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視為陽明學泰州學派重要成員之一的鄧豁渠，曾說過這樣一句驚世駭俗的話：「色慾之情，是造化工巧生生不已之機。」[58]說色慾是自然或人性的一部分，這大概沒有什麼了不起。可要說它是天地造化生生不息之機，那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離經叛道了。這是我所見到的明末思想家在論及色慾問題時最大膽的一個判斷。此言一出，即遭到耿定向等人的嚴厲批判，說他是率天下人類而為夷狄禽獸。據說，這句話曾被鄧豁渠寫進《南詢錄》的草稿，後來在刻印此書時，這句話或刪或改，在《南詢錄》中已經找不到了。鄧豁渠的刪改，或許是因為受到了耿定向的指責，但更可信的原因或許是，公開為色慾張目，在當時社會嚴肅的思想探討中，仍然是一個極大的禁忌。即便是始終支持鄧豁渠並為他辯誣的李贄（他曾為《南詢錄》寫序），面對色慾問題，不管是言論還是行為，都慎之又慎。我們可以推斷，單純的色慾和情慾，在思想界的公開談論中仍然屬於不能觸碰的最後秘密。可是這個「秘密」本身，在弘治以降的明代社會的日常生活中，早已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而從明代色情小說對於這樣一個現實的反映來看，對色情的細緻入微、誇大其詞的描摹，不僅是世風所趨，而且早已氾濫成災。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論及《金瓶梅》，既說它「時涉隱曲，猥黷者多」，又指出此書的寫作，在當時實屬「時尚」[59]。這裡的「時尚」或許有兩層含義：一為淫邪之風遍及朝野天下，頹風漸入士流之林；一為專敘床笫之事的小說作品，在當時也已蔚然成風。
在《金瓶梅》中，敘及潘金蓮的身世，作者說她九歲就賣在王招宣府裡習學彈唱。主人閒常又教她讀書識字，因而到了十二三歲，金蓮就會「傅粉施朱」、「品竹彈絲」。十五歲時王招宣死，復以三十兩銀子，賣入張大戶家。張大戶竟然也教她習學彈唱。金蓮之琵琶技藝，先後有兩位「名師」指導，想必更趨精純了吧。
這一大段描述（為《水滸傳》所無），勾畫出了潘金蓮由王招宣（官宦）蓄養，至張大戶（有錢人）教習，最終流落民間，落入武大郎之手的曲折經歷。當然，作者為鋪排情節、塑造人物計，插入這段出身，不過是小說家言，我們自然不能將其視為社會生活的實錄。可是我們若將潘金蓮的所謂身世，與明末名妓柳如是的生平做一番比較的話，也許會大吃一驚。柳如是不僅歷史上實有其人，而且其身世經過陳寅恪先生的一番梳理，載之史乘檮杌，班班可考。
柳如是也經歷了與潘金蓮幾乎完全一樣的命運——幼年時即被盛澤名妓徐佛收為養女，受教詩詞歌賦；隨後被賣入宰相周道登家為婢女。柳如是之所以被逐出周家，有人說是源於柳如是與僕人之間的情事敗露，但實際上是因為她與周道登的「暗通款曲」，為妻妾忌憚所致。[60]這與潘金蓮在張大戶家的遭遇大致相同。
雖說潘、柳二人均經多次轉賣而最終流落民間，但柳如是的命運，似乎要比潘金蓮好得多。潘金蓮學的是琵琶，識字不多，除了供人賞樂，一無所用；而柳如是學的是更為精深專門的文章詩詞，其部分詩作一直流傳至今，為風雅之士諷詠不已。柳如是最終流落風氣開化、富甲天下的江南，以「自由人」的身份，與江南名士（如陳臥子之流）周旋唱和，並有詩名，最終歸於「白個頭髮黑個肉」之文壇領袖錢牧齋，亦可謂「修成正果」。
由此可見，潘金蓮之身世，亦非完全出於小說家的虛構。衡之於當時蓄養伶優唱妓以供富貴之家享樂的普遍風氣，也算是「於實有據」吧。
《金瓶梅》中的性事，固然有魯迅所批判的「專意於性交」的一面，但也寫到了作為性風俗和性文化的一面。按理說，既然《金瓶梅》中涉及大量關於妓院的內容，性描寫理當於這類場合極盡鋪敘才是。可令人奇怪的是，不論是李桂姐家，還是鄭愛香家，西門慶、應伯爵之流去「嫖妓」，總是一大幫人，很少有單獨前往的。他們在妓院吃喝調笑、唱詞吟曲、插科打諢，雖說偶爾也會講講葷段子，但作者卻極少描寫性事場景。可見這夥人去妓院，並不專以性交為事，而只是聚眾取樂。雖然每次西門慶都會「留宿」，但作者似乎對留宿後的「事態」沒什麼興趣，往往草草交代兩筆就算完事。西門慶到了這類場所，亦能遵循妓家之禮節。他雖不識多字，倒也頗能附庸風雅，甚至頗多考慮妓者的喜好和心理，曲意逢迎。這與他對待家中奴僕婦女如賁四嫂、如意、惠元等人的魯莽態度——進門就干，完事即走——確乎迥然不同。
由於世風所染，作為靠生意發家的新型商人，西門慶顯然不再滿足於簡單的性事，已經有了將性作為一種文化來消費的明顯意圖。潘金蓮會彈琵琶，孟玉樓會彈月琴，李瓶兒則是一個極有時尚趣味的婦女。春梅什麼都不會，但也無妨，西門慶會專門請人來教她演習。不論是在宴席之中，還是在床笫之側，伶優的淺斟低唱亦無時無之。
然而，將性作為一種帶有享樂主義色彩的社會交往和娛樂方式，輔之以戲曲、吟唱、詩詞、猜枚行令和投壺等遊戲名目，並不自《金瓶梅》始。在唐宋詩詞中，這種「春夢朝雲」的雅事時常是騷人墨客的固定題目，而這作為一種生活習俗，在宋代的《東京夢華錄》中已有了詳細的記載。不過，這樣一種「風雅」，一般來說都局限於帝王貴胄和文人士大夫階層，而在《金瓶梅》中，這種高度儀式化的「賞心樂事」，開始向新興階層（如胸無點墨的商人）蔓延。當然，《金瓶梅》對瓦肆勾欄的描述方式，也深刻影響到後世的小說創作。到了近代的《海上花列傳》，作者乾脆直接將故事的主要情節放在了妓院中。韓邦慶的這部小說雖有「狹邪」之名，但於通篇的風花雪月之中，竟無半字涉及露骨的性事，相較於它所學習的《金瓶梅》，亦可謂有出藍之概。
問題是，如果說《金瓶梅》在描寫勾欄妓院的酒食飲樂時，筆墨尚可節制，可一旦涉及潘金蓮、李瓶兒、孟玉樓、春梅、王六兒等「家人」，其赤裸裸的筆致，可謂不厭其煩、不厭其細，摹聲繪影，纖毫畢現。其在當時及後世，受到「淫蕩邪亂，賊民蠹國」之詬病，毫不足怪。
《金瓶梅》所寫的性事，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為男女異性之間的交媾，這在全書的色情描寫中佔了絕大的比重。
第二類即是所謂「男風」，即同性男子之交歡情事。有此種嗜好的人，以「讀書人」溫葵軒為最。有一次，西門慶傻呵呵地請溫葵軒師傅去妓院中開眼，可溫師傅卻如坐針氈，表情十分痛苦，不久即要告辭而去——溫葵軒對花枝招展的女性，並無任何興趣。伯爵對西門慶打趣說：「你把溫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算你好漢。」可見溫葵軒專盯男童屁股之惡名（他的綽號就叫「溫屁股」）早已遐邇皆知。
第三類即是以西門慶為代表的「雙性」取向。當然，總體而言，西門慶仍以不知疲倦地漁獵女色為首要事務，戀童不過是偶爾為之罷了。而陳敬濟齒白唇紅、一表人才，不僅惹得婦女們眼饞——潘金蓮、龐春梅、馮金寶和韓愛姐等人先後投懷送抱且情義深篤，他在落難後居然成為街頭「引車賣漿」之同性玩弄作踐的對象。蓋敬濟之同性傾向，實以被迫的成分居多。
至於說到亂倫，考之於小說中的人物關係，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比如李桂姐之於西門慶、潘金蓮之於武松、王六兒之於韓二等，但作者畢竟沒有就這層關係做任何的渲染。也許淫風所及，在當時的底層社會中，像叔嫂、姑侄一類的親緣亂倫，已經算不得什麼大事。《金瓶梅》中唯一稱得上有真正亂倫之嫌的，或許只有潘金蓮與陳敬濟這對「歡喜冤家」。但潘金蓮不過是西門慶的第五房小妾，且與陳敬濟年齒相近，兩人暗中勾在一處，雖有悖人倫，亦非完全不可理喻。而色情小說中常有的女性同性戀、暴力強姦、變態、群交等事，《金瓶梅》則基本沒有涉及。
按張竹坡的說法，《金瓶梅》的作者蓄意要隱去姓名，而我們後代的讀者卻硬要將這個作者挖出來示眾，似乎多少有點對作者不敬，或者說有點不太人道。照此推論，考慮到作品中大量露骨的性描寫，作者顯然是在「反正讀者不知道作者是誰」這樣一個相對安全的前提下開始寫作的。作者為徹底隱瞞自己的身份，想必有過一番殫精竭慮的周到安排。這恐怕是《金瓶梅》之作者考證，歷時數百年而一無所獲的原因之一吧。
這種隱去姓名的決絕態度，想必給寫作帶來了極大的自由。至少從理論上來說，可以在寫作中毫無顧忌。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性交名目，以如此觸目驚心的方式直言無隱，與「匿名寫作」的策略有很大的關係。
不過，世人談及《金瓶梅》，往往將它視為中國色情小說的鼻祖和淵藪，或者說將它視為色情文學登峰造極的奇觀，這當然是一種誤解。事實上，在對色情的描寫方面，《金瓶梅》既不是第一部，也不是最露骨、最大膽的一部。魯迅所說的「時尚」也可以從這個層面來理解。
按陳大康先生的描述，早在《金瓶梅》問世數十年前的弘治、正德年間，像《花神三妙傳》、《尋芳雅集》、《天緣奇遇》、《如意君傳》一類的有大量色情內容的作品，已先後問世。 [61]而《如意君傳》作為描寫武則天與薛敖曹性事的小說，在社會上流布極廣。它不僅是《金瓶梅》所倣傚的對象，甚至也是明代很多色情小說如《癡婆子傳》、《繡榻野史》的藍本之一。而若要說到性描寫之刻露、恣縱，與《金瓶梅》同時或稍後的色情小說如《癡婆子傳》、《繡榻野史》、《浪史》、《僧尼孽海》、《燈草和尚》、《歡喜冤家》、《玉閨紅》、《弁而釵》、《宜春香質》、《素娥篇》等作品，則更為大膽和無所顧忌。部分色情作品中的淫穢文字，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男女交合，涉及到了比單純性事更為隱秘或幽暗的「性虐」領域：比如對性變態或性扭曲的刻畫入微（《歡喜冤家》），帶有道家房中術色彩的性愛招式大全（《素娥篇》），專門描述肛交的「男風寶典」（《龍陽逸史》），津津樂道於扒灰偷媳、叔嫂亂倫的癡女自傳（《癡婆子傳》），以多人群交、亂倫及窺視癖為能事的「呂氏春秋」（《繡榻野史》）[62]，寫母女同事一男、兄妹相奸卻「別有情趣」的浪子縱慾（《浪史》）。這類作品的舊刻本，往往還配有春宮圖示或圖解，堪稱「左圖右史」。可以說，即便是今天消費性的成人電影或網絡上流行的「耽美」小說，恐怕也要相形見絀。這類小說，在歷代嚴遭毀禁，是理所當然的事。
所有這些色情小說關注的性事和性幻想，側重點或有不同，但都無一例外披著一層道德說教、因果報應的外衣。對性放縱和對慾望的批判，往往是虛晃一槍，實際上成了作者們創作這類小說的道德外衣。一方面是批判社會的不成體統，揭露縱慾的後果及報應，用以勸誡世人；但另一方面，又對筆下的淫穢內容窮搜逖覽，津津樂道。某些相對嚴肅的作者，確實構建了主人公嚴酷乃至悲劇性的結局和果報命運，以圖勸世。但大部分作者由於提前知道了讀者在閱讀此類作品時的真正著眼點，所謂的道德說教和因果報應，往往點到為止，其真正的「作者意圖」，毫無疑問，不過是宣淫誨褻，以逞其快。確如魯迅所言，作者專意於鋪敘的，無非是性交罷了，其越人倫常情，如有狂疾。
而作為描述十六世紀廣闊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金瓶梅》的主題涉及社會的商業、經濟、市井文化、法律、道德及文化觀念等眾多領域，「性」不過是作品中眾多主題之一。其與明代社會勃然興起的色情小說，固然存在著根本的不同，但倘若僅就色情和性描寫而言，毫無疑問，《金瓶梅》仍然處於這個色情氾濫的文化系統之中。
如果我們將《金瓶梅》放到整個明代的色情文學背景中來考察，我們便能夠準確地把握住其作者對於性或慾望的矛盾和曖昧態度。和明代的色情小說一樣，《金瓶梅》同樣披著道德說教的外衣，打著批判的幌子，為自己所披露的猥褻和淫蕩內容尋求道德庇護。不用說，在色情內容的呈現上，《金瓶梅》無法與這些作品完全劃清界限。換言之，這種貌似不留餘地的批判和說教，與同時期色情小說的寫作套路沒有什麼不同。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這種赤裸裸的色情描寫，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當的，或者說是有意義的？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也許首先要去反問：為何中國的色情文學創作，會選擇在明代中期至明末這個特殊的時代裡集中噴發？它是偶然的嗎？
對於《金瓶梅》的歷代讀者或研究者來說，他們在為《金瓶梅》的色情內容進行辯護時，其理由往往集中在以下兩點：
其一，當時的社會風氣本身就是淫蕩的，小說不過是一種隱喻和記錄而已。對明代社會史的研究，確實可以找到這方面的證據。
謝肇淛所說的「娼妓滿天下，終日倚門賣笑」的社會風氣，可謂南北皆然。正因為如此，很多色情小說的作者，在其弁言中，往往都宣稱自己的作品是「實錄」。尤可駭怪者，如《浪史》一書，竟然一反「縱淫貪歡，必致髓盡人亡」的傳統套路，公然宣稱，放蕩的生活不僅不會有礙身體健康、導致家破人亡，反而可以得道成仙。《浪史》的主人公，最終隱居在湖畔幽美的園林之中，與他的幾十個妻妾其樂融融、與世偕忘，並最終得道，位列仙班。由此可以想見，當年的淫佚之風之驚世駭俗，已到了何種程度。
其二，由於明代中後期政治衰弛，社會與道德混亂，士大夫和文人大多深感絕望。由於找不到出路，他們可以做的似乎只有兩件事：一是縱情於男女聲色；一是構建亭台樓閣，在封閉的園林中「潔身自好」，逃避政治，並培養醉生夢死的所謂「個人趣味」。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絕大部分色情小說中，都有相對封閉的華美庭園；也可以解釋，為何直到清軍佔領北京並攻擊南下之時，那些「愧無半策匡時難」的江南文士，竟然還在忙著修亭造園，縱情於詩酒歌妓。
以上兩個理由，似乎都是有道理的。但問題的複雜性，顯然不止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