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開國之初，鑒於元代法律廢弛、貪腐成風的現實，明太祖朱元璋有意凸顯法律的作用。至洪武十七年，建三法司「貫城」於太平門外、鍾山之陰。所謂三法司，指的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個相互制衡的法律機構——刑部受天下之刑名，都察院糾察，大理寺駁正。至十八年頒布《大誥》，明代法律（刑法）大致格局初步成形。然而朱元璋建立「貫城」的微義，在於「法天」，所謂「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33]。三法司乃是天道的象徵，而立法的初衷，仍然不外乎天道、德治、法律三位一體。朱元璋曾這樣戒諭臣子：
古人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34]
又說：
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捨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藥石養人，豈得為善治乎？[35]
彈的仍然是禮法並行、仁德為主、刑罰為輔一類的老調。
更何況，統治者讓法律行之於世的根本目的，在於「帝祚永固，江山一統」，更多的是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一旦有所需要，政治壓倒法律、權力消弭仁慈的情形必然屢屢發生。明初的重典酷刑，令人咋舌。蘇州的姚潤、王謨被徵召不至，即被誅殺而籍沒其家；胡惟庸、藍玉兩案，株連死者竟高達四萬。[36]明成祖起於靖難之時，為了止謗息議，族誅絕種，無所不用其極。
不過，明代的刑罰，似乎有意將官吏與平民區別對待。對待官吏，惟用重典，頻下猛藥；而對待老百姓則寬容有加。所謂「猛烈之治，寬仁之詔，相輔而行」[37]。這顯然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在對待平民的律法方面，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留意。比如說，制定《大誥》時，朝廷就遵循法律簡明、務使人人知曉的原則；再比如，為使百姓皆知律條，明瞭「趨吉避凶之道」，朝廷大力推進法律普及運動。朝廷甚至規定，凡是家中藏有《大誥》或通曉《大明律》的罪犯，可一定程度減刑或免刑。一時間，統治者似乎產生了「以法治天下」的衝動。而這種民眾人人皆知法意的狀況，在《金瓶梅》中也有反映。不論是武松、宋仁、蔣竹山、陳敬濟乃至吳月娘，一旦遇到冤屈和糾紛，似乎本能地會想到依靠法律的手段去解決。
另外，《大明律》對刑訊拷問的規定十分謹嚴，要求案件判決必須審慎，「凡內外問刑官，惟死罪並竊盜重犯，始用拷訊，余止鞭撲常刑。」[38]在一般案件中，嚴禁使用挺棍、夾棍、腦箍、烙鐵、一封書、鼠彈箏、攔馬棍、燕兒飛、灌鼻、釘指等手段獲取口供，哪怕是用未去稜的竹片鞭打脊背、腳踝而致傷，審問者也會被問罪、充軍。[39]明仁宗時，刑律方面有了許多特殊的規定，比如在「己丑詔書」定下律制，禁用鞭背、宮刑及連坐等暴酷之法。而明宣宗甚至一聞奏囚，即面色慘然，食不下嚥，並親自撰寫《帝訓》五十五篇，其一即是關於恤刑。
明代法律對於用刑的規定，不可謂不細密；對於防範嚴刑逼供，不可謂不重視。然而這些規定在實際執法過程中，則完全走了樣。刑訊拷問的濫用，在《金瓶梅》中尤其令人膽寒。不論是作為正千戶提刑官的夏龍溪，還是作為其副手的西門慶，或者如李知縣、霍知縣等官員，每逢犯人到庭，不問是非，不詢情由，不辨曲直（用《金瓶梅》中最常用的話來表述，叫做「不由分說」），必然嚴刑拷打。拷訊之刑以拶指、夾棍、打板子較為多見。西門慶似乎很喜歡使用鎯頭（大概是木製的吧），打得犯人「脛骨皆碎，殺豬也似喊叫」。
不單是西門慶，《金瓶梅》中的絕大部分刑官都有刑訊逼供的嗜好。比如說小說的第四十七回，苗青為謀財害命，夥同陳三、翁八將主人苗天秀利刃刺死，一悶棍打入水中。後來，苗天秀的屍體從上游漂入新河口的港汊之中，當地負責承辦此案的狄縣丞找到屍體之後，因見不遠處有座慈惠寺，即將長老等僧眾拘來，先把長老一箍、兩拶、一夾、一百敲，再賞給眾僧二十大板，拷得口供，收入獄中，就萬事大吉了。
由此可見，在《金瓶梅》中，使用刑具幾乎是所有庭訊的開堂鑼鼓，沒有任何例外。而屈打成招，則是可以想見的最終結果。拷訊並非是審問案情的輔助手段，而是按照刑官主觀意願定案的最省事的殺手鑭。如此一來，其背後的貪污或人情往來、權錢交易就可想而知了。《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中後期的法律狀況可謂天昏地暗、滿盤皆墨。在小說所涉及的大小案件中，沒有一個案件的審判是公正的，無論是法律程序還是其結果。
曾孝序作為小說中為數不多的幾個清官之一，其下場卻也令人唏噓——先是從巡按御史貶為陝西慶州知州，然後蔡京隨便找了個借口，逮其家人，鍛煉成獄，將孝序除名，使他狼奔豕突，竄於嶺表。《金瓶梅》中並非沒有清官，而是沒有清官的存身之地。雖有清官，而無所用其力，其結局除了被殺身死或竄於嶺表之外，不外是與流俗同其污濁。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所描述的司法及社會狀況與《水滸傳》中迥然不同——《水滸傳》雖說是官逼民反，但朝廷對梁山好漢的大規模圍剿乃至剿撫並用，仍然體現出當局試圖「恢復秩序」的強烈願望。而在《金瓶梅》中，統治者是沉默的。或者說，統治者已被日益強大的利益集團所挾持。朝廷本身的「意志」如何，事實上無關大局。末代的莊烈帝，倒是很想勵精圖治，挽狂瀾於既倒，但他的作為，不過是加快了王朝崩潰的速度而已。不論是正德、嘉靖還是萬曆，要麼好大喜功，四處巡遊狩獵，要麼迷戀道教、青詞，使朝臣專權，以售天下。從朝廷至民間，從皇帝到大臣、士人乃至庶民，隨處瀰漫著一股強烈的縱情享樂的虛無主義氣息。
因此，《金瓶梅》中表現的司法腐敗，不能僅僅從所謂人治/法治、政治/法律二元對立的立場加以分析或解釋。比方說，朱元璋在明初採用「猛烈之治」與「寬仁之詔」相輔而行的方略，政治殘酷，用重典以懲一時，雖有以政治取代法律的傾向，而朝廷對社會的控制力並未稍減。以民間刑案的發生率來看，至建文元年，刑部報囚比以往減少了三成；而宣宗、仁宗一改過去的嚴刑酷法，用法日輕，依律科斷，法雖輕，但「貪墨之風亦不甚恣」[40]。由此可見，政治手段之嚴與松，雖說不能導致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和公正，但對社會秩序的控制卻同樣有效。可以說，《金瓶梅》所反映的是末世的失序狀況：政治、社會道德和社會管理，同時陷入了普遍的崩潰與混亂，法律的腐敗不過是其突出的表徵而已。
導致這種失序狀況的原因，除了前文所論及的政治荒弛、朝臣專權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當時明代經濟和工商業的發展，導致了商業及消費文化的氾濫。世風尚利，人情日偽，整個社會陷於縱情聲色的享樂主義氛圍之中。在商業利益面前，傳統的禮義道德對個人的約束力日漸衰微，而與之相適應的新的社會管理模式尚未建立，社會的政治、法律及原有的制度設計，出現了空前的危機，社會逐漸陷入無序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