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到哥廷根大學時，對大學的情況瞭解得非常少，因此才產生了上面提到的最初想以學德國語文學為主系的想法。我之所以選了希臘文而又沒有去上課的原因是，我一度甚至動了念頭，想以歐洲古典語文學為主系。後來聽說，德國文科高中畢業生一般都學習過8年拉丁文和6年希臘文。我在這方面什麼時候能趕上德國高中畢業生的程度呢？處於絕對的劣勢，我怎麼能夠同天資相當高的德國大學生去競爭呢？我於是立即打消了那個念頭，把念頭轉向德國語文學。我畢竟還是讀過Holderlin的詩的中國大學生嘛。
正在彷徨猶豫之際，1936年的夏學期開始了。我偶爾走到大學教務處的門外，逐一看各系各教授開課的課程表。我大吃一驚，眼睛忽然亮了起來；我看到了Prof. Waldschmidt開梵文的課程表。這不正是我多少年來夢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那一門課程嗎？我在清華時曾同幾個同學請求陳寅恪先生開梵文課。他回答說，他不開。焉知在幾年之後，在萬里之外，竟能圓了我的梵文夢呢？我喜悅的心情，簡直是用語言文字無論如何也表達不出來的，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於是我立即決定：選梵文。
這一個決定當然與我在清華大學旁聽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一件事是分不開的。沒有當時的那一個因，就不會有今天這個果。佛家講「因緣和合」，誰又能違抗冥冥中這一個規律呢？我不是佛教徒，我也並不迷信；但是我卻認為，因緣關係或者緣分——哲學家應該稱之為偶然性吧——是無法抗禦的，也是無法解釋的。
如果說我畢生的學術研究真有一個發軔的話，這個選擇才是真正的發軔。我多次說過，我少無大志，幹什麼事情都是後知後覺。學術研究何獨不然！此時距大學畢業已經一年又半，我的年齡已經到了25歲，時間是1936年5月13日，「學習簿」上有準確的記載。
上第一堂梵文課是在5月26日，地點是大學圖書館對門的著名的Gauss-Weber-Haus，是當年兩個偉大的德國科學家Gauss和Weber第一次實驗、發明電報的地方。房子有三層樓，已經十分古舊，也被稱為「東方研究所」，因為哥廷根大學的幾個從事東方學研究的研究所都設在這裡。一樓是古埃及文研究所和巴比倫亞述文以及阿拉伯文研究所。二樓是印度學研究所、中東語言（波斯文和土耳其文）研究所、斯拉夫語言研究所。印度學研究所雖然在樓上，上課卻有時在樓下。所有這些語言，選的學生都很少，因此教室也就不大。
梵文課就在樓下的一間極小的教室裡上。根據我的「學習簿」上的記載，我Anmeldung的時間是1936年5月26日，這也就是第一堂課開始的日子，也是我開始學習梵文的時候。選這一門的只有我一個學生，然而教授卻照上不誤。教授就是我畢業的恩師Ernst Waldschmidt。他剛從柏林大學的講師位置上調來哥廷根大學充任正教授。他的前任Emli Sieg教授也是我終生難忘的恩師，剛剛由於年齡關係離任退休。Waldschmidt很年輕，看樣子也不過三十七八歲。他的老師是梵文大師、蜚聲全球的Heinrich Luders教授。Luders在梵文研究的許多方面都有突出的劃時代的貢獻，在古代梵文碑銘研究方面，是一代泰斗。印度新發現的碑銘，本國的梵文學者百讀不通，總會說：「到德國柏林大學去找Luders。」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在柏林留學時也是Luders的弟子，同Waldschmidt是同門，Waldschmidt有時會對我提起此事。在德國梵文學者中，Waldschmidt也享有崇高的威望。Sieg就曾親口對我說過：「Der Luders ist ganz fabelhaft!」（這個Luders簡直是「神」了）Waldschmidt繼承師門傳統，畢生從事中國新疆出土的古代梵文典籍的研究。這些梵典基本上都屬於佛教，間亦有極少數例外。此外，他對中亞和新疆古代藝術也有精深的研究。
在這裡，我想插入一段話，先講一講德國，特別是哥廷根大學對一般東方學，特別是對梵文研究的歷史和一般情況，這對於瞭解我的研究過程會有很大的幫助。德國朋友有時對我說：「德國人有一個特點，也可以算是民族性吧，越離他們遠的東西，他們越感興趣。」這是德國人的「夫子自道」，應該說是可靠的。據我個人的觀察，這話真是八九不離十，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古代希臘和羅馬，從時間上來看，離開他們很遠，所以他們感興趣；因此，歐洲古典語文學的研究，德國堪稱獨霸。從空間和時間上來看，古代東方對他們很遙遠，所以他們更感興趣；因此，德國的東方學也稱霸世界。後來一些庸俗的政治學家，專門從政治上，從德國一些統治者企圖擴張領土的野心方面來解釋這個問題，雖不能說一點道理都沒有，實際上卻是隔靴搔癢，沒有說到點子上。在研究學問方面，民族的心理因素決不能低估。
德國立國的時間並不太長，統一成一個大帝國，時間就更短。可是從一開始，德國人就對東方感興趣，這可以算是東方學的萌芽吧。許多德國偉大的學者都對東方感興趣，主要是對中國和印度。Leibniz（1646年—1710年）通曉中國和印度等東方主要國家的典籍和學問。Hegel（1770年—1831年）、Arthur Schopenhauer（1788年—1860年）等都瞭解東方學術，後者的哲學思想深受印度的影響，是眾所周知的。德國最偉大的詩人歌德（Goethe，1749年—1832年），對東方國家，主要是中國和印度文學藝術以及哲學思想推崇備至，簡直到了迷信的程度。讀一讀他的文學作品，就能夠一清二楚。他的傑作《浮士德》一開頭就模仿了印度劇本的技巧。他又作詩歌頌印度古詩人迦梨陀婆的《沙恭達羅》，想把這個印度劇本搬上德國舞台。再讀一讀他同艾克曼的《談話錄》，經常可以讀到他對中國或印度文學的讚美之辭。他晚年對一部在中國文學史上根本佔不到什麼地位的才子佳人小說《好逑傳》的高度讚揚，也是人們所熟知的。
德國的梵文研究是什麼情況呢？在歐洲，梵文研究起步很晚，比中國要晚上一千多年。原因很明顯，由於佛教在漢代就已傳入中國，對梵文的研究以後就跟蹤而起；雖然支離破碎，不成什麼氣候，但畢竟有了開端。而歐洲則不然，直至英國殖民主義者侵入印度，才開始有梵學的研究。「近水樓台先得月」，按理說，英國應當首開其端。英國人Walliam Jones確實在18世紀末就已把印度名劇《沙恭達羅》由梵文譯為英文，在歐洲引起了強烈的震動；但是真正的梵學研究並未開端。開始的地點是在法國巴黎。一些早期的德國梵文學者——從他們的造詣來看，可能還算不上真正的學者——比如早期的浪漫詩人Friedrich Schlegel（1772年—1829年）就曾到巴黎去學過梵文。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的創立者Franz Bopp（1791年—1867年），是一個德國學者，他也學過梵文。傳統的比較語言學都是以梵文、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為最堅實的基礎的。因為在所有的印歐語言中，這幾種古老的語言語法變化最複雜、最容易解剖分析。後來的語言語法變化日趨簡單，原始的形式都幾乎看不出來了，這大大地不利於解剖分析，難於追本溯源以建立語言發展規律。一直到今天，相沿成習，研究比較語言學的專家學者，都或多或少必須具備梵文知識。德國有的大學中，梵文講座和比較語言學講座集中在一位教授身上。此外，建立比較文學史的學者Th. Benfey（1809年—1881年），也是一個德國人。他對印度古代梵文名著《五卷書》（後來傳到了波斯和阿拉伯國家，改名為《卡裡來和笛木乃》）進行了追蹤研究，從而形成了一門新學科：比較文學史，實際上也可以算是比較文學的前身。他當然也是個梵文學者。19世紀，世界梵文研究的中心在德國，比較語言學的中心也在德國。當時名家輩出，燦如繁星。美國的梵學研究的奠基人Whitney是德國留學生。英國最偉大的梵文學者MaxMuller（1823年—1900年），是《梨俱吠陀》梵文原本的校訂出版者，他也是德國人。
至於哥廷根大學的梵文研究，也是有一段非常輝煌的歷史的。記得Th. Benfey就曾在這裡呆過。被印度學者稱為「活著的最偉大的梵文學家」的Wackernagel也曾在哥廷根大學呆過。他那一部《古代印度文文法》（Altin-dische Grammatik）蜚聲世界學壇。他好像是比較語言學的教授。真正的梵文講座的第一任教授是在印度呆了很長時間的F. Kielhom，他專治梵文語法學。他的《梵文文法》有德文和英文兩個本子，在梵學界享有極高的權威。他的接班人是H. Oldenberg，是一位博學多能的印度學家，研究的範圍極廣，既涉及梵文，又涉及巴利文；既涉及佛教，又涉及印度教（婆羅門教）。他既是一個謹嚴的考證學家，又是一個極富有文采的作家。他的那一部名著《佛陀》，德文原文印行了20多版，又被譯為多種外國語言出版，其權威性至今仍在。Oldenberg的接班人是Emil Sieg教授。在梵文方面，Sieg的專長是《吠陀》波你尼語法和《大疏》（Mahābhāsya）。德國考古學家在中國新疆發掘出來了大量用婆羅米字母寫的殘卷，其中有梵文，由Luders、Waldschmidt、Hoffmann等學人加以校訂出版，影響了全世界的梵學研究。這個傳統由Waldschmidt帶到了哥廷根大學，至今仍然是研究重點之一。除了整理研究殘卷本身，還出版了一部《吐魯番梵文殘卷字典》。這些殘卷，雖然是用同一種字母寫成的，但卻不是同一種語言。除梵文外還有一些別的語言，吐火羅文A（焉者文）和B（龜茲文）都包括在裡面。詳細情況下面再談。在治梵文的同時，Sieg教授又從事吐火羅文的解讀工作。Sieg先生的接班人就是Waldschmidt先生，換屆時間正是我來到哥廷根的時候。
上面我簡略地談了談德國的梵學研究的歷史以及哥廷根大學梵學研究的師承情況。山有根，水有源，有了這樣一個歷史背景，才能瞭解我自己學習梵文的師承來源。上面這一篇很冗長又頗為顯得有點節外生枝的敘述，決非無用的廢話。
現在回頭再來談我第一次上課的情況。因為只有我一個學生，而且還是一個「老外」，我最初頗為擔心，頗怕教授宣佈不開課。我聽說，國內外都有一些大學規定：如果只有一個學生選課，教授可以宣佈此課停開。Wald-schmidt不但沒有宣佈停開，而且滿面笑容地先同我寒暄了幾句，然後才正式開課。課本用的是Stenzler的《梵文基礎讀本》（Elementarbuch des Sanskrit）。提起此書，真正是大大地有名。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在德國已經出了17版，還被譯成了許多外語出版。1960年，我在北京大學開梵文課時，採用的就是這一本書。原文是德文，我用漢文意譯，寫成講義。一直到今天還活躍在中國學壇上的七八位梵文學者，都是用這本書開蒙的。梵文語法變化極為複雜，但是這一本薄薄的小書，卻能用極其簡練的語言、極其準確地敘述那一套稀奇古怪的語法變化形式，真不能不使人感到敬佩。順便說一句，此書已經由我的學生段晴和錢文忠，根據我的講義，補充完整，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waldschmidt的教學法是典型的德國方法。第一堂課先教字母讀音，以後的「語音」、「詞形變化」等等，就一律不再講解，全由我自己去閱讀。我們每上一堂課，都在讀附在書後的練習例句。19世紀德國一位東方學家說，教學生外語，拿教游泳來做比方，就是把學生帶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學生推入水中，倘不淹死，即能學會游泳，而淹死的事幾乎是絕無僅有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這方法被批判為「德國法西斯的教學方法」，為此我還多挨了幾次批鬥。實際上卻是行之有效的。學習外語，讓學生一下子就跟外語實際接觸，一下子就進入實踐，這比無休無止地講解分析效果要好得多。不過這種方法對學生要求極高，每週兩小時的課，我要費上一兩天的時間來備課。在課堂上，學生念梵文，又將梵文譯為德文，教授只從旁幫助改正。一個教授面對一個學生，每週兩小時的課，轉瞬就過。可是沒想到這麼一來，從5月26日Anmeldung到6月30日Abmel-dung，不到四十天的工夫，這一個夏學期就過去了，我們竟把《梵文基礎讀本》的練習例句幾乎全部念完，一整套十分複雜的梵文文法也講完了。今天回想起來，簡直像是一個奇跡。
這裡還要寫上一個雖極簡短但卻極為重要的插曲。在最後一堂課結束時，waldschmidt忽然問我：「你是不是決定以印度學為主系呢？」我立即回答說：「是的。」這就決定了我一生要走的學術道路。大概他對我的學習還是滿意的。
到了1936年至1937年冬學期，我當然又選了梵文。Anmeldung的時間，也就是本學期第一堂上課的時間是1936年12月7日。Abmeldung的時間是1937年2月19日，共上課兩個月加12天。念的課文是Stenzler書上附錄的「閱讀文選」、大史詩《摩訶婆羅多》中的一個故事《那羅傳》。這也是德國梵文教學的傳統做法。記得是從這學期開始，班上增加了一個學生，名叫Heinrich Muller，是一個以歷史為主系的德國學生。他已經是一個老學生，學歷我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他已經跟Sieg教授學過兩個學期的梵文。他想以印度學為副系，所以又選了梵文，從此就結束了我一個人獨霸講堂的局面。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征從軍，才又離開了課堂。他初來時，我對他真是肅然起敬，他畢竟比我早學兩個學期。可是，後來我慢慢地發現，他雖有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基礎，可他並不能駕馭梵文那種既複雜又奇特的語法現象。有時候在翻譯過程中，老師猛然提出一個語法問題，Muller乍聽之下，立即慌張起來，瞠目結舌，滿臉窘態可掬。Waldschmidt並不是脾氣很好的人，很容易發火。他的火越大，Muller的窘態越厲害，往往出現難堪的局面。後來我教梵文時，也碰到過這樣的學生。因此我悟到，梵文雖不神秘，可決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學通的。Muller被征從軍後，還常回校來看我，聊一些軍營中的生活。一直到我在哥廷根呆了10年後離開那裡時，Mulle依然是一個大學生。我上面曾提到德國的特產「永恆的學生」，Muller大概就是一個了。
以後班上又陸續增添了兩名學生：一名是哥廷根附近一個鄉村裡的牧師；一名是靠送信打工上學的Paul Naagel，他的主系是漢學，但沒見他選過漢學的課。後來漢學教授Gustav Haloun調往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正教授，哥廷根大學有很長一段時間根本沒有漢學教授。Nagel曾寫過一篇相當長的討論中國音韻學的論文，在國際上負有盛名的《通報》上發表。但是他自己卻也成了一個「永恆的學生」了。
我跟Waldsehmidt學的課程都見於上面我開列的「學習簿」上的課程表中，這裡不再細談。到了1939年的秋學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Waldseh-midt被征從軍。久已退休的Sieg又走回課堂，代他授課。我的身份也早有了變化。清華大學同德國約定的交換期只有兩年。到了1937年，期限已屆，我本打算回國的。但是這一年發生了日軍侵華的七七事變，不久我的故鄉就被佔領，我是有家難歸，只好留在德國了。為了維持生活，我接受了大學的聘任，擔任了漢文講師。有一段時間，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我曾奉命兼管印度學研究所和漢學研究所兩所的事情。一進大學的各個建築和課堂，幾乎是清一色的女學生，人們彷彿走進「女人國」了。
在Sieg先生代Waldsehmidt授課以前我就認識他了。他雖已逾古稀之年，但身體看上去很硬朗，身板挺直，走路不用手杖，是一位和藹、慈祥得像祖父一樣的人物。他開始授課以後，鄭重地向我宣告：他決心把他的全套本領都毫無保留地一一傳授給我這個異域的青年。看來他對把德國印度學傳播到中國來抱有極大的信心和希望。我們中國人常說：「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然而在中國民間童話中卻有貓作老虎的老師的故事。老虎學會了貓的全套本領，心裡卻想：如果我把貓吃掉的話，我不就成了天下第一了嗎？正伸爪子想抓貓時，貓卻飛身爬上了樹。爬樹這一招是貓預先準備好不教給老虎的最後的護身之招。如果它不留這一招的話，它早已被老虎吞到肚子裡去了。據說中國教武術的老師，大都留下一招，不教給學生，以作護身之用。然而，在德國，在被中國舊時代的頑固保守分子視作「蠻夷之邦」的地方，情況竟迥乎不同。Sieg先生說得到，也做得到。在他代課的三個學期中，他確實把他最拿手的《梨俱吠陀》和《大疏》（Mahābāāsya）都把著手教給了我。關於吐火羅文，下面再談。一直到今天，我對我這一位祖父般的恩師還念念不忘，一想到他，我心中便油然漾起了幸福之感與感激之情。可惜我自己已經到了望九之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