為應該有一個得力的經理來掌管公司日常工作而同時又覺得副經理不能勝任？還是他心血來潮趕時髦借此來裝裝"民主管理"的門面或借此來增強公司的凝聚力？不管他是出於何種考慮，反正這事牽扯到我，賴老闆是打算打我這張牌。
我當時的心情很複雜，一方面，本能地感到這對我不見得是好事，我來公司的時間太短了，還沒樹立起真正的威信，此時參加競選，十有八九我會落敗；另一方面，我又確實很想當這個經理，當上經理，工資待遇就能提高，在公司也會安全些，不會像那個王逸群一樣說炒就被炒了。通過"下海"這些天的實踐，我的思想也起了變化，以前我就知道"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但一直以為搞技術搞專業是勞心者，比如工程師、教師、醫生、作家、畫家等等以腦力勞動為主的都是勞心者，而做工做農的人是勞力者，比如種田的、打鐵的、剃頭的、扛包的、買報的、開車的等等以體力勞動為主的都是勞力者。現在我發現這種認識是大錯特錯了，我終於開了竅：只有統治者或管理者才可稱其為勞心者，其他一切勞動者包括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都是勞力者。我回想起自己在設計院的遭遇，我們要定個高級職稱那麼困難，很多老知識分子信誓旦旦地表示決不為三斗米折腰，但到時候還是為高級職稱低頭，而那些管理者，比如人事處的、計劃處的、政治處的、甚至是工會的，則一個個輕而易舉地評上高級管理師、高級經濟師、高級政工師，還有說不清楚的諸如高級某某師等等。這就是所謂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我要當勞心者，要當經理！我現在要做的就是如何競選勝利，管他賴老闆是怎麼考慮的，取勝總比落敗好。決心已下，我開始付諸實施。
候選人三個，副經理、我、還有就是要從自由報名者中篩選一個。但就是這個自由報名名額，其產生過程比選舉公司經理本身似乎還要複雜。剛開始是沒人報名，動員了半天也沒用，為這事我還專門跟陳秉章談過，希望他參與，但陳秉章的反應相當冷淡。我發現他不僅對這件事冷淡，而且最近對我所做的一切都比較冷淡，似乎有一種冷眼相看的味道。我在什麼地方得罪他了？或者我什麼地方讓他看不慣了？不知道。我也不打算細想這個問題，現在我的首要任務是爭取競選當上公司經理，這對我很關鍵。我也找過賴德龍，他笑著說："丁主管別拿我開心了。"我說賴老闆這會兒是真想民主一回，機會難得，管他能不能選上，就當是豐富一點人生經歷也好。賴德龍不領情，依然將頭搖得像撥浪鼓。我有點著急，覺得這樣一來不僅賴老闆難看，我們也覺得沒意思，更主要的是我覺得如果只有我和副經理兩個候選人，那以後還怎樣相處？我們老家有個俗語，"一個人不喝酒，兩個人不賭錢"，兩個人賭錢，你贏我多少我輸你幾個一清二楚，有什麼意思？
正當一籌莫展之際，生產線上一個說客家話的小伙子到寫字樓報了名。公司大概是為了消除尷尬或是為了吸引更多的人來參與，當晚就在飯堂門口出了紅榜，宣佈自願報名參加競選者的名單。儘管所謂的"名單"上只有那個小伙子一個人，卻也印證了英格蘭那句"It'sbetterthannothing"(好過沒有)的諺語。我當即找小伙子談了話，發覺他確實蠻有思想，至少能對答如流。我問他是哪裡人，他說他是梅縣人，說客家話的。我說外面傳說我們公司只招潮洲人，怎麼我發現還是有幾個客家人？他說是的，是只招潮洲人，我們是副經理老婆家的親戚，副經理老婆是我們客家人。我問他是什麼學歷，他說高中沒畢業就去了海南，他家有個親戚在海南的國營農場，他在那裡幹了一年，才通過副經理老婆的關係進了公司。最後，我問他為什麼要報名，他說好玩，他知道他不可能被選上，但也不會因此而有什麼壞處，說不定還能有什麼好處呢。
他說的對，真有好處，由於他給我留下的印象不錯，特別是他要求上進的精神和他的見多識廣以及說話的邏輯性，促使我在上任經理後將他從生產線抽調到化驗室學習化驗。
紅榜還真管用。公司在飯堂門口張貼"名單"的第二天，又有幾個人報名競選經理。沒出三天，報名人數竟達36個。唐小姐宣佈截止，就在這36人當中選一個作為候選人參加競選。唐小姐把我叫到賴老闆的辦公室。賴老闆不在的時候，他的辦公室就是唐小姐的辦公室。我們坐在沙發上，看著人事部送來的36張用工表，仔細地挑選著，看了一會兒就覺得這樣不行，看不出名堂來，這些資料和上次管理人員應聘資料不一樣，沒個性，差不多，於是我建議把著三十六個人全部叫到會議室，大家座談一下，相當於"面試"，順便鼓勵鼓勵，說不定還真能發現幾個可教之才。唐小姐瞪著大眼看看我，點點頭。
座談會於晚上下班後舉行，這些"候選"候選人加上唐小姐、副經理還有我，將會議室擠得滿滿的。唐小姐先是說了一番鼓勵的話，然後問副經理有沒有什麼要說的，副經理笑著搖搖頭，表示沒有，她又睜大眼睛對我抬抬頭，意思讓我說說。我說了幾句民主選舉公司經理這件事的意義，順便將賴老闆吹捧了一番。說企業是我們大家共同的企業，不是老闆一個人的企業，所以，關於企業的發展，不是老闆一個人的事情，而是我們大家共同的事情，這次民主選舉公司經理，就是大家共同決策企業未來發展的具體體現。當我說這些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幾十個"候選人"傻傻地看著我，不知道是感覺新鮮還是根本就聽不懂我說的話。或許他們聽懂了表層意思，但聽不懂深層意思。不過，他們是不是聽懂我不是很在意，我在意的是唐小姐是不是聽懂。還好，她聽懂了，因為我在說的時候，眼睛的餘光分明看見她一直在微微地點頭。我說完了，她又使勁地點了兩下頭，然後才讓這些"候選人"一個挨著一個發言。從他們的發言情況看，這些有志於競選公司經理的人實在是良莠不齊，既有像生產線上那個客家小伙子一樣能說會道的，也有自始至終連說話都沒敢抬頭的潮洲妹。我略微感到遺憾的是，賴德龍沒報名，這說明還有些有能力的人並沒有報名參加競選。最後，唐小姐確定檢驗組組長作為正式的候選人。該組長是個30出頭的女同胞，看上去精明能幹，氣質不錯，以前是賴老闆他們村的婦女隊長，現在公司裡很多人還是喊她"隊長"，她丈夫也在公司上班，是賴老闆的遠房親戚。我對唐小姐的選擇很贊同，雖然是假民主，但也要演得像，否則就適得其反，再說既然是民主選舉，三個候選人中就應該有一個女同胞，畢竟，五百多人的工廠裡有差不多四百名打工妹，沒個女同胞就不具代表性。
我對自己當選經理是有信心的。從整個公司管理結構上說，既然賴老闆要將主要精力放到大工業區的開發上，蛇口的工廠就必須找一個生產行政一把抓的人，唐小姐或許能夠勝任，但香港寫字樓那邊離不了她，副經理對賴老闆有情緒，就是沒情緒，他也不懂生產管理，現在的生產實際上是沒人管，任幾個香港師傅搞，而這幾個香港師傅說到底就只能是做師傅，其文化程度和管理水平還不及國內國營廠的一個正兒八經的張師傅或李師傅，香港師傅的法寶就是哄著工人們幹活，為此，他們不惜自己掏腰包經常請工人吃夜宵，或乾脆多報加班，讓工人們高興，副經理對此完全是睜隻眼閉只眼，不幸災樂禍就算品德高尚了。如果這次我當經理，賴老闆就有了兩隻手，一隻手是分管香港寫字樓的唐小姐，另一隻手是分管蛇口工廠的我。想到自己即將與美麗絕倫的唐小姐平起平坐，心中蕩起溫馨的激動。
那幾天我一直想著怎樣才能確保萬無一失。說實話，我沒有絕對的把握，因為絕大多數工人我都叫不出名字。我找來工人的花名冊，帶著花名冊每個車間每條工段地跑，爭取能一口叫出組長及骨幹的名字，最後，我動用了絕招：給全廠每個工人寄去一張能夠參加抽獎的亞運會明信片！我選擇的時間恰到好處，工人們頭一天晚飯時收到明信片，第二天就參加投票。我知道如今人的感情淺，必須現炒現賣，否則過期作廢。那一天晚飯時，我成了明星，每個工人都熱情洋溢地對我打招呼，飯堂裡，"丁先生"、"丁主管"不絕於耳，賴德龍那幫人更直接，乾脆喊起了"丁經理"。
投票的結果沒有出人意料，我順利當選。我特意注意到副經理的表情，他的臉色正常，絲毫沒有鐵青色，十分坦然地帶頭鼓掌，對我點頭微笑，這反倒使我不安起來，不知是副經理的涵養特好，還是設計好了一個陷阱在前面等著我。
上任後，我即刻對生產編製與班制進行了調整。整個工廠按生產流程劃分為三個工段，分別叫做一工段、二工段和三工段。一工段負責加工件的開箱、清洗、上架、除油、打磨拋光、噴藍油及夾具的製作與維修；二工段負責電鍍，包括酸金、水金、厚金和化驗室；三工段負責產品的檢驗、包裝、出貨。在班制安排上，將每個工段的上下班時間錯開半小時，這樣既解決了工人在同一時間湧向飯堂和洗澡間帶來的諸多不便，又能每天節約一兩個小時的通風照明用電。以前香港師傅負責生產，要開工一起開工，要下班一道下班，而事實上，從開箱清洗到電鍍起碼要等半小時，從電鍍到檢驗又要等半小時，這樣就天天造成窩工，還白白浪費水電。下班情況也一樣。我作了這樣調整後，工人們普遍反應很好，香港師傅也不得不點頭稱是。
在人員安排上，提拔賴德龍為第二工段的工段長，調那個說客家話的小伙子到化驗室。我對陳秉章說：隨著訂單的增加，又要新開兩條生產線，唐小姐本準備再找一個學化驗的大學生，我覺得不必了，這小伙子由你帶著就行了。陳秉章好像沒理解我的良苦用心，並不領我的情，仍然不冷不熱的樣子。對於那個"婦女隊長"，我讓她"恢復原職"，學著大學裡學生會的做法，讓她擔任女工部部長，但是是業餘的，本質工作還是第三工段的檢驗組組長。工廠有差不多四百女工，大多數是沒有結婚的打工妹，有個大姐關照她們一點是完全必要的。
賴老闆在選舉工作完成後就匆匆去了香港，那邊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著他。唐小姐在蛇口也只多留一天，聽了我的想法，她沒說好與不好，只是關照我有什麼事要多與副經理商量，並要副經理多支持我。根據唐小姐的要求，所有這些事情，事先我都徵求過副經理的意見。其實，就是唐小姐沒這樣要求，我也會這麼做的。副經理對我的一切做法都完全贊同，而且還幫我解釋這麼安排的理由，這使我很感激他，我沒想到副經理的胸懷這麼開闊，同時又隱隱約約感到有什麼不對勁，但到底哪裡不對勁，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