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在解釋《聊齋誌異》為何出現於三百年前的中國北方時，曾有過這樣一段論述：
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齡聊齋誌異所紀諸狐女，大都妍質清言，風流放誕，蓋留仙以齊魯之文士，不滿其社會環境之限制，遂發遐思，聊托靈怪以寫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實則自明季吳越勝流觀之，此輩狐女，乃真實之人，且為籬壁間物，不待寓意遊戲之文，於夢寐中以求之也。若河東君者，工吟善謔，往來飄忽，尤與留仙所述之物語彷彿近似，雖可發笑，然亦足藉此窺見三百年前南北社會風氣歧異之點矣。[6]
在這裡，陳寅恪將工吟善謔、往來飄忽的河東君（柳如是），比附於蒲松齡筆下來往無蹤、風流放誕的妖媚狐女，雖說是忽發異想，但也十分貼切，令人發笑。然而，這段文字中亦隱含著這樣一個大判斷：作為北方人的蒲松齡，尚在夢寐遐思之餘，聊托靈異狐怪來想像理想中之女性，殊不知，在當時吳越之蘇、杭、松、嘉一帶，如松齡筆下狐魅一般風流放誕之女性（比如柳如是），已為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之人。她們與名士勝流公然往來，早已是稀鬆平常之事。南北方三百年前社會風習之歧異，由此可見一斑。
至於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在陳寅恪看來，是源於常熟、盛澤等江南地區絲綢業發展而帶來的經濟繁榮，源於由「地方絲織品之經濟性」而導致的社會風氣（特別是道德風氣）的巨大變化。
中國自唐宋以來，雖有文人雅士攜妓縱酒、狂放不羈的風尚，然而，風流雅事之男女主角，大多也局限在政要名流和士大夫階層。關於這一點，唐宋詩文、戲曲、傳奇中皆有所反映。宋元以後話本大興，描寫男女私情的小說和戲曲競相出現，預示著兩性交往之道德觀開始發生進一步蛻變。不過，男女交往風習發生重大轉折，風流放誕之狐女成為陳寅恪所說的「籬壁間物」，蔓延至商人乃至普通人階層，並最終導致新的道德出現，當自明代肇始。大量色情小說在明代的出現與氾濫，就是其重要表徵之一。
陳寅恪不僅注意到明代風習的巨大變化，且明確說明這種變化實由經濟繁榮所推動，可謂目光如炬。再者，當時的中國南方社會，其經濟之發達，市民階層之富庶，社會風氣（特別是男女交往的風習）之開化，均遠勝於北方。陳寅恪的這番推論，大體上可以成立。尤其是考慮到蒲留仙所生活的淄川（今山東淄博）為閉塞之地，他於窮愁無聊之際，發奮著書，不得已而將心目中衝破陳規陋俗、敢作敢為的女性，托之於狐怪夢寐，似乎也順理成章。
然而在距離淄川兩百公里之外的臨清，情況則完全不同。單以《金瓶梅》而論，位於臨清的「謝家酒樓」即有百十來間客房，住著來自四面八方的妓女。而玳安前去嫖妓的清河縣城的一條陋巷中，中下層妓館即達十數家。甚至同性之往來，男妓男寵之性事，亦為作者所津津樂道——小說中的溫師傅即為專好男風的腐儒，而西門慶則兼有女色與男童之好，其他如陳敬濟、王經、畫童、書僮之類均為齒白唇紅的男性獵物。甚至販夫走卒及街頭乞丐之中，也瀰漫著「好男風」的習氣。由此可見，明代中期以後，北方社會的熾盛淫風比之於江南各地，亦不遑多讓。至於說李桂姐、李桂卿姐妹，吳銀兒、鄭愛月、鄭愛香等娼妓，不僅被包養於瓦肆勾欄，而且懷抱琵琶和月琴公然出沒於達官貴人之府，往來飄忽，從不避人耳目，甚至還與吳月娘、李瓶兒這樣的顯貴「名媛」以母女相稱。與柳如是相比，這些妓女雖不「工吟」，但若說到「善謔」，則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人雖沒有柳河東吟詩作賦的曠世之才，但也會唱一些戲文小曲，興會淋漓之際，亦能裂石繞樑，響遏行雲。
《金瓶梅》成書的年代雖難以確考，但根據現有的資料，也能大致推定在明嘉靖中後期至萬曆初年之間。[7]蒲松齡生於明崇禎十三年（1640），而《聊齋誌異》的成書時間，大致在清康熙十八年（1679）。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金瓶梅》問世之後就以抄本的形式在社會上流傳。據屠本畯記載，明代王世貞（鳳洲）家即藏有全書，董其昌、王肯堂諸人亦抄過此書。由此推測，此書在社會上傳播轉抄而至風行，不會晚於王世貞去世的萬曆十八年（1590）。也就是說，以蒲松齡生卒年代來考量，從時間上來說，他完全有可能是見過此書的。惜乎現今所存資料中，唯一可以推斷蒲松齡讀過《金瓶梅》的文字，當屬《聊齋誌異》中作者自己的一段感慨：
異史氏曰：世風之變也，下者益諂，上者益驕……若縉紳之妻呼太太，裁數年耳。昔惟縉紳之母，始有此稱；以妻而得此稱者，惟淫史中有林喬耳，他未之見也。 [8]
在此，蒲松齡借「異史氏」之口，流露出對當時世風之變的憂憤。公然稱妻子為太太，在留仙看來是世風日下的一個明顯例子，作者因而大為不滿。他的意思是說，在過去，只有縉紳之母可以有「太太」之稱，將妻子稱為太太的，只有「淫史」中的林太太、喬太太罷了，其他的例子沒有見到。這段話飽含譏諷，語調頗為不屑。
那麼，蒲松齡所說的那部「淫史」究系何指？
在《金瓶梅》中，西門慶因與喬大戶結親，稱親家女眷為「喬五太太」或「喬太太」，故而書中也有「因結親月娘會喬太太」這樣的回目。而在六十九回，西門慶因垂涎於王三官妻子黃氏的美貌，前去拜見王三官之母林太太，並與風韻猶存的林氏成其好事。至七十八回，兩人再度會面並交媾，回目也變成了「西門慶兩戰林太太」。
結合蒲松齡「淫史」之譏誚，細繹《金瓶梅》的相關文字，蒲留仙所說的林、喬，當是《金瓶梅》中林太太與喬太太無疑。[9]這至少可以間接地說明，蒲松齡對於《金瓶梅》所描繪的臨清一帶的淫靡之風，表現出相當的憤怒與鄙薄，並對《金瓶梅》直陳其事、無所忌諱的「自然主義」表現方法極為不滿，目之為「淫史」。這也從另一方面提醒我們，蒲松齡之所以會將男女之事托於狐狸鬼怪，自有道德和修辭等多方面的考慮，並不完全像陳寅恪先生所推斷的那樣，當時的北方社會並無這樣的妖媚之女，只能於夢寐中求之。考之於蒲松齡本人的生平、思想和道德觀念，也可以證明此點，這裡不再細論。
陳寅恪先生晚年病目之後，孜孜於《柳如是別傳》的寫作，替一妓女作傳，為當時及後來的許多學者所不解、駭怪乃至詬病。然而陳先生「以詩證史」且別有寄托的研究（寫作）方法，實則開啟了一代風氣。不僅是詩詞，陳寅恪晚年對小說也多有留意（比如說他對《再生緣》的考證）。至此，文學文本與所謂的「歷史事實」之間的複雜關聯，終於被作為一個問題首次提了出來並付諸實踐。
這裡的疑問是：1949年之後，以遺老自況的陳寅恪，會不會去讀以淫史穢書著稱的《金瓶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