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曾說，中國古代的城市大多兼有都市與鄉村的風貌，城市與鄉村的諸多元素交相混雜，如南京、杭州和北平，莫不如此。過去的讀書人，即便從鄉間到城市做官，致仕後仍將回到鄉下終老。隱居山林，歸老田園，自為中國傳統士大夫習慣性的選擇。明清之際的城市造園之風尤為熾烈，乃至於明末清兵南下，江山易幟，南方官宦士人竟無視亡國在即，都忙著買地造園，說來令人悲歎。
過去中國的城市與鄉間，不僅交錯混雜，且人員往來，出入兩便。鄉下人來城裡辦事，或販賣，或訴訟，或任職，完事之後仍會回到鄉村，並無大規模的移民出現。城市和都市，也許有著不同於鄉村的魅力和價值觀，但尚未形成一種排斥鄉間、視鄉間為野蠻的嚴格等級觀念。直到上海這樣的新型都市出現，這種排他性的「城市文明論」才登上了歷史舞台。
明清之際的章回小說，也大致反映了這種城市與鄉村相互錯雜、相互滲透的基本狀況。明初的《三國演義》是歷史小說，明中期的《西遊記》則為記錄唐代高僧去天竺取佛經的神魔小說，這裡姑且不論。像《水滸傳》、《儒林外史》乃至於《紅樓夢》這樣的作品，都深刻反映了這種城鄉生活的交互性特徵。《水滸傳》的故事大多發生在山野水澤之中，所謂的城市，要麼是綠林好漢的出身之地，要麼是他們的攻打目標。而《儒林外史》雖然以讀書人的生活為敘述對象，但鄉居和鄉野生活的描述佔了極大的比重。《紅樓夢》所寫的固然是鐘鳴鼎食之家，但對田園、山林、田莊的描寫亦時常出現。即便是居於城市的富貴之家，也有劉姥姥這樣蟄處鄉野的窮親戚。劉姥姥三進榮國府，鄉間的因素被自然地帶入，水流無痕，沒有任何生硬之處。即便到了近代，清朝光緒壬辰年間（1892），專門描述上海都市的《海上花列傳》，也有城市與鄉野之間的互為流通與彼此觀照。主人公趙樸齋即來自鄉村，由於他以鄉下人的視野打量上海這座陌生的城市，小說自然也就有了一種「鄉村視角」。
然而，《金瓶梅》所描述的清河或臨清，既不是古代的金陵，也不是近代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故事反映的不過是北方一縣城的市井生活，但作者的描述，卻呈現出一種令人吃驚的單一性和排他性。這種單一性和排他性，不僅體現在作者對故事地點及地理因素的選擇性設置上，也突出地表現於人物的活動場所、經濟事務以及飲食宴游等生活方式上。也就是說，《金瓶梅》中出現了明確的排斥或無視鄉野的傾向，反映出作者迥異於一般鄉村意識的新型價值觀。
在《金瓶梅》中，作者似乎人為地將與鄉村生活有關的所有線索一併切斷了。清河縣城和臨清碼頭，雖然通過京杭大運河與外界交通，但所到之處，不是南京、揚州，即為杭州、淮安一類的名城大邑，與鄉村山野絕無關涉。鄉村的元素或背景，遭到了全面的濾除。
《金瓶梅》的首要人物西門慶，雖不像《紅樓夢》中的賈寶玉那樣是銜玉出生的仙界人物，但其來歷實在有些曖昧不明，讓人起疑。我們只知道他有個父親，名叫西門達，也是商人，且早早亡故，在小說中根本沒有出場。西門慶可以說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姐妹。更為奇怪的是，他甚至沒有任何家族社會關係的脈絡，也沒有任何親眷故舊，哪怕是旁支親屬，自然也不會有什麼鄉下的窮親戚了。這樣一個單一性的「孤絕」主人公，在中國過去的小說中幾乎從未出現過。
西門慶的主要活動就是做生意賺錢。他與官場人物的交往，也大多著眼於這唯一的目的：貪婪地積斂金錢。小說中所涉及的絕大部分場景，照例是貿易、燕飲、性事、博弈、遊戲和玩樂，幾乎沒有任何鄉野田園風光。最奇怪的是，西門慶賺了很多的錢，但他從不買地，對田莊地主一類的角色沒有任何興趣，更不用說對農事稼穡的「雅興」了。
《金瓶梅》的這種單一性與排他性，切斷了作品與鄉村社會的聯絡，預示著一種以商業貿易為基點的市井生活的確立。在《金瓶梅》之前，描述明代商業活動的作品比較重要的或許還有「三言」「二拍」，但這些短篇小說中的「講史」和「傳奇」篇章佔了相當大的比重，同時對商業生活的描述很零散，不成系統。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對比明清之際的其他小說，《金瓶梅》從佈局、主題到體裁，都堪稱一部全新的作品——它是第一部描述明代中後期單純經濟和商業社會的作品，也是唯一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