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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培訓班除了學到了一些最時髦的新經濟知識外，還建立了一批社會關係。或許是碰巧，我們那個班得到當時國家體改委的高度重視，時任國家體改委主任的李鐵映同志來海南視察，還專門給我們作了一次報告，在培訓班結束前，我們赴香港資本市場考察，包括到和記黃浦、百富勤和中策等著名企業的實地學習考察，實際接觸到"做殼"、"買殼"和收購兼併等一系列資本運營新思路。那是在1993年，在深寶安收購上海延中之前，因此更加難得。
培訓班結束後，我找機會繞開總裁，直接向楊老闆匯報我的想法。
必須繞開總裁。通過50萬回扣問題的處理，我對總裁已經產生了某種程度的不信任。說實話，事情發生的當時我雖然有疑惑，但並不是很明確，但事情發生之後，特別是我參加了學習班並從香港考察回來之後，感覺清晰許多，覺得總裁接受用兩輛走私車沖抵100萬現金這個條件有些蹊蹺。因此我就發現，人不要自以為很聰明，即便別人不如你聰明，也僅僅是表現為反應比你慢半拍，但是，生活是漫長的，快半拍或慢半拍有時候並不重要。比如現在，我的認識基本上就達到與總裁同樣的高度了。儘管如此，我繞開總裁直接找楊老闆匯報並不打算告總裁的狀。這倒不是我標榜自己是正人君子，不是小人，而是因為我從小就熟讀《三國》，知道如果我這樣在老闆面前告總裁的狀對我自己並沒有好處。不但沒有好處，而且還有壞處，有很大很大的壞處。即便楊老闆守口如瓶，不會在總裁面前出賣我，但至少楊老闆本人從此之後會時時提防我，說不定還會找個理由炒掉我。我不幹這樣的傻事情。我找楊老闆直接匯報是談公司今後發展的問題。通過學習班，我對公司未來的發展產生了一些具體的新想法，作為公司發展部經理，我覺得自己有責任也有權利單獨和他談這個問題。
我與他交談了40分鐘。由於這是我第一次正式和老闆談話，所以事先做了充分的準備。有些問題我怕他聽不懂，事先想好了一些深入淺出的例子。例如我為了說明買殼的意義，對他說："假如一個人一心要做官，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他的年齡又實在是過了第三梯隊的界限，怎麼辦？辦法之一是培養他的兒子(全資子公司)當官(上市)，或者培養他侄兒(控股子公司)做官，再不行就認個當官的做乾兒子(參股上市公司)。"這樣交談了一會兒我發現，楊老闆其實非常聰明，他的智商肯定比我高，我通過專門的學習和考察加上多天的思考才產生的想法，他居然在40分鐘之後就明白了，而且甚至在我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比我還明白！後來的發展證明，他是資本運營方面的天才，這不是我的評價，我沒有資格對他做出這樣的評價，而是幾年之後當我在深圳的一家老牌上市公司的核心部門擔任要害職務時，親耳聽到證券交易所的有關領導和一些大券商這樣評價的。
我不知道楊老闆是聽了我的意見之後才採取的行動，還是他本來就打算這麼做，反正在我向他匯報了我自己的那些想法之後不久，他就開始介入了資本運作。
我們第一項操作是買殼。時間是在深圳寶安收購上海延中之前。我們沒有大張旗鼓，我們做得比深寶安漂亮，成本比他們低多了。"殼"是福建廈門的一家上市公司，操作方法是法人股轉讓，而不像寶安那樣在二級市場強行收購流通股。流通股價格高，強行吸納容易引起股價波動，又有政策限制，成本高麻煩多，做秀的成分大於商業意義。並且，收購流通股只能是參股，很難真正控股，只能入主董事會，不能控制董事會，相當於認了個"乾兒子"，不是親兒子。
我們獲知那家上市公司的母公司需要套現，就與這個作為母公司的國營單位的領導成員反覆溝通，徹底溝通，直到他們人人滿意為止。我們在只付了第一筆法人股轉讓款之後就實際行使第一大股東的權力，炮製了一個分紅方案，然後就拿分紅得到的資金支付第二筆轉讓款，再通過增資擴股募集新增資金，順利實現良性循環。
與買殼同時進行的是做殼。第一次做殼並不成功。方法是在海南註冊了一家農業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其中的"農業"是為了打國家產業政策牌，我們知道國家一直是支持農業發展的，海南更是提出了將"三高農業"作為今後發展的重點，我們認為打著農業牌上市會容易許多。"租賃"是為上市以後的運作做準備的，其實租賃公司最容易開展資本運作，"租賃"一詞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出租業，比如不像出租車，它實際上可以理解為一種變相放貸，比如農業租賃，實際操作起來可以做成明為租賃實為分期付款，將"租賃費"提高，高到與分期付款等值。但是後來由於國家對上市指標的分配製度發生根本性變化，我們搞的那個農業租賃公司並沒有獲准上市，因此它後來也就沒有從事租賃業務，只是把它當作一個真正的"殼"用了。
國家對上市指標的控制新政策可以用"總量定死條塊分割"八個大字來概括。被我們戲稱為新"八字方針"。所謂"總量定死"，就是國家每年就只有50個億的上市總量，不得突破。所謂"條塊分割"，就是對這50個億的總盤切蛋糕，按省、部、委切，基本上是每個省、每個部或每個委各分一個億。這種政策的直接後果是：凡是在那個年代上市的公司都是小盤股，因為對具體的某個省或某個部委來說，既然總共只有一個億的份額，給一家上是上，給幾家上也是上，不如多分幾家小盤公司，多上幾家。最精明的當然還是上海人，他們居然推出流通盤只有800萬的超級小盤股。甚至比如今創業板的股本還小。反正國有企業是可以任意切割的，反正多上一家是一家，先上去再說，上去之後再擴股，擴股比新上市容易多了，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根據這個新政策，我們的做殼思路也必須做根本性調整。因為我們要想做殼，就好比是想從別人碗裡分一杯羹。分上海人的肯定不行。上海人那麼精明能讓我們來分嗎？分海南本地的也不行。海南本地也是僧多粥少，第一投資、國邦股份、六合農業等知名企業個個急不可耐，現成的實體公司都排不上隊，豈容我們來做殼上市？事實上，不僅上海、海南的粥我們分不到，其他任何省市的上市份額我們都不可能分到。哪裡的人不精明？何處不是僧多粥少？因此我認為，在中國當時的政策背景下，做殼暫時行不通。
前面我說過，楊東昇的智商比我高，我這樣說不是謙虛，而是事實。事實是：在我們看來明明是走不通的路，楊東昇敢走，而且是理性地科學地去走，結果真走通了。我和他的差距不大，就差一點點，這一點點是：他比我先想到，先看到，先做到那麼一點點。當我認為做殼不行時，楊老闆認為行，並且去做了，結果做成了。
他想到了國家體委。
根據楊東昇的分析，國家體委也是"委"，委比省部高半級，當然也可以分到上市額度，而當時的國家體委及各地方體委和他們的下屬機構不是機關就是事業單位，體委下面好像沒有什麼正兒八經的企業，就是有也很少，至少不會像第一投資和國邦股份這樣咄咄逼人，因此，完全可以從國家體委這裡分一杯羹。
想到了還要做到。為了做到，我們進行了精心策劃。首先，我們贊助中國橋牌協會舉辦一次邀請賽，定名為"順達杯橋牌邀請賽"。中國橋牌協會的名譽會長是一位曾經職位很高當時退居二線的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更重要的是，名譽會長是當時國家體委主要負責人父親的老領導、老上級、老朋友，這位主要負責人喊名譽會長"叔叔"。如果僅僅是一次普通的橋牌邀請賽，國家體委主要負責人是不會出席的，但這一次不一般，這次由於他叔叔參加，所以國家體委主要負責人就必須要出席，特別是他叔叔剛剛退居二線，如果這時候他不出席，叔叔怎麼想？其他老同志們怎麼看？其實國家體委主要負責人出席一次全國性的橋牌邀請賽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了，但這件平常的事到了楊東昇手裡就可以讓其發揮不平常的作用。我們正是通過這次橋牌邀請賽與國家體委建立了聯繫，與國家體委主要負責人建立了關係，並最終促成國家體委從國務院拿到了上市份額，而我們正是通過這個份額做殼成功。
大約是我在第二次做殼的問題上明顯慢半拍的緣故，或者是我知道的內幕太多的緣故，操作進行到這個階段，楊老闆找了一個高明的理由將我撤了下來，由另外一撥人頂上來完成具體運作。
所謂"高明的理由"當然是提拔。因為這時候原來招聘我的總裁和副總裁已經相繼離開公司，並且隨著他們的離去，一大批公司骨幹也相繼離開順達，於是，公司管理層支離破碎，楊老闆就是在這個時候派我回海口總部擔任"更重要的職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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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京回到海口，才知道所謂"更重要的職位"並不是總裁，也不是副總裁，而是公司CIS部總經理。誰也不是傻子，我當然知道這個所謂的"總經理"還不如原來的發展部經理重要，當場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我感覺楊老闆太小瞧我了，或者說他太高看自己了，居然把這樣的彫蟲小技不拐彎地直接用在我身上。於是，就慶幸自己當初幸虧沒有把對總裁的懷疑反映給他，甚至反過來想，如果當初確實是總裁玩了老闆，也可以理解，一定是老闆先辜負了總裁，總裁才那樣做的。可見，面對同樣一件事情，人的主觀立場發生了變化，看問題的角度也立刻跟著變化，這樣，本來清晰的是非就變得模糊，甚至顛倒過來。
我從北京回到海口的時候，總裁和副總裁都已經離開那裡了，我沒有和他們見上一面，如果見上，按照正常的禮節大家是要在一起喝頓酒的。如果那樣，說不定喝著喝著就會一起說老闆的壞話，甚至說著說著，隨他們一起離開也不一定。幾年之後，我去成都出差，還專門見過總裁一面。但僅僅是"一面"，總裁雖然賦閒在家，卻仍然保持當初的架子，與他當年的部下保持一定的距離。當然，他並不知道此時的我正在一家大公司擔任高級職位，實際權力比當初他在順達的時候大，如果知道，或許會客氣些，如果那樣，我們就可能說到當初發生在順達公司的一些事情。可惜沒有，加上我當時只是路過成都去西昌出席衛星發射儀式，來去匆匆，沒安排時間和他細聊。至於副總裁，我再也沒見過，也不知我這位老鄉現在在哪裡，過得好不好，但願他能看到這本書，並且能據此來與我聯繫。
通過這件事情，我對"老闆"這個詞的認識有所深入，感覺不少老闆都自以為是，覺得既然自己當老闆了，就肯定是比為他打工的經理或總經理高明了，就總是對的。並且我發現這種思想有理論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成者為王敗者寇。
楊老闆沒有把我安排在真正重要的位置上我還不是最生氣，最生氣的是他安排了一個與才與德與學歷與做人等各個方面都明顯比我差一截的人坐在總裁的位置上，這不是明顯侮辱我嗎？要說這個人有什麼特別，只有一點，他是楊老闆的老鄉，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這不是明目張膽的任人唯親嗎？可順達不是黨政機關，也不是國營企業，而是股份制企業，而股份制企業一旦被私人性質的大股東控制，它實際上就相當於私營企業了。在私營企業內部，老闆搞任人唯親既不違法，也不亂紀，我們要麼選擇離開，要麼學會忍耐。我當時就想到了離開，要不是資主任，我就真離開了。
資主任是順達公司辦公室主任，在內地的時候和總裁是一個單位的，並且是他們單位的領導。很明顯，他是因為總裁的關係而進入順達並且擔任辦公室主任的，按照常理，總裁和副總裁的離開，並且有一批中層幹部跟著離開，他也應該離開，但是，他並沒有離開，而是繼續留在順達公司，繼續當他的辦公室主任。我感到好奇，特意找了一個機會當面問他這個問題。當然，問的目的並不是真關心他為什麼沒有離開，而是參考一下他沒有離開的理由，考慮我該不該離開。
由於大家都是科研單位出來的，背景差不多，彼此也有許多共同語言，所以，我和資主任關係一向不錯，因此才可以當面問他這樣的問題。
資主任抽煙。那天我問他這個問題之後，他沒有立刻回答我，而是抽煙，非常平靜地抽煙，大約快把一根煙全部抽完了，才說："走是早晚的事情。但必須等待適當的時機。總裁和副總裁的走其實是被迫的，並不是跳槽或自己創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選擇離開，不但不能幫他，反而給他造成一定的壓力。再說，如果我也走，就造成了一種'集體辭職'的事實，給老闆也有壓力，老闆很可能想辦法把這個壓力轉嫁到總裁身上，對雙方都不好。所以，我暫時還不打算離開。"
資主任說完，我馬上就通過牙縫吸了一口氣，自歎不如，想著領導就是領導，尤其是資主任這樣在內地國家事業單位就是領導的"正宗領導"，確實是有水平，這麼難回答的問題，說實話，當時我問的時候還猶豫了半天，怕給他難堪，沒想到他回答起來竟然滴水不漏。佩服，佩服！
既然話已經說開了，我就說出自己的問題，向他請教我該不該離開。
這次他沒有抽煙，或者說沒有仔細考慮，馬上就說：你幹嗎要離開？那意思分明是說："你也不是總裁的人。"
我把自己的想法說了。第一，感覺自己被騙了，CIS總經理還不如原來的發展部經理。第二，挑個沒水平的人騎在我們頭上，不是明顯排斥我們嗎？
資主任聽了，又開始抽煙。把煙點著，先吸一口，再吐出來，然後才說："如果你已經找到了合適的地方，當然可以選擇離開。如果沒有，不如先幹著。你已經找好去的地方了嗎？"
我搖頭，表示沒有。他說那你就暫時不要離開。並且開導我，說天下烏鴉一般黑，即便有地方去，誰敢保證那個老闆就沒有這樣那樣讓你不如意的地方？
我一想，也是，老闆都差不多，在用人的問題上，他們寧可相信創業之初甚至創業之前就跟著他們的老關係，比如是家鄉人，比如是從小一起長大的知跟知底的老朋友，而像我、總裁、副總裁、資主任這些後來由於學歷或能力而招聘的"人才"，絕大多數都是階段性的，這個階段完成後，你的任務也就完成了。在老闆看來，你也不過如此，我還可以招聘到比你更好的，在"人才"看來，既然自己對完成某項運作有貢獻，似乎理所當然的應該得到某種回報，如果得不到，可能就不滿足，甚至有怨言，於是就與老闆之間產生一定的隔閡。由於老闆認為"人才"不過如此，而作為"人才"的人綜合素質往往還可以，不至於找不到工作，不需要在一棵樹上吊死，所以，這時候他們以這樣或那樣的理由與老闆分手不足為奇。我承認資主任說得對，走是早晚的事情，但在沒有找到合適的地方之前，暫時不用離開。
由於我並沒有立刻離開海南順達，所以，雖然並沒有直接參與做殼的後半期操作，但對公司的運作過程還是瞭解的。楊老闆在國家體委拿到尚方寶劍後，回到了他的老根據地長春。由於他在海南的巨大成就，加上每次吉林方面來人都得益於順達公司的熱情款待，今天的楊東昇已不是當年帶了十幾萬闖海南的楊東昇了。財大氣粗的楊東昇很快就與長春體委達成默契：由楊老闆牽頭組建北方奧神體育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擬在郊外重建一座現代化的新長春體育館，"無償"地獻給長春體委，條件是原位於市中心的舊體育館交由北方奧神體育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開發成一個標誌性的"奧神廣場"，集商貿、住宅、旅遊、休閒、大酒店、文體活動中心為一體。這些巨額投資來源於北方奧神的順利上市。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專門論述過，當一個老闆同時控股幾家上市公司時，他就可以順利地開展真正意義上的資本運作。比如他想控股另一家上市公司，如果他要以一家公司去收購算違規，但如果是幾家公司同時去收購，每家公司的持股比例不超過相關規定的限額，就合法。控制一家上市公司使你擁有了一條融資渠道，控股數家上市公司是你擁有融資"寬帶"。在資本市場，一加一並不等於二，要麼大於二，要麼小於二，當你控股幾家上市公司時，你在資本市場一加一大於二的機會遠遠比對手大；你可以採用關聯交易或其他什麼方式在第一年把A公司的業績做得極好，股價就可以炒得天高，這時候你再來一個十送八配八，一下子就從證券市場上圈幾個億，第二年你用同樣的方法或略加變化一點的方法用在B公司上，第三年是C公司，第四年是D公司……，實在沒辦法再搞了，就來個資產重組；你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公司在二級市場的股價，你可以在較低的價位大量吸納自己控股公司的股票，當然你不會傻到用真名實姓去買，然後你再通過發佈消息或關聯交易將該股的股價做得天高，這時候你就可以在高位拋出，套現資金再用於另一個價格相對較低的股票。文章發表後，引起很大凡響，其中有評論說我發現了中國上市公司資本運作的"內經"，其實，文章雖然是我寫的，但是發現這個上市公司資本運作"內經"的人不是我，而是楊老闆楊東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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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有工作責任心的人，既然選擇留下，就必須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為了做好工作，我首先研究了我的前任，接受他的一些經驗教訓。
前任也是總裁帶來的人。是個詩人，中國後朦朧派詩人代表人物之一。文采很好，富於幻想，但做起具體的事情來不夠勤快，把過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夢幻般的世界當中去，因此投入給老闆工作的精力就少。而且，文人味道太重，看上去就比較孤傲，楊老闆的母親藍大媽早就不太喜歡他了，但礙於總裁的面子，一直沒好意思解聘他，現在總裁一走，正好，兩句難聽的話一氣，就把他擠兌走了。我現在雖然也算是文人，但當時不是。當時我的職稱是工程師，實際從事的是資本運營，關鍵是我在香港老闆和台灣老闆手下當過經理，對職業經理和私人老闆之間的本質關係有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加上接受前任的教訓，所以，我絕對不會孤傲。不但不孤傲，而且還能在老闆面前扮忠臣，也就是把老闆想像成皇帝，把自己想像成大臣，想像著大臣在皇帝面前應該怎麼做，自己就怎麼做。至於楊老闆的老媽藍老太太，肯定不是個簡單的人物，據說楊老闆起家的資金就是她當年靠開裁縫店積攢下來的，老太太雖然在順達公司沒有任何職位，但誰都知道她的實際地位，特別是楊老闆本人大多數時間都在北京和長春之間往返，海口的公司總部其實是老太太在當家。鑒於這種情況，我順理成章地把她想像成公司的"老太后"，作為大臣該對"太后"怎樣，我就對藍老太太怎樣。如此，我居然在這個我本來並不喜歡甚至感到有點委屈的CIS總經理的崗位上做得還算開心。
"CIS"是舶來語，其意思是"企業形象識別系統"，但就我所從事的實踐看，它的實際任務是企業形象宣傳和企業文化建設，有點類似於國營企業的黨政工團。根據這個定位，我主要注意兩點：第一是勤快，仔細，考慮問題盡量周全，讓會挑剔的老太太挑不出明顯的毛病；第二是盡量與老太太搞好關係。為了與老太太搞好關係，本來不會打麻將的我也學會了打麻將。不但陪藍大媽打麻將，並且封老太太為"麻協主席"，讓老太太高興。老太太高興了，我的工作就順利了，而且還真做了一些事情。比如印製了企業文化廣告衫，重新設計製作了禮品袋，請廣告公司設計製作了公司宣傳畫冊，與省體改辦、省外事辦舉行籃球友誼賽，等等。
應該承認，順達公司是注重企業文化建設的。公司辦公地點在南洋大廈，全體員工統一住在海景灣花園，每天上下班都有專車接送。普通員工坐"依維柯"——公司大巴，公司領導坐小轎車。每天早晨和下午上班時，幾輛車魚貫而出，浩浩蕩蕩，甚為壯觀，其實也是一種廣告宣傳。海景灣花園那棟樓是公司買的，一樓專門留了兩套作為食堂和職工文化活動室。食堂免費為職工提供一日三餐，活動室裡有卡拉OK和影碟機，但員工們主要還是喜歡玩麻將。員工喜歡玩麻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藍老太太特別喜歡玩麻將，看來，想通過玩麻將來改善自己和老太太關係的絕不只是我一個人。不過，老太太也有些過分了，好像除了麻將之外她什麼都不喜歡，每次我們傾巢出動去旅遊，就她一人不參加，而她不參加我們就不盡興，因為不敢隨便花錢，或者說沒有適當的借口花錢。有一次我們要驅車去桂林，來回要幾天時間，我硬是將她拖上，她一想這幾天一個人也實在難過，於是同意隨大家一路行動，條件是她必須帶上麻將，一路走一路打。藍老太太說到做到，每到一處，只要稍微有一點間隙，哪怕是在路邊餐廳等待上菜的十幾分鐘的時間，她都立刻擺上麻將。在從桂林到陽溯的遊船上，她根本不顧兩岸的錦繡風光，照打不誤，居然還真有人陪她，旁邊觀戰的人也不在少數。如此，基本上可以肯定麻將的魅力比錦繡山河還要大。
楊老闆也經常參與我們打麻將。但他很少從頭打到尾，一般是他中途趕上了，說："又幹上了？"大伙就笑著與他打招呼，說又幹上了，並且邊說還邊瞟著藍老太太。楊老闆就說"別太晚"。然後就有人說："楊總玩兩把？"他就反問"玩兩把？"這時候，通常是藍老太太忍痛割愛，說："兒子過來，替我玩兩把，我腰疼。"楊老闆一邊說"別扯了"，一邊坐到老太太的位置上。楊老闆打麻將很隨意，他自己是從來都沒有輸贏的，因為輸贏全歸老太太，但他好像替老太太贏的多輸的少。贏了，楊老闆就不打了，說："老太太快過來吧，我不能替你打了，再打別人有意見了。"大伙就笑，說沒關係，楊老闆也笑，笑著笑著就站起來，讓給老太太。當大家又投入到新一輪牌局中的時候，他就不聲不響地走了。
楊老闆在別的場合肯定是"正式"打麻將的，不然他怎麼打得那麼好？打麻將有時候也是一種交際手段。有一次，我們公司因為房地產業務方面的事與另一家公司惹上官司，我們需要與法院方面溝通。那一天楊老闆親自出面，請來幾個在法院工作的吉林老鄉玩東北麻將。東北麻將比我們平常玩的"推倒和"難多了。要求開門、條餅萬俱全、還要有岔(碰了或手上有仨頭)才能和牌，而且怎麼個和牌也有講究，有時已經自摸了，故意不和牌，反而抽一個中間張打出去，然後喊"報"，喊完之後就再也不能換牌了，這時候如果能把剛才那張故意打出去的牌再摸回來或者是其他喜歡跟牌的人跟你打了那張牌，你就做成一個大和，很大很大的和。正因為東北麻將太複雜，一般只有東北人才能打，我們是上不了檯面的。楊老闆請法院的老鄉玩家鄉麻將，當然是想藉此聯絡一下感情，裡面的含義是不言而喻的。本來楊東昇跟幾個法官玩得蠻開心，說著家鄉話，玩著只有故鄉人才能玩在一起的麻將，好比早年革命志士憑著《國際歌》熟悉的曲調找到自己的同志一般，加上楊老闆又故意輸一點，大家能不開心嗎？但這件事不知怎麼就傳到藍老太太耳朵裡，藍老太太興奮得不得了，她天天委曲求全地與我們玩"推倒和"，好不容易趕上一次東北麻將豈能放過？老太太跑到樓上，一定要替兒子玩，楊東昇是孝子，又當著這麼多客人的面，只好答應。老太太玩起東北麻將簡直如魚得水，幾個大和就把法官們口袋掏空了。老太太高興瘋了，楊老闆急傻了，費了很大勁才將老太太哄下桌。
最開心的一次是我們去三亞的天涯海角。公司證券部的錢小姐看上了一個瓷感很好的海螺殼，她正在與攤販討價還價，楊老闆為了幫她砍價，故意說："不買了，這有什麼好的？"錢小姐也心有靈犀，說："那就聽你的吧，不買了。"這一下可把攤販急壞了，但他們又不能強迫，所以就拚命講好話討好我們，討好方式之一是"撮合"楊老闆和錢小姐，攤販說："買一個吧老闆，你女朋友這麼喜歡，你就為她買一個吧。"
楊老闆說："別瞎說，她不是我女朋友。"
"那是你什麼人？"
楊老闆想了想，顯然不好說自己是老闆，而錢小姐是給他打工的，於是說："是妹妹。"
"算了吧，"攤販不屑一顧，"這年頭哪還有哥哥帶妹妹出來旅遊的呀？"
一句話把大家全部逗笑了，錢小姐自己也笑彎了腰。我由此發現，現在的女孩子比我們那個時代的姑娘開放多了，要是我們那個時代，未婚女孩碰到這種場面，肯定不敢笑，只會憋得紅臉。
總之，在順達公司做CIS總經理那段時間我非常開心。事實上，自從我1991年11月下海以來，還從來沒有這麼開心過。說來還真是一件怪事情，原本我並不打算做的事情，沒想到一旦做起來還能做得這麼順利，這麼開心。或許，正是因為我原本並不打算做，做不做無所謂，所以，在實際工作中才能真正放鬆的緣故吧。另外可能與工作性質有關，以前我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為公司創造經濟效益，或者說是為了賺錢，而賺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壓力。現在這個工作不需要賺錢，相反，還一天到晚想著怎麼樣花公司的錢，當然就沒有指標壓力。不但沒有壓力，也沒有危機感。別說那段時間公司由於剛剛經歷了一次大換血所以基本上不炒人，就是偶然炒人，有"老太后"罩著，也炒不到我頭上。所以，那段時間給我的感覺跟過去在國營單位差不多，甚至比過去在國營單位還要自在。因為過去在國營單位我是屬於"干的"，而現在我是屬於"看的"，按照"干的不如看的"的原理，我不是比過去在國營單位還好嗎？然而，正是這種美好的感覺，讓我放鬆了警惕，在我根本沒有意識到危機的時刻，而且危機已經悄悄地向我逼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