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面已經說到Sieg先生讀通了吐火羅文的事情。事實上，Sieg後半生的學術生涯主要是與吐火羅文分不開的。他同Prof. Siegling，再加上柏林大學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的教授W. Schulze三位學者通力協作，費了20多年的工夫，才把這一種原來簡直被認為是「天書」的文字讀通。
一直到1931年，一冊皇皇巨著《吐火羅文文法》（Tocharische Gramma-tik）才正式出版。10年以前，在1921年，Sieg和Siegling已經合作出版了《吐火羅文殘卷》（Tocharische Sprachreste）。第一冊是原文拉丁字母的轉寫，第二冊是原卷的照相複製（即影印本）。婆羅米字母，不像現在的西方語言那樣每個字都是分開來書寫的，而是除了一些必須分開來書寫的字以外，都是連在一起或粘在一起書寫的。如果不懂句子的內容，則根本不知道如何把每個字都分拆開來。1921年，這兩位著名的吐火羅文破譯者在拉丁字母的轉寫中已經把一個個的字都分拆開來。這就說明，他們已經基本上懂了原文的內容。我說「基本上」，意思是並不全懂。一直到今天，我們仍然不能全懂，還有很多詞的含義不明。
吐火羅文，根據學者的研究，共有兩個方言，語法和詞彙基本相同，但又有不少的區別。根據殘捲出土的地點，學者分之為兩種方言，前者稱之為吐火羅文A，或焉耆文；後者稱之為吐火羅文B，或龜茲文。當年這兩個方言就分別流行在焉耆和龜茲這兩個地區。上面講到的Sieg、Siegling和Schulze共同合作寫成的書主要是講吐火羅文A焉耆文，間或涉及B方言。原因是B方言的殘卷主要貯存在法國巴黎。Sieg和Siegling並非不通吐火羅文B方言。Sieg也有這方面的著作，只是在最初沒有集中全力去研究而已。一直到1952年，世界上第一部研究吐火羅文B方言龜茲文的文法，還是出自一個德國學者之手，這就是哥廷根大學的比較語言學教授W. Krause的《西吐火羅文文法》（Westtocharische Grammatik）。「西吐火羅文」就是B方言，是相對於處於東面的A方言焉耆文而言的。我在哥廷根大學時，Krause好像還沒有進行吐火羅文的研究。後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才開始此項研究，估計仍然是受教於Sieg。Krause雙目失明而能從事學術界號稱難治的比較語言的研究，也算是一大奇事。Krause簡直是一個天才，腦子據說像照相機一樣，過耳不忘。上堂講課，只需事前讓人把講義讀上一遍，他就能滔滔不絕地講上兩個鐘頭，一字不差。他能在一個暑假到北歐三國去度假，學會了三國的語言。
吐火羅文的發現與讀通，在世界語言學界，特別是在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界，是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在中國，王靜庵先生和陳寅恪先生都曾講過，有新材料的發現才能有新學問的產生。征之中國是如此，征之世界亦然。吐火羅文的出現，使印歐語系這個大家族增添了一個新成員，而且還不是一般的成員，它給這個大家庭帶來了新問題。印歐語系共分為兩大支派：西支叫做centum，東支叫做satam。按地理條件來看，吐火羅文本應屬於東支，但實際上卻屬於西支。這就給學者們帶來了迷惑：怎麼來解釋這個現象呢？這牽涉到民族遷徙的問題，到現在也還沒有得到解決。最近在新疆考古發掘，發現了古代印歐人的屍體。這當然也引起了有關學者的關注。現在來談我的吐火羅文的學習。
先談一談我當時的學習情況。根據我的「學習簿」，我選課的最後一個學期是1940年的夏學期。上Sieg先生的課，Anmeldung的日期是這一年的6月25日，Abmeldung是在7月27日。這說明，我的博士論文寫完了，而且教授也通過了。按照德國大學的規定，我可以參加口試答辯了。三個系的口試答辯一通過，再把論文正式印刷出來，我就算是哲學博士了。由於當時正在戰爭中，正式印刷出版這一個必經的手續就簡化了，只需用打字機打上幾份（當時還沒有複印機）交到文學院院長辦公室，事情就算完了。因為Waldschmidt正在從軍，我的口試答辯分兩次舉行。第一次是兩個副系（Nebenfach）：英國語文學和斯拉夫語文學。前者主試人是Prof Roeder，後者是Prof. Braun。完全出我意料，我拿了兩個「優」。到了1941年春天，Waldschmidt教授休假回家，我才又補行口試答辯，加上博士論文，又拿了兩個「優」，這倒沒有出我意料。我一拿就是四個「優」，算是沒給祖國丟人。
我此時已經不用再上課，只是自己看書學習，腦筋裡想了幾個研究題目，搜集資料，準備寫作。戰爭還正在激烈地進行著，Waldschmidt還不能回家，Sieg仍然代理。有一天，他忽然找到了我，說他要教我吐火羅文。世界上第一個權威要親自教我，按道理說，這實在是千金難買、別人求之不得的好機會。可我聽了以後，在驚喜之餘，又有點遲疑。我覺得，自己的腦袋容量有限，現在裡面已經塞滿了不少稀奇古怪的語言文字，好像再也沒有空隙可以塞東西了，因此才產生了遲疑。但是，看到Sieg老師那種誠摯認真的神色，我真受到了感動，我當即答應了他。老人臉上漾起了一絲微笑，至今栩栩如在眼前，這是我永世難忘的。
正在這個時候，一位比利時的青年學者，赫梯文的專家Walter Couvreur來到哥廷根，千里尋師，想跟Sieg先生學習吐火羅文。於是Sieg便專為兩個外國學生開了一門不見於大學課程表上的新課：吐火羅文。上課地點就在印度學研究所。我的「學習簿」上當然也不會登記上這一門課程。我們用的課本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Sieg和Siegling的《吐火羅文殘卷》拉丁字母轉寫本。如果有需要也可對一下吐火羅文殘卷的原本的影印本。婆羅米字母老師並不教，全由我們自己去摸索學習。語法當時只有一本，就是那三位德國大師著的那一本厚厚的《吐火羅文文法》。這些就是我們這兩個學生的全部「學習資料」。老師對語法隻字不講，一開頭就念原文。首先念的是《吐火羅文殘卷》中的前幾張。我在這裡補充說一個情況。吐火羅文殘卷在新疆出土時，每一張的一頭都有被焚燒的痕跡。焚燒的面積有大有小，但是沒有一張是完整的。我後來發現，甚至沒有一行是完整的。讀這樣真正「殘」的殘卷，其困難概可想見。Sieg的教法是，先讀比較完整的那幾張。Sieg屢屢把這幾張稱之為Prachtstucke（漂亮的幾張）。這幾張的內容大體上是清楚的，個別地方和個別字含義模糊。從一開始，主要就是由老師講。我們即使想備課，也無從備起。當然，我們學生也絕不輕鬆，我們要翻文法，學習婆羅米字母。這一部文法絕不是為初學者準備的，簡直像是一片原始森林，我們一走進去，立即迷失方向，不辨天日。老師講過課文以後，我們要跟蹤查找文法和詞彙表。由於原卷殘破，中間空白的地方頗多。老師根據上下文或詩歌的韻律加以補充。這一套辦法，在我後來解讀吐火羅文A《彌勒會見記劇本》時，完全使用上了。這是我從Sieg老師那裡學來的本領之一。這一套看來並不稀奇的本領，在實踐中卻有極大的用處。沒有這一套本領，讀殘卷是有極大困難的。
我們讀那幾張Prachtstucke，讀了不久我就發現，這裡面講的故事就是中國大藏經中的《福力太子因緣經》中講的故事。我將此事告訴了Sieg先生，他大喜過望。我曾費了一段時間就這個問題用德文寫了一篇相當長的文章，我把我在許多語言中探尋到的同經的異本擇其要者譯成了德文。Sieg先生說，這對瞭解吐火羅文原文有極大的幫助，對我獎譽有加。這篇文章下面再談。
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我們開始學習吐火羅文的準確時間，也記不清楚每週的時數。大概每週上課兩次，每次兩小時。因為不是正課，所以也不受學期的限制。根據我那一本《吐火羅文殘卷》中的鉛筆的筆記來看，我們除了讀那幾張Prachtstucke之外，還讀了大量的其他殘卷。當時Sieg先生對原文殘缺部分建議補充的字，我都有筆記。根據現在的研究水平來看，這些補充基本上都是正確的，由此可見Sieg先生造詣之博大精深。我現在也記不清我們學習時間究竟用了多長，反正時間是不會短的。
讀完了吐火羅文A，又接著讀吐火羅文B，也就是龜茲文，或西吐火羅文。關於吐火羅文B，當時德國還沒有現成的資料和著作。因此，Sieg先生只能選用法國學者的著作。他選用的一本是法國東方學者烈維（SylvainLevi）的Fragments de Textes Koutcheens, Udānavarga, Udānastotra, Udānā lamkāra et Karmavibhanga, publies et traduits avec une vocabulaire et uneintroduction surle「Tokharien」（《庫車（龜茲）文殘卷》包含著Udānavarga四種佛典，有一個詞彙表和一篇論「吐火羅文」的導論），出版時間是1933年，巴黎Imprimerie Nationale。在這裡，我要加入一段話。第一，「吐火羅文」這個名稱是德國學者，首先是Sieg等堅持使用的。法國學者還有一些其他國家的學者是反對的。為此事還引發了一場筆戰，Sieg撰文為此名辯護。第二，德國學者不大瞧得起歐美其他國家的東方學者。在閒談中，Sieg也經常流露出輕蔑之意。但他們對英國學者H. W. Bailey表示出相當大的敬意，這幾乎是唯一的一個例外。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Sieg使用了烈維這一本書。學習時，更是我們只聽Sieg先生一個人講，因為當時還沒有吐火羅文B的文法可供參考。Sieg從這一本書裡選了一些章節來念，並沒有把全書通讀。每次上課時，他總是先指出烈維讀婆羅米字母讀錯的地方，這樣的地方還真不算太少。Sieg老師是一個老實厚道的德國學者，我幾乎沒有聽到他說過別人的壞話，他總是讚美別的學者，獨獨對於烈維這一本書，他卻忍不住經常現出諷刺的微笑。每一次上課總是說：「先改錯！」我們先讀的是Udānavarga，後來又讀Karmavibhariga。原文旁邊有我當時用鉛筆寫的字跡，時隔半個多世紀，字跡多已漫漶不清，幾乎沒有法子辨認了。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學習吐火羅文的確切時間已經記不清了。我覺得，確切時間並不是重要問題。我現在也沒有時間去仔細翻檢我的日記，就讓它先模糊一點吧。留在我的回憶中最深刻難忘的情景，是在冬天的課後。冬天日短，黃昏早臨，雪滿長街，寂無行人。我一個人扶掖著我這位像祖父般的恩師，小心翼翼地踏在雪地上，吱吱有聲。我一直把他送到家，看他進了家門，然後再轉身回我自己的家。此情此景，時來入夢，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愉快的回憶之一。有此一段回憶，我就覺得此生不虛矣。我離開了德國以後，老人於50年代初逝世。由於資料和其他條件的限制，我回國後長期沒有能從事吐火羅文的研究。這辜負了恩師的期望，每一念及，輒內疚於心，中夜輾轉反側，難以安睡。幸而到了80年代，新疆博物館的李遇春先生躬自把在新疆新出土的44張、88頁用婆羅米字母寫成的吐火羅文A殘卷送到我手裡。我大喜過望，趕快把多年塵封的一些吐火羅文的資料和書籍翻了出來，重理舊業，不久就有了結果。我心裡感到了很大的安慰，我可以告慰恩師在天之靈了。我心中默祝：「我沒有辜負了你對我殷切的希望！」然而我此時已經到了耄耋之年，我的人生歷程結束有日了。
其他語言的學習
我在哥廷根大學除了學習梵文和吐火羅文外，還學習了一些別的語言。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從1937年夏學期開始，不知為什麼，我忽然異想天開，想以阿拉伯文為副系之一，選了Prof. von Soden的課：初級阿拉伯文。上課的地方就在Gauss-Weber-Haus樓下。這一次不是我一個學生了，還有一個名叫Bartels的德國學生，他的主系是經濟學。他人長得英俊漂亮，又十分聰明，很有學語言的天才。他的俄文非常好。有一次我們閒談，他認為阿拉伯文很難，而俄文則很容易。我則認為阿拉伯文容易，而俄文則頗難。我想，原因大概是，俄文雖然語法複雜，但畢竟同德文一樣是一個印歐語系的語言，所以Bartels覺得容易。我的母語是漢語，在歐洲人眼中，是一種稀奇古怪的語言。阿拉伯文對他們來說也同樣是稀奇古怪的。我習慣於稀奇古怪的語言，兩怪相遇，反而覺得不怪了。在第一學期，我們讀了一本阿拉伯文法，念了許多例句。教學方法也是德國式的，教授根本不講語法，一上來就讀例句。第二學期，我們就讀《古蘭經》，沒感到有多大困難。阿拉伯文是一種簡潔明瞭的語言，文體清新簡明，有一種淳樸的美。我只選了兩個學期的阿拉伯文。後來不知為什麼，自己又忽然靈機一動，心血來潮，決定放棄阿拉伯文的學習，改以斯拉夫語文學為副繫了。
以斯拉夫語文學為副系，除了俄文以外，還必須學習另外一種斯拉夫語言。我選了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雖然寫入「學習簿」，實際上沒有在研究所上課。Prof. Braun的家同我住的地方只隔一條街，就在他家裡上課。他給我選了一本語法，照樣是一字不講，全由我自己去讀。我們讀的東西不算太多。我恐怕只能算是勉強進了門。這種語言的特點是有聲調，不像漢文有四聲或者更多的聲，而只有兩個聲調：升和降。這種情況在歐洲其他語言中是沒有的。
語言這種東西不是學了就一成不變、永遠不忘的，而是很容易忘掉的。就是自己的母語，如果長時間不用也會忘掉的。1946年我回到上海時，長之就發現我說的漢語有點彆扭，這一點我自己也略有所感覺。
學習阿拉伯文和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也是用了不少的精力的；可是到了今天，這兩種語言對我的研究工作一點用處都沒有，早已幾乎全部交還給了老師，除了長了點知識以外，簡直等於「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人在一生中難免浪費一些時間，難免走一點彎路的。如果從小學起就能決定自己一生研究學問的方向，所學的東西都與這個方向有關，一點時間也不浪費，一點彎路也不走，那該有多好啊！然而這樣的人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現在社會上用非所學的大有人在。有些人可能浪費的時間比我要長，走的彎路比我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