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華民族大概自古以來就有一種對異域或異物渴望探求的習慣。我們民族在歷史上之所以能兼容並蓄從而創造出這樣光輝燦爛的文明，原因很多，這種習慣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這種習慣表現在許多方面，首先表現在文字記載上。最初的一些書，比如《山海經》、《穆天子傳》等等，儘管真偽雜陳，時代也難以確定，還有一些記述近於荒誕不經，但是其中必然有一些很古老又真實的東西。對我們後代來說，這些記載都是非常寶貴的。
到了漢代，中國人民的地理知識擴大了。張騫、甘英等人，不遠萬里，親履異城。於是就有了一些可靠的記載。但同時記述神怪故事的書籍也多了起來。這時西王母的故事似乎特別流行，許多書中都講到這個故事。在鬼神志怪的書中有大量關於異域和異物的記載，這些記載對我們來說也是非常寶貴的。傳為後漢郭憲撰的《漢武洞冥記》就屬於這一類。晉以後偽托漢東方朔的《神異經》、《十洲記》等等也屬於這一類。
唐、宋兩代出了不少記載異域和異物的書籍，記述精確，遠邁前修。但也不缺少含有神話傳說色彩的記載。段成式《酉陽雜俎》的一部分和蘇鶚《杜陽雜編》的一部分，都有一些關於遠方珍異的記述。宋代的《太平廣記》和《夷堅志》都有關於異域的記載，有的更多神話傳奇色彩。
以上簡略的敘述說明什麼問題呢？我覺得，它可以說明：我國人民對異域和異物探求的願望，有其現實的基礎；但同時也有浪漫的成分。在漫長的歷史上，每一個朝代幾乎都是這樣。借用一個不太確切的說法，可以說是現實成分與浪漫成分相結合吧。
到了明初，我國人民世界地理的知識已經大大地擴大了，而且更加確切了。不但與撰寫《山海經》、《穆天子傳》等等的時代不同，而且同唐僧取經的時代也不相同。在這時候發生的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在中外交通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被譽為千古盛事。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人民本來就有的對異域和異物渴望探求的習慣，大大地受到了鼓舞與刺激，在現實的與浪漫的兩個方面，都充分地顯示了出來。
現實方面的代表是一批隨鄭和出使的人們的著作：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和鞏珍的《西洋番國志》等。這些書記載的都是親身的經歷，言簡意賅，明確真實。其後根據這些書還寫了大批記載南洋一帶情況的書。這些書都為學者所熟知，這裡不再贅述。
至於浪漫的方面，則表現在許多情況上。首先是民間傳說。台灣的三寶姜、南洋的榴蓮，都同鄭和掛上了鉤，可見三寶太監下西洋的故事對當時中外人民影響之深廣。最令人吃驚的是，當鄭和還在活著或者死後不久的時候，他本人已經被別人神化。與鄭和同時的人袁忠徹所著《古今識鑒》中就有神化鄭和的記載：
內侍鄭和即三保也，雲南人。身長九尺，腰大十圍，四岳峻而鼻小；法反（？）此者極貴。眉目分明，耳白過面，齒如編貝，行如虎步，聲音洪亮。
這種對人生理上的特異現象神秘化的傾向，中國古代相術中原已有之。以後，又吸收了一些印度成分，遂日趨複雜與荒誕。我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正史與印度傳說》（見《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已經談到過。最近又在《吐火羅文A中的三十二相》談到。袁忠徹神化鄭和，把他的生理現象也加以神秘化，其中隱約也有印度影響。他是神相袁柳莊的侄兒，他從相術上來談鄭和，毫不足怪。值得我們注意的不是鄭和的生理現象，而是在鄭和當時，他已被神化，浪漫的味道很濃。更可怪的是明代黃省曾的《西洋朝貢典錄·爪哇國》居然也受了《古今識鑒》的影響，對鄭和說了些類似神話的話。我認為，所有這一些都表明，鄭和下西洋這一件事在明代就已經喚起了浪漫的幻想。至於南洋一帶大建其三寶廟，只不過是這種幻想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罷了。
羅懋登的《三寶太監下西洋記》（簡稱《西洋記》）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書中既有現實的成分，也有浪漫的成分。在現實的方面，他以《瀛涯勝覽》等為依據，寫了很多歷史事實，記錄的碑文甚至能夠訂正史實，這一點用不著多說了。至於浪漫的方面，那更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人物的創造、情節的編制，無一不流露出作者的匠心。真人與神人雜陳，史實與幻想並列。有的有所師承，有的憑空臆造。看來羅懋登是有意寫小說的。他之所以用長篇小說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浪漫情緒，是當時環境所決定的。明代長篇小說開始流傳，這是元明以前所沒有的一種文學形式。現在流傳全國以及世界上許多國家、受到人們普遍喜愛的《西遊記》，就產生於明代。羅懋登受到它的影響，自是意中事。當然，羅懋登之所以寫這部小說，還有個人主觀的原因。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指出的那樣：「而嘉靖以後，倭患甚殷，民間傷今之弱，又為故事所囿，遂不思將帥而思黃門，集俚俗傳聞以成此作。」羅懋登憤世嫉俗，有感於文官愛錢，武官怕死，為了舒自己的憤懣而寫成此書。
魯迅對此書曾做過全面的評價。他說：「所述戰事，雜竊《西遊記》、《封神傳》，而文詞不工，更增支蔓，特頗有里巷傳說，如《五鬼鬧判》、《五鼠鬧東京》的故事，皆於此可考見，則亦其所長矣。」大概正因為這部書「文詞不工，更增支蔓」，所以流行不廣，比不上《西遊記》和《封神傳》。但是，我們今天的讀者，除了如魯迅所說的可以從中考見里巷傳說以外，我覺得，還能夠從裡面瞭解到，到了對外國已經有了比較精確的知識的明朝，一個作者怎樣把現實成分與幻想成分結合起來創作長篇小說的情況，這也是不無裨益的。書中那些「專尚荒唐」的神魔故事也許還能夠帶給我們一點藝術享受，全書也能幫助某一些人學點儘管不夠確切終究還有點用處的地理和歷史知識。《三國誌演義》，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樣，就曾起過這樣的作用，連大文豪如王漁洋者都不免受到《三國誌演義》的影響，致為通人所譏，其餘的人就不必說了。
負責現在這個版本的出版工作的吳德鐸同志，是最適宜做這個工作的人。他既通社會科學，又通自然科學；既明古，又通今；既長於考據，又擅長義理和詞章。羅懋登這一部《西洋記》，通過他的手重新出現在讀者面前，會受到國內外的歡迎的。這一部書也一定會重新煥發出光彩，為我們社會主義文藝的百花園增添一株古老的新花。
1982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