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談我和外國文學，簡直像「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談起」。
我從小學時期起開始學習英文，年齡大概只有十歲吧。當時我還不大懂什麼是文學，只朦朦朧朧地覺得外國文很好玩而已。記得當時學英文是課餘的，時間是在晚上。現在留在我的記憶裡的只是在夜課後，在黑暗中，走過一片種滿了芍葯花的花畦，紫色的芍葯花同綠色的葉子化成了一個顏色，清香似乎撲入鼻官。從那以後，在幾十年的漫長的歲月中，學習英文總同美麗的芍葯花連在一起，成為美麗的回憶。
到了初中，英文繼續學習。學校環境異常優美，緊靠大明湖，一條清溪流經校舍。到了夏天，楊柳參天，蟬聲滿園。後面又是百畝葦綠，十里荷香，簡直是人間仙境。我們的英文教員水平很高，我們寫的作文，他很少改動，但是一筆勾銷，自己重寫一遍。用力之勤，可以想見。從那以後，我學習英文又同美麗的校園和一位古怪的老師連在一起，也算是美麗的回憶吧。
到了高中，自己已經十五六歲了，仍然繼續學英文，又開始學了點德文。到了此時，才開始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但是這個啟發不是來自英文教員，而是來自國文教員。高中前兩年，我上的是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國文教員王崑玉先生是桐城派古文作家，自己有文集。後來到山東大學做了講師。我們學生寫作文，當然都用文言文，而且盡量模仿桐城派的調子。不知怎麼一來，我的作文竟受到他的垂青。什麼「亦簡練，亦暢達」之類的評語常常見到，這對於我是極大的鼓勵。高中最後一年，我上的是山東濟南省立高中，經過了五卅慘案，學校地址變了，空氣也變了，國文老師換成了董秋芳（冬芬）、夏萊蒂、胡也頻等等，都是有名的作家。胡也頻先生只教了幾個月，就被國民黨通緝，逃到上海，不久就壯烈犧牲。以後是董秋芳先生教我們。他是北大英文系畢業的，曾翻譯過一本短篇小說集《爭自由的波浪》，魯迅寫了序言。他同魯迅通過信，通信全文都收在《魯迅全集》中。他雖然教國文，卻是外國文學出身，在教學中自然會講到外國文學的。我此時寫作文都改用白話，不知怎麼一來，我的作文又受到董老師的垂青。他對我大加讚譽，在一次作文的評語中，他寫道，我同另一個同級王峻嶺（後來入北大數學系）是全班、全校之冠。這對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來說，更是極大的鼓勵。從那以後，雖然我思想還有過波動，也只能算是小插曲。我學習文學，其中當然也有外國文學的決心，就算是確定下來了。
在這時期，我曾從日本東京丸善書店訂購過幾本外國文學的書。其中一本是英國作家吉卜林的短篇小說。我曾著手翻譯過其中的一篇，似乎沒有譯完。當時一本洋書值幾塊大洋，夠我一個月的飯錢。我節衣縮食，存下幾塊錢，寫信到日本去訂書，書到了，又要跋涉十幾里路到商埠去「代金引換」。看到新書，有如賈寶玉得到通靈寶玉，心中的愉快，無法形容。總之，我的興趣已經確定，這也就確定了我以後學習和研究的方向。
考上清華以後，在選擇系科的時候，不知是由於什麼原因，我曾經一陣心血來潮，想改學數學或者經濟。要知道我高中讀的是文科，幾乎沒有學過數學。入學考試數學分數不到十分。這樣的成績想學數學豈非滑天下之大稽！願望當然落空。一度衝動之後，我的心情立即平靜下來：還是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學外國文學吧。
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實際上是以英國文學為主，教授，不管是哪一國人，都用英語講授。但是又有一個古怪的規定：學習英、德、法三種語言中任何一種，從一年級學到四年級，就叫什麼語的專門化。德文和法文從字母學起，而大一的英文一上來就念J. 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可見英文的專門化同法文和德文的專門化，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四年的課程有文藝復興文學、中世紀文學、現代長篇小說、莎士比亞、歐洲文學史、中西詩之比較、英國浪漫詩人、中古英文、文學批評等等。教大一英文的是葉公超，後來當了國民黨的外交部長。教大二的是畢蓮（Miss Bille），教現代長篇小說的是吳可讀（英國人），教東西詩之比較的是吳宓，教中世紀文學的是吳可讀，教文藝復興文學的是溫特（Winter），教歐洲文學史的是翟孟生（Jameson），教法文的是Holland小姐，教德文的是楊丙辰、艾克（Ecke）、石坦安（vondea Steinen）。這些外國教授的水平都不怎麼樣，看來都不是正途出身，有點野狐談禪的味道。費了四年的時間，收穫甚微。我還選了一些其他的課，像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朱自清的陶淵明詩等等，也曾旁聽過鄭振鐸和謝冰心的課。這些課程水平都高，至今讓我憶念難忘的還是這一些課程，而不是上面提到的那一些「正課」。
從上面的選課中可以看出，我在清華大學四年，興趣是相當廣的，語言、文學、歷史、宗教幾乎都涉及到了。我是德文專門化的學生，從大一德文，一直念到大四德文，最後寫論文還是用英文，題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指導教師是艾克。內容已經記不清楚，大概水平是不高的。在這期間，除了寫作散文以外，我還翻譯了德萊塞的《舊世紀還在新的時候》、屠格涅夫的《玫瑰是多麼美麗、多麼新鮮呵……》，史密斯（Smith）的《薔薇》、傑克遜（H. Jackson）的《代替一篇春歌》、馬奎斯（D. Marquis）的《守財奴自傳序》、索洛古勃（Sologub）的一些作品、荷爾德林的一些詩，其中《玫瑰是多麼美麗、多麼新鮮呵……》、《代替一篇春歌》、《薔薇》等幾篇發表了，其餘的大概都沒有刊出，連稿子現在都沒有了。
此時我的興趣集中在西方的所謂「純詩」上，但是也有分歧。純詩主張廢棄韻律，我則主張詩歌必須有韻律，否則叫任何什麼名稱都行，只是不必叫詩。泰戈爾是主張廢除韻律的，他的道理並沒有能說服我。我最喜歡的詩人是法國的魏爾蘭、馬拉梅和比利時的維爾哈倫等。魏爾蘭主張：首先是音樂，其次是明朗與朦朧相結合。這符合我的口味。但是我反對現在的所謂「朦朧詩」。我總懷疑這是「英雄欺人」，以艱深文淺陋。文學藝術都必須要人瞭解，如果只有作者一個人瞭解（其實他自己也不見得就瞭解），那何必要文學藝術呢？此外，我還喜歡英國的所謂「形而上學詩」。在中國，我喜歡的是六朝驕文，唐代的李義山、李賀，宋代的姜白石、吳文英，都是唯美的，講求詞藻華麗的。這個嗜好至今仍在。
在這四年期間，我同吳雨僧先生（宓）接觸比較多。他主編天津《大公報》的一個副刊，我有時候寫點書評之類的文章給他發表。我曾到燕京大學夜訪鄭振鐸先生，同葉公超先生也有接觸，他教我們英文，喜歡英國散文，正投我所好。我寫散文，也翻譯散文。曾有一篇《年》發表在與葉有關的《學文》上，受到他的鼓勵，也碰過他的釘子。我常常同幾個同班訪問雨僧先生的籐影荷聲之館，有名的水木清華之匾就掛在工字廳後面。我也曾在月夜繞過工字廳走到學校西部的荷塘小徑上散步，親自領略朱自清先生《荷塘月色》描繪的那種如夢如幻的仙境。
我在清華時就已開始對梵文發生興趣，旁聽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更加深了我的興趣。但由於當時沒有人教梵文，所以空有這個願望而不能實現。1935年深秋，我到了德國哥廷根，才開始從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後又從西克教授學習吠陀和吐火羅文。梵文文學作品只在授課時作為語言教材來學習。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瓦爾德施米特被征從軍，西克以耄耋之年出來代他授課。這位年老的老師親切和藹，恨不能把自己的一切學問和盤托出來，交給我這個異域的青年。他先後教了我吠陀、《大疏》、吐火羅語。在文學方面，他教了我比較困難的檀丁的《十王子傳》。這一部用藝術詩寫成的小說實在非常古怪，開頭一個復合詞長達三行，把一個需要一章來描寫的場面細緻地描繪出來了。我回國以後之所以翻譯《十王子傳》，基因就是這樣形成的。當時我主要是研究混合梵文，沒有餘暇來搞梵文文學，好像是也沒有興趣。在德國十年，沒有翻譯過一篇梵文文學著作，也沒有寫過一篇論梵文文學的文章。現在回想起來，也似乎從來沒有想到要研究梵文文學。我的興趣完完全全轉移到語言方面，轉移到吐火羅文方面去了。
1946年回國，我到北大來工作。我興趣最大、用力最勤的佛教梵文和吐火羅文的研究，由於缺少起碼的資料，已無法進行。我當時有一句口號，叫做：「有多大碗，吃多少飯。」意思是說，國內有什麼資料，我就做什麼研究工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不管我多麼不甘心，也只能這樣了。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翻譯文學作品的。解放初期，我翻譯了德國女小說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西格斯的小說，我非常喜歡。她以女性特有的異常細緻的筆觸，描繪反法西斯的鬥爭，實在是優秀的短篇小說家。以後我又翻譯了迦梨陀婆的《沙恭達羅》和《優哩婆濕》，翻譯了《五卷書》和一些零零碎碎的《佛本生故事》等。直至此時，我還並沒有立志專門研究外國文學。我用力最勤的還是中印文化關係史和印度佛教史。我努力看書，積累資料。50年代，我曾想寫一部《唐代中印關係史》，提綱都已寫成，可惜因循未果。十年浩劫中，資料被抄，丟了一些，還留下了一些，我已興趣索然了。在浩劫之後，我自忖已被打倒在地，命運是永世不得翻身。但我又不甘心無所事事，白白浪費人民的小米，想找一件能佔住自己的身心而又能曠日持久的翻譯工作，從來也沒想到出版問題。我選擇的結果就是印度大史詩《羅摩衍那》。大概從1973年開始，在看門房、守電話之餘，著手翻譯。我一定要譯文押韻。但有時候找一個適當的韻腳又異常困難，我就坐在門房裡，看著外面來來往往的人，大半都不認識，只見眼前人影歷亂，我腦筋裡卻想的是韻腳。下班時要走四十分鐘才能到家，路上我仍搜索枯腸，尋求韻腳，以此自樂，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上面我談了六十年來我和外國文學打交道的經過。原來不知從何處談起，可是一談，竟然也談出了不少的東西。記得什麼人說過，只要塞給你一支筆，幾張紙，出上一個題目，你必然能寫出東西來。我現在竟成了佐證。可是要說寫得好，那可就不見得了。
究竟怎樣評價我這六十年中對外國文學的興趣和所表現出來的成績呢？我現在談一談別人的評價。1980年，我訪問聯邦德國，同分別了將近四十年的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會面，心中的喜悅之情可以想見。那時期，我翻譯的《羅摩衍那》才出了一本，我就帶了去送給老師。我萬沒有想到，他板起臉來，很嚴肅地說：「我們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麼弄起這個來了！」我瞭解老師的心情，他是希望我在佛教研究方面能多做出些成績。但是他哪裡能瞭解我的處境呢？我一無情報，二無資料，我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只是到了最近五六年，我兩次訪問聯邦德國，兩次訪問日本，同外國的渠道逐漸打通，同外國同行通信、互贈著作，才有了一些條件，從事我那有關原始佛教語言的研究，然而人已垂垂老矣。
前幾天，我剛從日本回來。在東京時，以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中村元博士為首的一些日本學者為我佈置了一次演講會。我講的題目是《和平與文化》。在致開幕詞時，中村元把給他的八大本漢譯《羅摩衍那》提到會上，向大家展示。他大肆吹噓了一通，說什麼世界名著《羅摩衍那》外文譯本完整的，在過去一百多年內只有英文，漢文譯本是第二個全譯本，有重要意義。日本、美國、蘇聯等國都有人在翻譯，漢譯本對日本譯本會有極大的鼓勵作用和參考作用。
中村元教授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評價完全相反。但是我決不由於瓦爾德施米特的評價而沮喪，也決不由於中村元的評價而發昏。我認識到翻譯這本書的價值，也認識到自己工作的不足。由於別的研究工作過多，今後這樣大規模的翻譯工作大概不會再干了。難道我和外國文學的緣分就從此終結了嗎？決不是的。我目前考慮的有兩件工作：一件是翻譯一點《梨俱吠陀》的抒情詩，這方面的介紹還很不夠。二是讀一點古代印度文藝理論的書。我深知外國文學在我們國家精神文明建設中的重要性，也深知我們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有待於大大地提高。不管我其他工作多麼多，我的興趣多麼雜，我決不會離開外國文學這一陣地的，永遠也不會離開。
1986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