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達三百餘人。除了妓女和西門慶的家族成員之外，作品的主要人物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商人，一類是官員。有些官員直接或間接地從事商業活動——如周守備就出資在臨清經營了「謝家酒樓」；有些人雖不從商，但也將官場視為賺錢牟利之具。可以說，《金瓶梅》中幾乎所有的官員身上都散發著濃郁的商業氣息。而西門慶既是商人又是官員——他以一個本色商人的身份，搖身而變為提刑所的副千戶、正千戶，執掌刑律。生活在今天中國社會的讀者，也許不難想見當年吏治的腐敗以及權錢交易之風的盛行。
作為一名商人，西門慶不僅從事長途販運——所謂江湖走標船、東平納香燭，其商船常年往來於南京、揚州和杭州一帶，而且在清河本地開設了生藥鋪、綢緞鋪、典當鋪等諸多店舖，甚至還向官吏放債。家中呼奴使婢，騾馬成群；錢過北斗，米爛陳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放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也有大象口中牙。
西門慶的父親西門達，是靠販賣生藥起家的，走的是川廣一線。西門慶所交往的各色人等，除了官員與妓女之外（其實官員和妓女所從事的也是商業活動），絕大部分是商人。小說開篇即寫到「熱結十兄弟」，包括西門慶在內的這十個人也幾乎都是商人，或從事與商業有關的勾當。比如說應伯爵的父親應員外就是開綢緞店的，伯爵本人明裡是「幫閒」，暗中則是商業經紀人。而謝希大、吳典恩、孫天化、常峙節諸人，不是開小店舖做買賣，就是與官吏保債，充當商業中介人。至於何官兒、葛員外、張懋德、白四哥、汪東橋、錢晴川、李三、黃四之輩，自然都是典型的商人。西門慶的姻親之中，如親家喬大戶、孟玉樓的哥哥孟銳，也都是商人。西門慶的家人夥計中，如來保、來旺、韓道國、賁第傳、甘出身等人，也都是精明能幹的商業買辦。其女婿陳敬濟原來扮演西門慶家大總管的角色，在西門慶死後，他與楊大郎合夥僱船前往浙江的湖州、嚴州做買賣，就算是後來破了產，居然也還是靠販賣木炭、瓜子一類的小買賣為生。
小說中涉及的下層小販更是數不勝數，他們之中，有賣扁食（餛飩）、馉饳、蒸餅、實心果子和瓜子的小販，有賣胭脂、鮮花和裝飾品的婦女，有手搖「驚閨葉」走街串巷的手藝人，也有如算命先生、磨鏡人之類的角色。小說中的三姑六婆，如王婆、薛嫂、文嫂、張媽、馮媽、張嫂等人，也靠與人抱腰接生、做馬伯六[12]、為男女「巫襄之會」做淫媒賺取佣金。這些人「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隋何」，憑著三寸不爛之舌謀取錢糧。但這些媒婆、牙婆和虔婆，除了從事「收小放刁」一類的勾當之外，也有自己的職業。比如薛嫂兼賣花翠，王婆先開茶館後開磨坊。文嫂家中居然也「供養著利市紙，有幾個人在那裡算進香賬」，西門慶讓玳安去求她辦事，她居然讓人騙玳安說不在家，可見她在生意場上混得不錯，對西門慶的僱請不屑一顧。
小說還寫到了王姑子和薛姑子兩位「佛門中人」。兩位尼姑時常造訪西門慶家，表面上是為吳月娘宣講佛教教義，實際上不過是為了向吳月娘、李瓶兒和潘金蓮等人兜售手裡的經卷，念的還是典型的生意經。兩人互相欺瞞提防，彼此攻訐，爭風吃醋，打得不可開交。
甚至就連住在清河縣的老太監，居然也經營著磚廠。如果再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賣鴨梨的鄆哥，《金瓶梅》中簡直可以說是無人不商。
讓人頗感奇怪的是，小說中對農事稼穡完全沒有涉及，更不用說展開正面的描述了。在以農耕文化為主導、城市與鄉村混雜交錯的傳統社會，這種修辭是頗不尋常的。這種人人皆商的極端化情景，反映了臨清或以臨清碼頭為依托的北方城鎮經濟的繁榮——南方的絲綢、稻米以及各類貨物被源源不斷地運來並轉送到北方各地。同時，經濟的繁榮也導致了商業意識的覺醒，極大地改善了傳統商人「四民之末」的處境。在商業經濟影響下，新的社會道德逐漸形成，對傳統中國社會的倫理秩序產生了巨大的衝擊。
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金瓶梅》中所描述的以臨清為中心的北方經濟繁榮，僅僅是一個特例，並不能反映整個北方地區的經濟狀況。同時，臨清的經濟繁榮也具有某種偶發性，它受到特定政治文化與時空條件的多重限制。大運河的開通以及鈔關的設立等因素，是臨清興旺發達的先決條件。一旦這些條件發生改變——比如說明朝不久之後的覆亡、鐵路和海運的興起，臨清的這種繁華也就很快煙消雲散了。所以說，商業意識的覺醒也好，資本主義的萌芽也好，人人皆商也好，它確實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段中孕育出了全新的商業文化和價值觀，客觀上對傳統社會形態造成了衝擊，但並未從根本上徹底改變原先的社會、政治、經濟和倫理格局。
令人驚歎的是，關於這一點，在《金瓶梅》中也有充分的表現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