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小說一百回故事，始於山東清河，終於千里之外的浙江湖州。到了末回，小說中唯一的癡情女子韓愛姐，一路懷抱月琴，由清河經徐州、淮安輾轉千里來到湖州，割發毀目，出家為尼。故事的主要地點依托山東河北交界處的臨清，由運河這條暗線北至北京、遼東，南至淮安、揚州、南京、無錫、杭州、四川、湖廣，至此，小說為我們勾畫出一幅完整的明代經濟與商貿地圖。小說中的北方與南方，一明一暗，一實一虛，相資為用。不僅如此，作者似乎故意模糊了南北方的界限，南北交匯混雜。地理如此，經濟、商業如此，人物如此，風俗、器物、食貨、方言、戲曲、遊戲也莫不如此。這種虛實結合的構思，不僅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明末社會由於商業的巨大發展、社會形態和思想觀念的重大變革而導致南北文化交相融匯的基本面貌，也充分體現了作者全新的地理、人文和社會視野，展現了作者獨闢蹊徑的嶄新敘事氣度和格局，揭示出作者在藝術表現手法及修辭方面的巨大野心。
南方，在《金瓶梅》中並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同時也是一個文化概念和時尚符號。潘金蓮雖有一句口頭禪叫做「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灣」，但當時中國的文化、經濟和時尚中心，集中在南京、揚州至杭州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也許還可以算上在明代經濟地位極為特殊的淮安，以及絲綢業特別發達的湖州。不論是日常用度，還是器物工藝、文化潮流，《金瓶梅》中的南方，總是時尚、奢華與精美的代表。
孟玉樓那張眾人羨艷的八步雕花大床，就是南京出產；春梅要替陳敬濟找葛員外家女兒做娘子，這員外也是開緞子鋪的，走蘇杭南京，陪嫁自然是「南京床帳箱籠」。至於杭絹、湖絲、蘇繡、川扇之屬，作品中更是隨處可見。第七十四回，宋御史（喬年）在西門慶家偶然看到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亦來自淮上。每逢生辰婚慶、迎來送往，在酒宴之上「箏排雁柱、歌按新腔」的戲子，也多是「海鹽子弟」。他們所唱的戲文也多染南調，曲牌中也時常可以見到「駐馬聽」、「駐雲飛」、「黃鶯兒」一類的南方曲調。至於說到日常飲食，南方物產更是極一時之盛。
比如說小說的第五十二回，黃四為答謝西門慶的借款之惠，送來了四樣禮物，計有：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尾冰湃的大鰣魚，一盒枇杷果。這些物品基本上產於南方，為北方罕見。否則的話，當應伯爵在現場見到這四樣禮物時，就不會發出「還有活到老死，還不知此是甚麼東西兒哩」這樣的感慨了。尤其是鰣魚，即便對見多識廣的應伯爵來說，也都是稀罕之物：「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裡，剔出來都是香的。」
據史料記載，鰣魚被列為朝廷貢品，是明萬曆年代的事。但《金瓶梅》中寫到鰣魚的地方不止一處。它在西門慶家中宴席之上，已成為尋常之物。鰣魚原為海魚，每年春夏之交洄游至長江產卵，淮安、淮陰等地多有出產，而尤以南京至鎮江長江段的品種最為優良。此魚上市之時，天已漸熱，故而極難保存。黃四送給西門慶的鰣魚，由「冰湃」二字可以推測，此物在江南捕撈之後，用冰塊保鮮，再轉運到千里之外的臨清，整個過程絕非易事。我們由此可以想見當時漕運物流的發達程度，也據此可以想像當時南北方的物產經由運河航道往來穿梭的盛況。
京杭大運河開通之後，漕運所帶來的巨大便利，使得南北方的物產流通更為便捷，南方珍稀物產源源不斷地轉運北方。而當時商業的繁榮，也使一部分商人開始享有特權，商人的地位也悄然發生變化。在《金瓶梅》中，像西門慶這樣的巨商大賈，實則已開始分享原先屬於皇家的貢品。應伯爵在品嚐由江南轉運來的冰鮮鰣魚時，曾對西門慶這樣誇讚道：
公道說，（鰣魚）就是朝廷還沒吃哩！不是哥這裡，誰家有？
伯爵很會說話。此話奉承的對象，一為西門慶，一為黃四、李三。既暗示了禮物之稀缺、珍貴，也在誇耀作為商人的西門慶堪比王侯的豪奢生活。
從敘事線索來看，小說的主要故事發生於山東陽谷、清河以及河北一帶，應當沒有什麼疑問。不過，臨清作為一個「商人走集、五方雜處」的「四達之國」，實際上也是南方文化、風俗、物產抵達北方的中轉站。同時，因大運河之便，西門慶的商船和夥計們也常年游弋在外，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抵達南方各地購物經商。不僅如此，作品中也有多處故事情節直接於南方展開。除了小說末回，韓愛姐息影湖州寺院終老而歸結全書之外，第八十一回韓道國請鹽客遊覽「寶應湖」、第九十二回陳敬濟在湖州販了半船綢絹後前往嚴州府等情節，也都在南方發生。其中尤以第四十七回所描述的「苗青案」最為奇特。作者一反常態，讓敘事脫離主要線索，另闢蹊徑，再起爐灶，直接由揚州寫起。隨著人物的行蹤，情節鋪展從南至北，由揚州、淮安而至徐州洪、新河口。最後，隨著人物在清河落腳，插入性故事與主體故事合二為一。
應當說，雖然《金瓶梅》故事的主體部分發生於以臨清為中心的北方地區，但作者的視線一刻也沒有離開過南方。全書實寫北方而暗寫南方，主要寫北方而次及南方，直接描述北方而間接勾畫南方，終至於南北合一：這樣的線索設計，既是當時商業、交通、經濟及社會狀況的真實反映，也體現出作者不拘泥於局部地域、全景式把握社會現實的宏闊視野。
正因為《金瓶梅》這種南北兼顧的特點，作為讀者，我們也會時常對作者（尤其是詞話本的作者）的籍貫、身份、交遊、職業、閱歷進行各種猜測。客觀地說，小說中所涉及到的南方地名固然極多，但不論是地理、風俗、方言還是飲食宴樂，北方元素仍要遠遠多於南方——畢竟，故事主體被安排在了北方。綜上所述，我們不難得出這樣幾個可能的結論：
其一，作者為北方人，但曾在南方生活過相當長的時間。作品中涉及的風土人情，固然可以通過史志文獻、道聽途說而補足，但小說中的人物對話口角逼肖，既有山東和河北方言，又雜糅了太多的南方方言。如果作者沒有長時間的南北方兩地生活經歷，僅僅借助於文獻、知識和傳聞，是難以做到的。
其二，作者為南方人，但常年客居於北方（很有可能就是山東臨清一帶），這從作者對臨清地理、城內街道、風俗人情的熟悉程度可以看出端倪。
其三，作者本人或許就是一個走南闖北之人，很有可能是「經紀人」一類的角色，並時常與商人、職業和半職業的經紀人打交道。作者對西門慶的商業活動十分熟稔，對應伯爵、謝希大等幫閒的心理及口吻樣態也描繪傳神，若自身從未涉足此等事務，是很難想像的。
關於作者身份問題，後文還要涉及，這裡暫不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