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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家裡，我就有一種死裡逃生的感覺。我把兒子緊緊摟在懷裡，半天沒說話。老婆問我怎麼又回來了？我愣了一下，回過神，說孔老闆要在江蘇開展業務，讓我先回來籌備。她說：那你不回深圳了？我說再說吧，反正工資照付。說著，我把那個信封交給老婆，她接過去，認真地數起來，數得很認真。而我則想，這幾乎是我的一條命呀！
我照例回情報室"上班"，儘管我現在屬於借出人員，市政府對外經濟協作辦公室主任已經為我辦好了借用手續，我上班也沒工資，但不去情報所我去哪裡？好在有我一大堆來信，正好可以看看。我發現國人對印刷品是很信賴的，當初我為了混稿費胡亂寫了一些東西，如今真被人當作某某專家了，收到了很多求教信，這些求教信中居然還有一封來自國防科技大學，並且是兩位教授一起寫來的，向我請教有關艦艇用輕質絕熱材料方面的問題，我真想給他們回封信，問他們可不可以收我做博士，如果可以，我就可以天天當面指導他們了。
看著這些來信，我似乎又很懷念在情報所工作的日日夜夜。所裡面人見我從深圳回來都很熱情，那樣子不亞於見到歸國僑胞，我的虛榮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某種滿足。同事們還嚷著要我請客，彷彿認定我已經發了大財了。被他們這樣一捧一抬，我的雙腳就離開了地面，而且離得很遠，想下都下不來。我豁然發現：我已經沒法再回設計院了，沒法再回情報所了，這裡已經不屬於我，開弓沒有回頭箭呀！
回情報所"上班"是有好處的。情報所可以看到各種報紙，其中《中國青年報》上一則招聘啟事吸引了我。登啟事的是海南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說招聘從副總裁到企劃人員各個崗位的人才。我給他們去了封信，照例是附上各種證書和獎狀的複印件，並對近幾個月的經歷作了誇張性描述。主要是把時間做了適當的延長，沒有說只幹了幾個月，而是說干了兩年。其實這種"適當的誇張"也不算過分，的確，通過這幾個月跟著香港老闆台灣老闆後面當職業經理人，我所經歷的事情和增長的見識遠比在內地干幾年都要多。
我記得好像就投過這一份個人資料，沒想到一下就投中了。他們很快就給我回了信，擬聘我做公司發展部經理，並問我有什麼待遇要求。我等不及寫信了，馬上回了電話過去，說我很樂意去海南服務，並說沒什麼待遇要求，按公司制度辦就行了。我能這樣說，就說明我這幾個月在深圳沒有白過，我在恆基公司搞過招聘，知道提待遇要求沒任何好處，除非是老闆求你，你自己去應聘還能提什麼要求？難道公司還能為你改變他們的工資制度？再說，我現在已經沒有退路了，回設計院上班肯定不適應了，就是能適應也丟不起這個人。我發現，像我們這樣的人，只要你"下海"了，就別想再回頭，也回不了頭，各種各樣的因素讓你沒法回頭，沒臉回頭。
對方說你可以來面試，我問面試怎麼說，對方說面試時要帶來各種證件的原件，一般這麼遠通知你面試大都能通過的，萬一通不過，公司承擔回去的路費。我說可以。
我相信自己的實力，包括應付面試的能力。畢竟，我面試過別人。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有這樣經歷的人還是少數中的少數。
我對老婆說我要去海南，她說你不跟孔老闆干了？我編了個理由，說台灣人好色，老是要找小姐，我不願與他們同流合污，所以要去海南。老婆聽了很順耳，就沒說什麼，我真擔心她問：要是海南的老闆也好色怎麼辦？但她沒問，我的擔心是多餘的。
老婆和兒子一起送我到南京，我將從南京乘火車到廣州，再從廣州坐汽車去海南。我心情不好，在南京無緣無辜地跟的士司機吵了一架，直到今天都覺得對不起那個的士司機。在南京車站廣場，正好有兒童電動三輪車玩，一次兩塊錢，老婆覺得太貴了，捨不得，我堅決主張給兒子玩。我們再也不是"二百五"了，無論到哪裡我都不可能是"二百五"了，我失去那麼多，換來的就只有這一個，如果連兒子玩一下電動車都捨不得，我"下海"幹什麼？
我排隊買票，老婆帶兒子排隊等電動車。他們等到了，老婆將電動車抓在手裡，叫兒子趕快跑過來取票，我看見兒子惶惶張張跑過來，我一驚：兒子大了！會跑了！我第一次去深圳時他連走都困難，現在居然能跑了！
火車開動時，老婆孩子倒沒事，我哭了。不知道是為老婆兒子還是為我自己。等到再想和兒子說再見的時候，火車已經駛離很遠，我忽然感覺自己不是在火車上，而是在船上，並且船正駛向大海，離岸越來越遠，即使這時候我想回頭，也可能找不到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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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順達股份有限公司在報紙上登出招聘啟事後，總共收到800多份應聘信，經多輪篩選，最後確定13人面試。只要當面交流的事實與應聘材料上反應的情況一致，錄用的希望就很大。但是，無論材料是否真實或表現多麼好，最後只能從13個面試者中間錄取8個，另外7個由公司支付回程路費回家。可見，競爭還是相當殘酷的。
我可能是最遠的應聘者，這麼遠跑來當然不是為了掙這半趟路費。我很重視，事先從電話裡旁敲側擊瞭解到公司的一些基本情況，知道他們老闆叫楊東昇，吉林長春人；公司總裁是四川人，中國科技大學畢業；副總裁是重慶重型機械廠廠長，祖籍安徽等等。我決定打安徽牌，因為我是安徽人，而中國科技大學就在安徽，這樣，與公司總裁和副總裁都能產生聯繫。
順達公司總部在海口市濱海大道南洋大廈六樓。當時濱海大道上好像只有這一個三十多層的高樓，很好找。南洋大廈俯面為正方形，外表是玻璃幕牆，四周配上挺拔的椰子樹，氣派非凡。我心裡想，只要能進入這間大廈，工資肯定少不了，少了也落個心情好。
面試在下午兩點鐘進行，我排在中間，不前不後。看著以前只有在新加坡電視劇《人在旅途》才見過的真正意義上的寫字樓，望著前前後後一個個比我更加自負的博士碩士，想著13個人當中最後只能錄用8個，我不敢肯定等待自己的是什麼樣的命運，想起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裡面的一句台詞："任何意外的情況都是可能發生的"，不敢掉以輕心。
好不容易輪到我，儘管已經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還是被那陣勢嚇得心跳。不大的會議室裡擺著一個巨大的橢圓形會議桌，會議桌的裡面坐了滿滿一排人，大約有十二三個，事實上，裡面的一排根本坐不下那麼多人，於是考官們已經坐到了兩邊，他們幾乎圍成一個大半圓弧，而我正好就在他們圍成的拋物線的焦點上。
為了掩飾緊張，我準備變被動為主動，先發制人。
我朝這一圈人點頭坐下後，主持人要我將自己的情況先作一個簡單介紹，我立即滔滔不絕。
"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安徽人，"我說，"如果有，那應該認識我或至少聽說過我。1988年，安徽省為表彰本省在自然科學領域有特殊貢獻的科技工作者，特別頒發了三枚獎章，其中金質獎章授予了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方勵之，銀質獎章授予了溫元凱，銅質獎章就授予了我。"
說著，我鄭重遞上了當年頒發給我的那枚銅質獎章。銅質獎章是真的，方勵之獲金獎溫元凱獲銀獎也是真的，但當時獲得這些獎章的不只是我們三個人，而是三百多人，我將那三百多人全部省略了，只剩下兩個叫得天響的大名人和我自己，意義就大不一樣了。我其實並沒有撒謊，只是運用了說話技巧，這些技巧是事先演練好的。
"其實，"我接著說，"這個獎項並不是針對獲獎者的某一項具體的科學貢獻，而是對他長期以來在學術上的一貫成就的綜合肯定。事實上，在獲得此項獎勵之前，我已經獲得過國家、省、部、委、市和院內的多次獎項。"
我又遞上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大堆獲獎證書。這一次我不是遞給主持人，而是東給一個西給一個，一下子就造成了全體考官都在看我的證書的壯觀場景。
接著，我又如同變戲法般從挎包裡取出書、論文等等，攤了一桌子，任他們翻閱。本來每個面試者只有二十分鐘時間，輪到我的時候他們竟然忘了這個規定，大家都好像在看稀奇長見識。
錄取是必然的。總裁是中國科技大學畢業的，既然我與他們的校長和老師齊名，他如果不錄用我就有嫉能妒賢之嫌；副總裁暗暗得意，心裡想，看，我們安徽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人才。遺憾的是，老闆楊東昇本人不在，總裁只給我安排了個中層位置，使我懷疑他確實有點嫉能妒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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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昇是長春人，老三屆知青，生產隊長。雖然算不上官，但作為下鄉知青能在生產隊當上隊長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得身體好，幹活捨得出力氣，而且還要能說會道，辦事比較公道，服眾才行。
楊東昇後來什麼時候回城以及回城以後做什麼我不知道，嚴格地說，順達公司的員工都不知道，公司員工如果知道我就會知道。但他是怎樣起家的我們都知道，而且一直為公司員工所稱道。事實上，當我瞭解這些情況時，我就萌發了要把這一切寫出來的強烈願望，只是當時有別的事情要做，當時我還不具備埋頭寫作的心理條件，所以才未能如願。
改革開放初期，楊東昇的母親藍老太太就在長春一個叫二道河子的地方開起了裁縫店。藍老太太與一般人做法不一樣，她一下子招了很多徒弟，徒弟不拿工資，管吃管住，包教包會。藍老太太的主要任務一是帶徒弟，二是接活，幾年下來，不聲不響地賺了錢，到1988年楊東昇闖海南時，有人說他帶了13萬，也有人說他帶了8萬，不管多少，據說這些錢大部分都是藍老太太開裁縫店賺來的。
楊東昇好像沒有打工的經歷，到了海南後就抱定自己要做生意。第一單賺錢的生意是與農民合作建房。大約是他獨到的眼光，或者得益於他當過生產隊長從而對中國農民骨子裡的深刻瞭解，使他第一筆生意就賺了大錢。他看準的地方叫鹽壩村，也就是現在的濱海新村。與農民談妥的條件是：楊東昇掏錢幫農民建樓，換取樓房的六年使用權。鹽壩村顧名思義，就是過去曬鹽的地方，到了1988年，鹽肯定是曬不成了，而且曬過鹽的地方也沒法種地，現在有"傻瓜"自願掏錢來幫助他們蓋樓房，建好之後樓歸農民，掏錢的人只是住幾年，反正那地閒著也是閒著，這樣的好事哪裡找？由於是農民自己建房，並且是村子裡每家每戶都建，在當時自然是不用辦理任何手續，就是現在也只能是當作"歷史遺留問題"來處理，假如當時真遇到了麻煩，也由他們當地人自己搞定，不關楊東昇什麼事，所以建房速度極快，成本極低。由於正趕上海南建省辦大特區，全國各地的企事業單位紛紛來海南辦公司，辦公司就要註冊登記，註冊登記就要有具體的辦公地點，那時候的海口根本沒有高樓大廈，楊東昇幫農民建的濱海新村就成了搶手貨，往往是房子還沒建好，樓已被訂租一空。楊東昇並沒有趁機抬高價格，而是要求租房單位一律預付半年房租，這個看似合理的條件為楊東昇帶來了滾滾財源，他就用這半年的預付租金滾動開發，使一棟棟四層五層六層的農民樓房變戲法一樣拔地而起，6年的房租給了他滿滿一桶金加上一張大大的網，使他在海南站穩腳跟，找到了起點。
楊東昇的成功起了個很好的示楊作用，於是人們一窩蜂地搞起了房地產開發。這時候，楊東昇將注意力放到了出租車上。他在全國第一個搞起了"包車制"。司機只要交四萬塊錢就可以把車開走，自己去經營，另外每個月再交給公司3600元承包費，多餘的全歸司機自己，三年後車子歸司機個人，司機實際上就是個體承包人。這種操作方式能充分調動司機的積極性和工作主動性，司機們自覺地愛車如命，並能顯著地改善出租車的服務質量，這種做法後來在全國得到推廣。中國改革開放這20多年特別是頭10年的實踐證明，誰趕上第一批誰發大財，比如第一批買股票的，第一批搞承包的，第一批倒批文的，第一批跑運輸的，等等。有人說那10年經濟是政策經濟，誰趕政策趕得快誰發財，我認為其實是國家政策趕人，總是一部分人先這麼做了，國家再去明確表示支持，然後其他人再一哄而上，比如農村的大包干，就是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已經幹了一年多之後才得到國家政策支持的。事實上，沒有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政府任老百姓自己去搞，搞好了，國家下文件公開支持，搞壞了，你自己就會收手不幹，搞得出格了，政府下令制止，但一般不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這樣的政策難道不比美國還寬鬆嗎？國家當時確實是摸著石頭過河，允許敢為天下先的人先富起來，楊東昇就是敢為天下先的人。他當時收司機每個人四萬塊錢一輛車，而他自己從天津拿的夏利車也是每輛四萬塊，一進一出他等於沒拿錢，每月每輛車的3600元不是白賺了？不僅如此，這三年內所有出租車產權歸楊東昇的順達公司，這種產權對司機個人也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但是對楊東昇卻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當別人又一哄而上地跟他學著搞起出租車時，楊東昇已經將自己的出租車做成"資產"，這是一筆以千萬計算的資產，由於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資產評估報告是按被評估資產總量的百分比收取費用的，所以他們把無形資產也評估進去了，最後，總資產被評估成了三千多萬。楊東昇就以這"三千多萬"的資產為底數，對公司進行所謂的規楊化的股份制改造，或稱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一緊跟形勢甚至是超前的改革行為理所當然地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使楊東昇和他的順達公司又一次敢為天下先，再上一個新台階。
當時關於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的政策法規並不完善，很多做法也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只要體改辦同意你搞股份制改造了，企業就可以對外公開募股，包括對個人溢價出售一張一張實打實的"股票"。那時候人們稱這種股票為"原始股"，公司一旦上市成功，原始股價值就會翻幾番，很多人就是在這上面發了財，因此，當時這種股票十分搶手，就是現在，也還是有許多人手裡持有這種股票，他們還在耐心地等待政府有朝一日會突然一攬子解決這些"歷史遺留問題"。基於這個背景，楊東昇的順達股份有限公司還真募集了不少錢，包括保險公司、銀行、國營企業的法人股和社會個人認購的"原始股"。當時海口金山大廈門口地攤上順達公司的股票最高賣到每股十幾元。儘管還沒有上市，楊東昇和他的順達公司已經是財大氣粗了，否則也不會在南洋大廈辦公，更不會面向全國公開招聘高級人才，如果那樣，我也就不認識楊東昇了。
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企業未必都能獲得上市。上市是有指標控制的，事實上，絕大多數的企業在完成股份制改造後並不能獲得上市指標，也就是說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上市公司，順達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不知是時間差沒打好還是楊東昇本人在這方面認識滯後了半拍，或者是他當時沒有及時招聘到這方面的得力高手，總之，順達沒有躋身於第一批上市公司之列，等到楊東昇高度重視這個問題時，國家政策面已經有了變化。其中之一就是國家不鼓勵房地產開發公司上市，而順達公司在做股份化改造的同時，就將公司的主營業務由出租車運營轉向房地產開發，並且投資了紅城湖國際大廈、新時代廣場等大項目。我作為公司發展部經理，到任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為這些項目尋找一條出路。這時候是1993年的夏天，海南的房地產剛剛經過一個空前絕後的大高xdx潮，國家銀根緊縮政策已經出台，但由於高xdx潮剛過，根據牛頓的慣性定律，人們的熱情還沒有那麼快退下去，洛杉磯城、華盛頓城還紅旗招展，彷彿是東方不亮西方亮，但西方人並沒有向海南的房地產注入多少真金白銀，更多的"外資公司"其實是掛羊頭賣狗肉，只不過如果這裡把"羊"換成"洋"就更貼切。
為了盡快地勝任新工作，我按照文人的思路行事，首先是日以繼夜地學習房地產知識，研究房地產政策，並且在學習的過程中我舊病復發，居然覺得自己應該馬上著手寫一本關於房地產基礎知識方面的書籍，如果寫了，不僅自己名利雙收，可能對海南乃至整個中國的房地產也是一大貢獻，因為那時候房地產方面的專業書籍實在是太少太差了，比如什麼叫"容積率"，我們居然在兩本書上找到不同的答案。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自己的思路不對，其實這時候房地產的知識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知識，我覺得應該找一個大律師來接手我們的房地產項目，因為現在我們所面臨的幾乎全是扯皮打官司的事。順達公司的房地產項目幾乎沒有一個是自己開發的，事實上我們也沒有開發房地產的專門人才和足夠耐心，要是從批地設計報建開始做，那麼一個項目得要多長時間？這在當年房地產高xdx潮的時候是不可想像的。事實上，順達公司的全部房地產項目都是在1992年底至1993年初那段時期從別人手裡接過來的，有些已經又賣出去了，有些沒有來得及賣出去套在自己的手中，還有的雖然已經賣出去了，但下家並沒有付足全款，現在我們找下家要錢，下家不肯付了，或者是根本沒錢付了，不但沒錢付，還要求我們退錢，因為他們挑出這些項目中的許多毛病。另外有些項目恰好相反，比如紅城湖國際大廈，是我們從上家手裡買過來的，剛付了首期就趕上銀根緊縮，中國的房地產一瀉千里，海南更是首當其衝，剩下的大頭當然是不能再付了，於是對方就天天來找我們討錢，我們是肯定不會再付的，事實上根本就付不起，這個項目與我們手裡其他項目一樣，原本就準備炒一把，如果有下家接手，並且下家付給我們錢，我們當然就會付給上家，現在沒找到下家，我們沒有入賬，哪來出賬？於是就扯皮，就說他這個項目有問題，手續不全，等等等等，不打官司能解決嗎？
在扯皮打官司的過程中又扯出一些新的問題。有些項目確實是對方敗訴了，按法院裁定對方應該退錢給我們，但在具體退多少的問題上，對方又咬出當初給回扣的問題。比如有個小項目我們實際只付了500萬，經法院調解他們如數退給我們500萬，利息就免了，但對方卻說最多只能退450萬，因為他們當初事實上只收到450萬，另50萬作為回扣返還給我們了。這下問題複雜了。不僅複雜了，而且大了，弄不好是要抓人的！
遇到這種事我這個開發部經理就沒法處理了，前任開發部負責人早已不知去向，於是我只好向總裁如實匯報。總裁聽後也很重視，暗示我不要對別人說，特別是不要對楊老闆說，一切由他出面處理。他處理的結果是最後對方只退回現金400萬元，外加兩輛走私舊車，賬面上算是退回500萬，其實在我看來這個"500萬"還不如對方開價的450萬，兩輛舊走私車其實連50萬都不值，怎麼能抵100萬現金？我覺得很奇怪，甚至懷疑那50萬回扣是不是與總裁也有瓜葛，但我沒說，沒證據，不能憑懷疑就亂說，再說總裁對我不錯，這件案子完了之後他還專門對我進行了獎勵，獎勵我為公司追回了損失，並認為我很有培養前途，於是將我調離原崗位，不讓我再處理房地產遺留問題了，派我去學習，參加一個由海南省體改辦舉辦的企業股份制改造培訓班。我很高興，公司出錢給我提供學習最新知識的機會我還不高興呀？況且本次學習班有赴香港考察學習的機會，我高興極了。
事實上，不管當初總裁派我去學習的動機是什麼，但結果對我是有利的，不僅讓我躲過了房地產扯皮官司那一大堆亂七八糟的事，另外還讓我第一次正式接觸到資本運營的理論與實踐，真正是受益非淺。後來，正是因為那次培訓班的見識，使我在楊老闆的資本運營操作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並從楊東昇那裡學到了很多關於資本運作的思路與經驗，為我以後在中國的資本市場擁有立錐之地奠定了基礎。後來我之所以能夠進入上市公司的核心部門擔任要害職位，事實上都與這次學習班有關。1987年，在我已經離開順風公司多年並進入上市公司之後，我在《深圳商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專門講述了國有企業的債務問題，明確提出"債轉股"的概念，《經濟學報》轉載這篇文章並專門就此開展討論，有人認為正是我的那篇文章拉開了中國國有企業大規模債轉股的序幕。這些當然是過獎，但業內人士普遍認同我是學金融的卻是不爭的事實。他們問我是哪個學校畢業的，我跟他們開玩笑，說是五道口的，他們沒人不信，為此，我還認識了不少當行長的"校友"，為後來在金融領域的發展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