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風，為甚麼是三月？又為甚麼是風？三月，華北大平原還很冷。這黃河故道一望無際的泥沼和鹽減地，由勞改犯開闢為農場，冬天種下的小麥要沒有乾旱，開春後也就剛收回種子。這類勞改農場根據基局領袖新發佈的最高指示，改為「五七干校」，原先的犯人軍警一再轉而押往荒無人煙的青海高原，也就改由從紅色首都清洗下來的機關員工來種。
「五七干校不是階級鬥爭的避風港！」軍代表從北京來傳達了新的指示，這回清查的叫做「五二八」，一個龐大而無空不入滲透到群眾組織中的反革命集團。查到誰，誰便成了現行的反革命。他首當其衝，可已不是運動初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時候，嚇得當即作檢查。他這時已成了一頭狐狸，也可以反咬一口。他也會露出利齒，做出個凶狠的姿態，不能等一群獵狗撲上身來。生活，要這也稱之為生活的話，就這樣教會他也變成一頭野獸，但充其量不過是一頭在圍獵中的狐狸，一步失誤，就會被咬得粉身碎骨。
幾年來的混戰今是而昨非，要整誰都可以羅列出一大堆罪名。人一旦被置於受審的地位，就一定要查出問題，一個人出了問題，就一定要弄成敵人，這就叫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他既已被軍代表列為重點審查對象，就等群眾發動起來，火力集中到他身上。他完全清楚這一套程序，在滅頂之災到來之前，只能盡量拖延時間。
連指導員宣佈審查他的前一天，眾人還同他嘻嘻哈哈。大家吃住在一起，在同一個食堂喝同樣的玉米糊，吃同樣的混合面窩頭，都睡在倉庫的土地上，鋪的石灰墊上麥楷，一趟趟的大統鋪每人四十公分寬，不多不少，用皮尺量過，不管原先的職務，高幹還是勤務員，胖子還是瘦子，老人還是病人，只男女分開。是夫妻沒小孩要照料的，都不可同房，都按照軍隊班、排、連、營的編制，都在軍代表領導之下。清晨六點鐘廣播喇叭一響，便都起床，二十分鐘內刷牙洗臉完畢，都站到土牆上掛的偉大領袖像前早請示，唱一遍語錄歌，手持紅小書三呼萬歲，然後去食堂喝粥。之後，集中念上半個小時《毛著》，再扛鋤頭鐵鍬下地，都一樣的命運，還鬥來鬥去鬥個甚麼？
他免去勞動勒令寫檢查的當天，便彷彿患上瘟疫，人都生怕傳染，沒人再敢同他說話。他不知道究竟抓到了他甚麼問題，瞅準同他混得還不錯的一個哥兒們進了土牆圍起住的糞坑，跟進去解開褲子，佯裝撒尿，低聲招呼了句：
「哥們，他們抓住我甚麼了？」
這哥們乾咳一聲，低下頭，好像專、心致志在拉屎，也不再抬頭。他只得從茅廁出來，原來連他上廁所都有人盯梢，得到這番信任領有任務的那主正站在土牆外，佯裝望呆。
在幫助他的會上，所謂幫助，也即運用群眾的壓力迫使人承認交代錯誤，而錯誤與罪行同義。群眾就像一群狗，往哪頭抽鞭子，便竄向哪方咬，只要鞭子不落到自個兒身上。他已經清清楚楚懂得運動群眾這屢試不爽的訣竅。
安排好的發音口一個比一個尖銳，越來越猛烈。發音口前，導言先引用一毛語錄一來對照他的言行。他索性把筆記本擺在桌面上，大模大樣做紀錄，這也是他要表達的信號，故意做出個姿態，都記錄下來，有朝一日形勢翻轉，他也絕不饒人。幾年來的政治運動翻雲覆兩，人都變成革命的賭徒和無賴，輸贏都是押寶，勝為豪傑，敗為怨鬼。
他迅速記筆記，盡可能一句不漏，不僅不掩飾他此刻期待的正是那有朝一日，也會以牙還牙。正在發音一的那位禿頂早衰的唐某，越說越加亢奮，引用的都是毛老人家對敵鬥爭的警句。他乾脆放下筆，抬頭兩眼直盯這主，手持紅皮語錄的唐某手開始哆嗦，也許出於慣性收不住了，越說越激昂，唾沫星子直冒。其實這唐某也同樣出於恐懼，地主家庭出身，哪一派群眾組織都沒能參加，不過想藉機表現，立功討好。
他也只能選擇這樣一個在恐懼中討生存的弱者，罵了句粗話，把手上的鋼筆慣了，說這樣的會他不開了，等著把他問題搞清楚，便離開開會的那片水泥地曬場。除了軍代表指定的幾位連、排幹部，這連隊上百來人大部分原先是他這一派的，馬上批鬥他氣候還沒到，他冒險作個姿態，也是讓他這派的穩住陣腳。當然也知道，這並阻止不了網織他的罪行，他必須在羅網收攏之前，逃出干校。
黃昏時分，他一個人朝遠處的村子走去，出了干校的邊界，立在地裡一長排望不到頭的水泥樁，有些剪斷了的帶刺的鐵絲還纏繞在水泥椿子上。
村邊有座燒石灰的畜，他來到髻前，看幾個農民在堆滿煤塊的審洞裡澆上煤油，點起火，不一會便濃煙滾滾。他們把窖洞再封上，放了一串鞭炮，都走了。他又站了一會，不見從農場方向有人跟蹤過來。
暮色漸起，落日橙紅一團，農場那邊l排排房舍已朦朧不清。他於是朝落日走去，經過一壟壟還未緩青的麥田，再往前，泛白的鹽礙地裡只有稀疏的枯草，腳下泥土越來越鬆軟，面前是一汪汪泥沼。大確在枯黃的水草莖中嗚叫，落日變得血紅，緩緩落進更遠處黃河的故道。越益昏暗的霧靄中，腳下都是稀泥，沒一處可以坐下。他點上一支菸，思索有甚麼去處可以投靠。
他兩腳陷在泥沼中，抽完了工支菸。唯有找個農村接受他落戶—也就是說吊銷他還保留的城市居民戶口，就當一輩子農民，還得在打成敵人之前。可農村裡他也沒有一個熟人，左思右想，突然想到中學時的同學孤兒大融，是十年前第一批去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城市知識青年，之後在南方山區的一個小縣城安家了。沒準，通過這位少年時的同學，或許可以找個能接納他的去處。
回到宿舍，眾人紛紛在洗臉洗腳漱口，準備就寢。年老體弱累得不行的早已躺下了。他沒有去井邊打水漱洗便鑽進被窩，沒時間拖延，得當晚趕到縣城，給融發個電報，來回四十公里天亮前無論如何趕不回來。他得先溜進農場外的一個村子，找參加過他這派的l位幹部老黃借輛自行車，帶老人和小孩下來的職工都分插在附近村莊農民家落戶。
等最後躺下的人熄了燈，鼾聲已此起彼伏。暗中他身邊的那老幹部不斷翻身，麥楷悉索直響，大概天冷暖不過身來還沒睡著。他悄悄對老頭說，肚子拉稀要去茅坑。旦一下之意，萬一查夜間起他人哪裡去了，就這麼打發。他想，這老頭不會出賣他。宣佈審查之前他帶一個班勞動，總是把最輕的活分派給老頭，修修鬆了的鋤頭耙子，看看曬場，別讓附近的農民順手裝一口袋糧食走。老頭是延安時代的老革命，高血壓有醫生開的病休證明，可運動中傾向他這一派，為軍代表不容也弄到干校來了。
村子裡一片狗叫。老黃披件棉襖開的房門，他妻子還在土炕上被子裡，拍著驚醒了直哭的小女兒。他匆匆說了一下他緊迫的困境，說天亮前一定把自行車還來，絕不給他們夫婦惹麻煩。
去縣城的鄉間土路許久沒下雨，塵土很厚，又坑坑窪窪，騎在車上顛簸不已。風刮起來，灰沙撲面，嗆得喘不過氣來，啊，那早春三月夜晚的風沙……
還是在上中學的時候，他同他要求救的同學大融曾經討論過人生的意義，那是從一瓶墨水開始的。融被收養在一個孤寡的老大大家，離他家很近，放學後經常上他家一起做作業，聽音樂。融二胡拉得不錯，也迷上提琴，可別說買琴，連暑假期間最便宜的學生專場電影也看不起。有一次他多買了張票給融，融一再推托硬是不去。他不明白，說這票只好浪費了，融才說，看了會還想看，要上癮的。可融不拒絕上他家玩提琴。
一天，他們做完功課聽唱片，是柴可夫斯基的一G大調絃樂四重奏…，融聽呆了。他還記得很清楚，他們沉默良久。當時他突然說，要知道桌上的這瓶墨水並非藍色。融說，更確切，是墨藍。可說他，大家看到這顏色通常都說是藍的，或墨藍，也就約定俗成，給個共同的名稱，其實各人看到的顏色未必」樣。融說不，不管你我怎麼看，那顏色總不變。他說顏色固然不變，可各人眼裡看到的顏色是不是同樣的，誰也無法知道。融說那總得有個說法。他說溝通的不過是藍色或墨藍這個詞，其實同一個詞背後要傳達的視覺並不一樣。融問那這瓶裡的墨水究竟甚麼顏色？他說誰知道？融沉默了一會，說這讓他有點害怕。
下午的陽光黃橙橙射到房裡的地板上，常年拖洗得木質紋理分明，他突然也感染上融的惶恐，連陽光照射的這實實在在的地板也變得有些古怪，是不是就這樣真實，不免也懷疑起來。人不可能瞭解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的存在全憑個人的感覺，人一死這世界也就渾渾然，或者也就不存在了，那麼，活著還有甚麼確定的意義？
他上大學之後，融在農村修小水電站，當了個技術員，還相互通信，這種討論繼續了好一段時間。這種認知竟動搖了他們在學校得到的教育，同為人民服務建設一個新世界那確定無疑的理想全然不同。他於是懼怕生命消失，所謂使命感或人生的抱負都彷彿失去著落。現如今，卻連活下去都成為沉重的負擔。
他敲了半個多小時縣城郵電所的門，臨街幾個窗子都敲遍了，終於亮燈，有人起來開門。他說是從干校來的，有公文要發重報。寫電文時也很費周折，得用冠冕堂皇的詞句，根據有關下放人員的文件規定，又要讓他這位多年斷了聯繫的同學懂得事情急迫，盡快給他找個能落戶的公社，並火速電覆一個接受他當農民的公文，又別引起這郵電所發報人對他的懷疑。
回去的路上，經過只有幾間簡易平房的火車站，燈光昏黃，照著空寂的站台。兩個月前，軍代表指派他和十多個算是身強力壯的青年，來車站接應他們機關新下來的大批職工、幹部和家屬，老人、病人和小孩也都未能倖免，整整一趟專列幾十個車廂，站台上卸滿了鋪蓋卷，箱子、桌椅、衣櫃之類的各色傢俱，還有醃鹹菜的大缸，就像是逃難。軍代表叫做
「戰備疏散」，黑龍江中蘇邊境的武裝衝突把京城的火藥味弄得濃濃的，連干校也傳達了林副統帥簽署的
「一號戰備動員令」。
一口大缸搬下車來磕裂了，醃鹵流了出來，到處瀰漫一股酸菜味。原先在機關看後院大門的老頭，仗著是工人出身便破口大罵，不知罵的誰，也沒人阻止，總歸他一冬的鹹菜白白糟踏了。人人都守在自己那堆家當前，寒風中裹住圍巾縮個腦袋，默默坐在行李卷和箱子上，聽候點名分配到干校附近的一些村子裡去。臉蛋凍得紫紅的孩子在大人身邊嗚咽，也不敢放聲哭鬧。
好幾個公社動員來的三百多套大車堵塞在站台外，騾馬噴鼻嘶嗚，空中鞭子直響，比農村集市還熱鬧。農民們不是捏著事先分發的紙條子站在大車上吆喝，便擠來竄去，叫號領人。一輛小汽車卡在騾馬車之間進退兩難，領章帽徽鮮紅的宋代表披件軍大衣終於從車裡出來了，上了站台，登上個木箱子，指東劃西。領導干校的宋代表號兵出身，革命資歷算不了甚麼，可也算馳戰過疆場，卻指揮不動這幫農民的大車，越弄越亂。
從中午到天黑，人總算一車一車領走了，站台上依然到處堆的沒能拉走的傢俱和木箱。他和幾個哥們由軍代表指定留下來看守。別人都到車站的候車室去避風，他一個人用木箱和衣櫃壘起個擋風處，又買了瓶燒酒和兩個摻了玉米面凍得硬梆梆的饅頭，鑽進蓋上帆布的角落裡，望著站台上昏黃的燈光，他想到娶妻，要有女人和孩子便也可以同那些有家小的一樣，借住到村裡農家。橫豎是種地，多少也可以有間土屋，脫離人盯人的集體宿舍，連說夢話都擔、心人聽見。
他想起一年前工廠和學校尚未由軍隊管制，到處在武鬥，長江堤岸下的一個小客棧裡，同那無處可藏的大學女生過的那一夜。
「我們命中注定是犧牲了的一代」，這姑娘給他的信中居然敢這麼寫，想必也處於絕望的境地。
這是一個沒有戰場卻處處是敵人，處處設防卻無法防衛的時代。他已經到了無可再退的地步，只想在農村有間屋，同個女人廝守一起，不再有任何別的奢望，可就連這種可能眼看也要喪失掉。天亮前，他騎車趕回村裡。老黃夫婦守了一夜沒睡，他們穿好了衣服，從北京帶來的煤爐也生著了，屋裡暖和起來。黃的妻子已經拼好了面，要給他做碗麵湯。他沒有推托，晚飯沒吃，來回四十多公里一直緊踩快趕，也餓得不行了。他們看他把一大碗麵呼呼吃完。出門前他向他們揮手，說他沒有來過。他們也重複說，當然，沒有來過，沒來過。能做的他已經做完了，再就看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