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說黃種人遷入黃河流域，分先後幾起，走在先頭的一起是三苗。遷徙時總是遊牧帶頭，他們只貪寫意，只顧往前走，卻把農業掉了隊，又把商業與手工業的離群活動加強了。他們一走是到黃河下游海邊，見貝便用，得鐵便鑄，而銅則是早已曉得用的。但他們沒有像埃及巴比倫的自由都市僧侶政治，因其商業及手工業多只是和遊牧的關係，不靠在土地私佔上，土地私占要有農業的相當基礎，三苗的農業基礎還不夠。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個個銅頭鐵額，只是部落。
而掉在後面的及新來的隊伍，則是傳說裡伏羲氏神農氏這一支，他們到得黃河中下游，被前頭的三苗阻住了，只好稍為停下來多做畜牧與耕稼，而且利用三苗的進步紡織及煉鋼冶鐵術來結新的網罟，制新的耒耜。這一來，他們產業的配合倒遠比三苗的好，而且有了都市。中國的這最古都市與埃及巴比倫的不同，並非商業資本的據點，而是在農業地面上自然形成的核心。彼時遊牧與漁獵是受了前面三苗的約制，而單為畜牧與耕稼用的地面則有的是，如此遊牧與耕稼的發展乃漸成平衡，且連遊牧亦多變成畜牧，又因不發生土地霸佔，農牧及手工業商業皆一體不分，這裡就已出現了後世井田的雛型。
伏羲都陳，在今河南，神農都曲阜，在今山東，他們長期與三苗相處倒也相安。三苗的遊行經濟與伏羲神農這邊的定居經濟有個自然配合，三苗的手工業與商業，好像蝴蝶的可以飛來這邊的經濟園地上停停又飛去，又具遊牧在大平原裡仍可遊行無礙，而若是要找有人煙的去處，亦隨處可以就近找到漢族的田宅男女。
但這兩邊的經濟相配，應是可以作成一體的，所以三苗要來統一這邊了，這就是「蚩尤作亂」，而漢族這邊的炎帝亦要「侵凌諸侯」。彼時漢族是要對內統一諸侯，對外統一三苗，但這是後來由黃帝才做到。
黃帝這一支漢人是最後遷來的，看見前面已經有人，就到如今的山西地方停下來，國於有熊，再向河北發展，而邑涿鹿。他們亦和伏羲氏神農氏一樣前面要上去被阻止，把眾產業來看齊了，可是比伏羲氏神農氏更有闊大的遊牧，因為此地距離黃河北岸很遠，為三苗他們所忽略，黃帝的一支人不但有足夠的農地，且有足夠的遊牧地，而如此乃作成了更廣大的眾業相配合。
凡產業各有它的德性，農業使人平實，工業使人聰明，商業使人活潑，漁獵使人強健，而遊牧則有爽朗壯闊。但從來遊牧與別的產業結合容易，而能與農業亦結合得這樣好，則世界史上只有中國，不是波斯或後來的大西域所能及。黃帝以步兵與車戰打敗蚩尤，步兵是農業的，車戰則是遊牧的馬與手工業的車的綜合，而同生在農業的地面上。前此神農氏拿蚩尤無法，即因缺少遊牧來配合，不能發揮行動的大力。
彼時黃帝這邊若講財富，是還不及神農氏或三苗那邊的，可是比他們健康，所以能勝利。黃帝與炎帝戰，「三戰始得志」，可見也不是容易，其後與蚩尤戰更是打個得天崩地裂。經過這場打，神農氏一支人就與黃帝一支人同化，但亦有一部分返到江淮，與三苗間雜，成為後來的東夷。而三苗則繼續退，返到南方去了。
黃帝之世是當公元前二千六百年，遲埃及的出現金字塔王朝八九百年，遲巴比侖的吾珥王朝二三百年，卻比他們的都大，比他們的都好。那大，是大在中國文明有運動的魄力，黃帝巡行天下，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逐葷鬻，合符釜山，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管衛，真是人的能行走在月山川裡。那好，是好在中國文明的平等和諧，黃帝之時華夏地面上的產業起了如海水的波濤，以山西一帶發祥地為王畿，而正式開始井田，連那神農氏與三苗遺下的產業亦皆有了安頓著落，出現天子之朝廷與諸侯萬邦。
是在這樣壯闊活潑的風景裡，四面八方新得來的知識與技巧才皆有了可施展，築城起宮室，做更好的衣裳，大規模的造舟車，醫藥亦有了新發明，文字亦有了新增加，又置史官，又作兵車，又講究弓箭，遂曉得養蠶，然後作咸池之樂，「咸池備矣」，奏起來舞起來看看，真真的熱鬧非凡，並且規模都齊備了。
從此一直到周朝，皆是這井田的演繹，生產力繼續提高與經濟地域繼續擴大，而引起田畝單位的改變與邦國關係的移動。這生產力的提高分三次，黃帝時一次，夏時一次，周時一次，而中國古代亦自黃帝至唐虞是一大成，自夏殷至周又是一大成，而且夏朝可以自成歷史上一豐碑，故孟子時時稱述夏禹，過於稱述商湯。
這三次生產力的提高，皆以農業為界碑，因井田的農業是與別的產業絲絲入扣，那眾業的平等和諧生在一起即是個春天，風吹吹隨處會生出新的生產力的波浪，都要匯流到稻田里，才綜合而為劃時代的新開始。這新的生產力需要相當時間才普遍到眾產業的角角落落，而為全面的提高，並且隨著產業圈的伸展，而引致經濟地域如波痕浪紋一圈圈一層層的擴大。要等眾產業的生產力都看齊了，經濟地域的擴大亦到頭了，有新的人世風景的熠熠，然後才又來一次生產力的再提高。這種生產力的如風吹花開及其全面的如波浪推進完全是中國的，與西洋資本經濟偏頗凸出的發展不同。
唐虞之世是集黃帝以來的大成，從產業的齊全裡還有了人事的齊全，「敦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真像是竹枝詞裡的「山上層層桃李花」。並且為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有工官農官，這才像個朝廷，不比西洋古國的惟有法典祭司戰神及稅吏。西洋是到了現代國家，才有農業部這些政府機關，但亦只是產業的組織，生不出人事的文彩，而唐虞之世，則是產業皆生在文明裡。
井田從敦睦九族推廣到平章百姓，又推廣到協和萬邦，如此便作成「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的天下世界。唐虞之世，是連早先三苗之地亦建起了產業的新秩序，與漢人的結合，鑄成一個華夏經濟，出現了堂堂中原，而其中井田的本部所在地則是王畿。王畿在繼續推廣，外面侯服賓服要服荒服亦跟著一圈圈展開去，《堯典》裡分命羲和宅嵎夷，羲叔宅南交，和仲宅昧谷，和叔宅朔方，即是華夏的向四面八方推進。及至虞舜，更南巡到了蒼梧之野，比黃帝的南至於江更遠而又遠了。
而即在這產業與政治的圖案裡生出了人世的禮，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禮，柴望巡狩之禮，朝覲會同之禮。而這人世風景的熠熠乃亦是樂。彼時真真的是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迢迢千餘年後，吳季札見了舞《韶》《箾》，猶覺浩浩陰陽移，只是個大明終始。《史記》裡描寫堯：「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而舜則有《卿雲歌》：
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及八伯的和歌：
明明上天，星辰是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
是有這樣的大自然界與人間為一的浩浩蕩蕩的光陰，而人乃是天人。
於是來了夏禹治洪水。那次洪水世界上各地皆有，卻惟中國人能治。巴比侖埃及人則《舊約》裡記載著，他們除了坐船逃難，等洪水自己退落，並無別法，當時他們真不知毀了多少財產，死了多少人畜。在希伯來人的傳說裡是大地上只剩諾亞一家，在北歐人的記憶裡是惟剩一男一女，後來靠神指示，擲石變人，才又繁殖起來的。照時期推算，亦許那次洪水與埃及金字塔前王朝及巴比侖吾珥王朝的覆亡有關。但中國這邊則堯舜之世並不因洪水而傾動，且舉出禹來治平了它，從氾濫開始到治平，頭尾不過二三十年。中國與西洋那次在大自然界面前，即顯出了高低，中國是有井田經濟及政治，所以發動得偉大的人工，並且井田即是文明，治洪水是要大自然界亦即人間，而人亦如日月山川，才能不受水火無情的威嚇的。
後世吳季札見舞《大夏》說：「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夏禹是個極上心做事的人，《詩經》及《孟子》皆以禹為天人，《史記》亦說禹「身為度，聲為律」，天人是不與天鬥爭，西洋人若做得這樣的大事，乃是征服自然界，而禹之治水卻是疏導，連自然界亦皆是人的德性與力量，和它有理可說的，故能行於所無事，而使天地清安。
夏禹治好水，疆理九州島作《禹貢》，且鐻九州島之金而作九鼎。《周禮》的井田與王制追記到夏時，即因夏時是個新出發，九州島各以其出產綜合成一個更高的生產力，便來改動授田的單位，「夏後氏五十而助」，正是生產力增進了，才可以集約到五十畝。授田的單位這樣縮小了，經濟活動卻比早先更活潑，早先從四井為邑到四邑為都，現在則又從小都發展為大都，而政治的單位擴大到從子男之邦五十里，再小只能算附庸，不得列於天子之朝了。
《王制》：「天子之畿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二。」孫詒讓註：「夏時如此。」前此諸侯的單位還要小，數目還要多，經黃帝時一次調整，才是大國漸增，小國漸減了，而夏時則又是一次大調整。這其間亦有經過戰爭，但大體是自然的形成新秩序，單看它有這樣整齊，即非武力兼併所作成，又且朝覲會同是賓主之禮，若武力征服，亦不能有這平等。
又若是武力兼併，則一定激烈，不能至夏時乃至春秋時還有許多小國。西方羅馬帝國解體之後，小而多的領主單位保持得相當久，那是因為無力統一，其商業資本對地域經濟的支配體系正陷於割裂之故，中國卻早有了統一的中央政府，能發動天下的財力征蚩尤治洪水，但不用來兼併集權。中國史上政治平等，是因沒有商業資本為祟，看來像是被兼併了的許多小國其實仍舊存在，不過不合於大國之會，不列於天子之朝罷了，他們並不喪失政治的自由，亦不影響井田。王制，王畿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等等，乃是由小到大的展開層次，不是吃盡了小的只剩下大的。
凡有這樣的事，即亦有這樣的理，有商業資本，故有希臘羅馬的公民政治與平民會議，有井田，故有中國的平人之禮。唐虞與夏，有帝王及諸侯而非貴族，有方伯而非兼併，有四岳而非寡頭政治，乃至傳賢傳子或傳弟，中國的事皆只能就中國的理來說，不能拿西洋的來比附，恰如不能拿蠻族的選舉部落酋長來比附希獵羅馬公民的選舉執政官一樣。禹甸九州島，有了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新規模，是後世里巷兒女唱的「月亮彎彎照九州」的起頭，在歷史上，禹的開物成務正可與黃帝相比。
但夏朝事故太多，與西戎北狄東夷的糾紛沒有斷過，這是因為彼時華夏向四面八方推進的波浪攪翻了淹沒了他們。還有是因「夏尚質」，新的農業要有新的遊牧與工商業來相配，而彼時農業的新規模還未能遍於其他產業，所以夏朝的東西見得欠漂亮，亦不夠威力。禹之治水，對天下之人及財有那樣大的動員力，那還是從唐虞時井田的根底發出來的，疆理九州之後，則要從井田的新規模裡才出來得平定戎狄蠻夷的大力，但夏時遊牧在眾業中的比重太小，凡事遂缺少飛揚了。
那戎狄，是早在黃帝之世，中國與印度埃及巴比侖東西兩邊皆已興旺起來，雖彼此尚少交往，但如日月相望，吸動了中間地帶的蠻族，他們日益活躍，以致黃帝要北逐葷鬻。及至唐虞時，埃及與巴比侖已有國際貿易公司的組織，巴比侖的陸路商隊前哨且到達了印度北填，而印度與中國這邊亦正在益益熾盛，故越發刺激了中間地帶及邊境蠻族的往來遊行劫掠，乃至印度達羅毗荼人的那瓦拉王朝與巴比侖的吾珥王朝埃及的金字塔前王朝皆被他們所傾覆，不傾覆的只是中國。
可是夏朝的外患甚重。彼時西戎北狄飄忽往來，其前哨則與漢人間錯雜處，漸成漢人與戎狄的混合民族，即是有扈與有窮。啟繼禹位，有扈為亂，啟率六師與之大戰於甘，作《甘誓》。有扈在扶風，有窮則在河北。太康南遊，畋於有洛之表，有窮后羿距之於河，遂不得返，但有窮這個混合民族不能成事，隨即夏又中興了。傳說當初天有十日，羿射落其九，羿妻嫦娥竊靈藥飛入月中，有窮之族的即是這樣一個荒昧世界，雖有大力，可是從漢人討得來的一點文明，即那靈藥，卻連妻子一道都不見了，真是蒼涼淒惋。
還有東夷，這要從三苗說起。三苗當初從蚩尤戰敗後退出中原，往西往南往東落荒而走，其中往西的一支不久混在西戎中不見了，往南的一支堯時還在江淮及荊州一帶作亂，舜把他們又趕開去，他們才又向洞庭湖方面退卻，但仍留下一支在淮河流域，與伏羲氏神農氏的遺民同化，成為淮夷。這淮夷的經濟自成一個體系，有強大的遊牧與明亮的手工業商業，只差農業欠好。他們便在此地站住，其後千餘年中，漢人總打不了他們，淮夷而且有華夏文明的一偏，徐偃王亦行仁義。其實夏朝的新農業是與淮夷的遊牧及手工業商業正好來相配，而生在一個井田文明裡的，不過夏朝不能作成，要到殷朝才作成。
殷人是彼時華夏向江淮推進，交界之地漢人與淮夷雜居，漸漸形成的一個混合民族。夏朝真是個大變動的時代，除了殷人還有楚人，楚人是荊淮一帶交界地方漢人與三苗雜居，而漸漸形成漢人與三苗的混合民族，此外尚有西北方面漢人與戎狄的混合民族亦正在形成中。這些混合民族後來都做出了大事，他們投入華夏的井田，如濕薪投入大火裡，一陣陣冒煙飛灰，中國文明反是越燒越旺，其中殷人先起來代夏後氏而有天下。
殷人的產業一半是淮夷的，一半是華夏的。淮夷的產業其時已發生巫魘，淮夷的人亦好為長夜之飲，其還能明亮，是靠華夏井田的波浪潑濺所及。而殷人則比淮夷還更與漢人親，首先與華夏井田推進的波瀾相遇，就跳入做了弄潮兒了。殷人的手工業比夏人強，而且有遊牧，故從湯伐桀而有天下之後，殷人歷代征鬼方徐方，征荊蠻，到紂時為止，一直轟轟烈烈。
中國文明看來靜，而亦是最有大力能運動的。黃帝開了一個大力運動的時代，殷朝又開了一個，一樣的能飛揚跋扈，而殷朝的還更有份量，因其遊牧及手工業與夏朝的新農業結合，比黃帝時更基礎雄厚。從黃帝征蚩尤，到舜的南巡，禹的治水，殷的伐夷伐蠻伐狄，已見中國文明的行動大力，而其後周朝的禮樂亦這樣大氣魄，還有秦漢，還有大唐大明大清，一直到中華民國的能八年抗戰，亦皆是這傳統。
卻說殷朝的東西而且漂亮，孔子亦說：「殷輅車為善，而色尚白。」殷朝的青銅器很精緻，常說殷人崇巫鬼，但從器皿上很少見有這樣的痕跡。事實是，殷時的人與殷族的人是要分開來說，猶如元朝人與蒙古人，清朝人與滿族的人有分別，而殷時造那些器皿的手工業者則多是漢人。
當年殷湯帶了他那一族人進入中原，與華夏井田的莊嚴一對面，不覺暗暗叫聲慚愧，只是他自己亦說不清這種感情，卻當是伐了天子之故，而後世吳季札見舞《韶》《箾》，亦覺了這個，說「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慚德」，這在華夏面前的慚愧不只是湯個人的感情，而亦是當時殷族全體的感情。是故仲虺之誥，仍是「纘禹舊服，祇率厥典」。
殷的京都從南亳遷西亳，又遷河北，即因華夏井田仍自有它的核心，亦即王畿，非殷人所能移奪，倒是殷人只能來遷就它，而他們帶來的遊牧及新的手工業商業乃如朝晨鮮潔的露水，皆落在井田里被吸收滋養了。但殷族自身仍是情意飄忽無分定，不能滲入，亦不能損傷華夏文明，雖是客人而不喧賓奪主，所以他們才能存在好幾百年。而在這六七百年裡，是民間產業在靜靜的生長，合夏與殷而出現了新的，於是出來周朝。
周人的產業，在《詩經》裡寫得極明白，一是稼穡有了新的出發，二是遊牧大量轉為畜牧，三是建築大發達，這三項便是集夏殷產業的大成。
《禹貢》已明記用鐵，周時更發達到了農具普遍用鐵製，所謂良金以鑄兵器，惡金以制耕犁，良金即是銅，惡金即是鐵，鐵的供應量比銅大，周時遂家家戶戶皆有新農具了。同時又且發明了許多新種，《詩經》「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麋維糜」，加上荏菽禾役，麻麥瓜瓞，比從前多得多了。《詩經》多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正是當時的新熱鬧。
草木是農作物，蟲魚鳥獸則是畜牧與漁獵的東西。《詩經》裡講牛羊「三百維群，九十維犉」，但已非遊牧而是畜牧，故牧人之夢是「室家湊湊」，漁獵亦「叔於田（田即畋），巷無居人」，這有室有巷，正是畋與牧的皆與農業並生在井田里。
井田之制，夏時五十畝，殷時七十畝，周時則因鐵犁普遍，牛馬才可大量用來耕田，一家人種得一百畝了。周時又因種植紡織畜牧營造的種類增多，規模增大，禾麥的收穫的比重小了下去，乃至在全生產中整個農作物的地位亦與畜牧紡織製造的地位扯平了，所以對公家的辦法也起了改變，夏後氏五十而助，殷人七十而徹，周人百畝而貢，貢比助比徹都出的東西多，即因生產力多方面提高，不專靠土地了。這眾業相扶亦使井田經濟更健康，即便農作歉收亦不至成災。
因鐵犁普遍而牛馬被普遍應用於耕田，此事又使周武王能以兵車打敗殷人的戎輅。周人是農村都出得起兵車，會御車的人也多，「執轡如組，兩驂如舞」，他們個個熟習車性馬性，而且乘卒與武兵皆是農民，步戰與車戰的配合亦勝過殷人。先前黃帝的巡行天下與殷人的「如霆如雷」，還覺得是多靠遊牧的氣魄，周人的才是從井田的更平穩裡出來的大力，故「如山如河」，「臨沖閒閥」，也能衝擊，也能嚴陣，與西洋的力是狂飆完全兩樣。
周人作什麼皆是全民總動員，大造房子大築城，只不作西洋那種堡壘，因為沒有地主就少搶劫。而井田的溝洫則比以前更開得密密排排，連耕種亦呈「終三十里，十千維耦」，畋上男男女女千人萬人一起耕種。而這亦就是還有在資本社會或共產社會以外的生產組織，且除了組織還有天籟，如風動則萬竅齊鳴，春至而桃李競妍，並不要靠約束。這個理還可應用在人事的其他方面，故周武王誓師孟津，諸侯不期而來會者八百，沒有預先約好亦可來會。
周器比殷器更有平人的明朗親切，連王侯用的鐘鼎盤匜亦如此。中國的平人之禮比西洋的平民精神更好，而周器的這明朗親切則亦是生在井田的整齊裡。
周器且能不因分工而阻隔，造車造輪造輈雖各有專門，但如和歌偶舞亦是各人只做一部分，而可不覺得是分工，只覺得是相配。廣西民歌：
天上七星對七星，地下獅子對麒麟。還有好男對好女，那裡桃花配芙蓉。
男女的存在不是分工生殖，而是成對成配，製造業的分工亦可以如此的。而在西洋則分工只是零件，湊起了亦仍是零件的綜合，零件相加仍是零件，如0加0等於0，西洋東西都是附屬品，附屬於資本的靈魂，所以不具足，亦不親切。
而且分工亦要看得大方，許多東西是可分工可不分工的。周朝的礦亦是王田，和農田牧田一樣，原料業與製造業之間沒有隔著一個商業資本，煉銅鑄鐵並不另設專場，凡是較重要的製造業得了銅鐵，要用時都自己來現煉現鑄，鑄劍如此，造車用的鐵與作鐘鼎盤匜用的銅亦此。這不分工似乎不合於進步，其實鑄煉正因其是這樣普遍的散在於民間眾業，才更廣大活潑，而周朝煉銅鑄鐵的精絕乃為同代西方所不及。
周朝是集夏殷的大成而新出發，故吳季札觀舞《大武》，說：「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而孔子亦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是至周朝而禮樂始備，有「維王建國」，有天子之明堂。明堂不只是天子的，中國民間亦家家有堂前，而西洋則只有客廳，明堂亦不像西洋的神廟，而是人的宮殿。中國建築而且有飛簷，飛簷的背景是可喜樂的陽光世界，在那世界裡的人則好比：
梧桐生兮，於彼朝陽。鳳凰鳴兮，於彼高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