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頗有一些人喜歡談論「中國之最」。實事求是地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最」是極多極多的。幾大發明和幾大奇跡，不必說了。即在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錦繡山河中，在人民日常生活的飲食中，「最」也到處可見。
然而，有一個「最」卻被人們完全忽略了，這就是翻譯。
無論是從歷史的長短來看，還是從翻譯作品的數量來看，以及從翻譯所產生的影響來看，中國都是世界之「最」。這話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因而是完全正確的。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中國先秦時代已有翻譯活動。這是很自然的。只要語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個國家或民族（中華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內，還是在眾多的國家或民族間，翻譯都是必要的。否則思想就無法溝通，文化就難以交流，人類社會也就難以前進。
至遲到了東漢初年，印度佛教就傳入中國。在此後的一千多年中，中國僧人和印度僧人，以及中亞某些古代民族的僧人，翻譯了大量的佛典，有時個人單獨進行，有時採用合作的方式。專就一個宗教來說，稱之為「最」，它是當之無愧的。從明清之際開始，中間經過了19世紀末的洋務運動和1919年開始的五四運動，一直到今天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人（其中間有外國人）又翻譯了其量極大的西方書籍，其中也有少量東方書籍。各種學科幾乎都有。佛典翻譯以及其他典籍的翻譯，所產生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
如果沒有這些翻譯，你能夠想像今天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會是什麼樣子嗎？
這些話幾乎都已屬於老生常談的範疇，用不著再細說了。我現在想從一個嶄新的、從來沒有人提到過的角度上，來談一談翻譯對中國文化的重要意義。
最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世界上一些大國中，頗有一些有識之士，在認真地思考討論人類文化的演變和走向問題。英國學者湯因比可以作為一個代表。他的大著《歷史研究》已被譯為漢文。他把世界上過去所有的文明分為23個或26個，說明沒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的想法同這個說法相似。我把文化（文明）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誕生、成長、繁榮、衰竭、消逝。具體的例子請參看湯因比的著作。我在這裡聲明一句：他的例子我並不完全贊同。
湯因比把整個中華文化（他稱之為「文明」）分為幾個。這意見我認為有點牽強、機械。我覺得，不能把中華文化分成幾個，中華文化是一個整體。
但是，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你既然主張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個發展過程，為什麼中華文化竟能成為例外呢？為什麼中華文化竟能延續不斷地一直存在到今天呢？這個問題提得好，提到了點子上。我必須認真地予以答覆。
倘若對中華五千年的文化發展史仔細加以分析，中間確能分出若干階段，中華文化並不是前後一致地、毫無變化地發展下來的。試以漢唐文化同其他朝代的文化相比，就能看出巨大的差別。漢唐時代，中華文化在世界上佔領導地位，當時的長安是世界上文化的中心。其他朝代則不行。到了近代，世界文化重心西移，我們則努力「西化」，非復漢唐之光輝燦爛了。
但是，不管經過了多少波折，走過多少坎坷的道路，既有陽關大道，也有獨木小橋，中華文化反正沒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答覆是：倘若拿河流來作比，中華文化這一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卻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數大大小小是頗多的。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而這兩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萬應靈藥就是翻譯。翻譯之為用大矣哉！
最近若干年以來，中國學術界研究中國翻譯問題之風大興。論文和專著都出了不少，又成立了全國的和一些省市的翻譯組織，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最近林煌天同志等又編撰了這一部《中國翻譯詞典》，可謂錦上添花了。對林煌天等同志編撰這樣的詞書我是完全信任的。他們在翻譯方面，既有實踐經驗，又有組織經驗。他們編撰的書很有特色，彙集了涉及翻譯學術方面的各種詞條和有關資料，翻譯工作者和文化教育界人士都可用作參考。煌天同志要我為本書寫一篇序，我樂於接受，同時又乘機把自己對翻譯工作的重要性的看法一併寫了出來，以便求教於高明。
1993年10月11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