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寅恪先生的弟子們和弟子的弟子們，以及其他一些朋友，經常談論一件事，想在先生誕辰百週年時，出一本論文集，以資紀念。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鄧廣銘教授對此事異常關注。中心成員王永興教授和榮新江副教授實主其事。慘淡經營，幾經周折，終於把稿子集成。北京大學出版社，在當前出版界碰到極大的困難時，不顧經濟損失，毅然承擔出版責任。我們中國史學界的同仁們對上述諸位學者和出版社，決不會吝惜自己由衷的讚美和敬佩。
用論文集的形式紀念某一位有造詣有影響的學者，是在東西方一些國家中一種流行的辦法，在日本尤為普遍。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有「還歷紀念」、「古稀紀念」一類字樣的紀念論文集。紀念對像大都仍然健在。這種辦法在中國比較稀見。但是解放前中央研究院紀念蔡元培先生的論文集，是眾所周知的。
我們現在為什麼用這種形式來紀念寅恪先生呢？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寅恪先生為一代史學大師。這一點恐怕是天下之公言，決非他的朋友們和弟子們的私言。怎樣才能算是一代大師呢？據我個人的看法，一代大師必須能上承前代之餘緒，下開一世之新風，踵事增華，獨闢蹊徑。如果只是拾人牙慧，墨守成規，決不能成為大師的。綜觀寅恪先生一生治學道路，正符合上述條件。他一生涉獵範圍極廣，但又有中心，有重點。從西北史地、蒙藏絕學、佛學義理、天竺影響，進而專心治六朝隋唐歷史，晚年又從事明清之際思想界之研究。從表面上看起來，變幻莫測，但是中心精神則始終如一。他號召學者們要「預流」，也就是王靜安先生和他自己所說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新學問」，學者能跟上時代，就算是「預流」。寅恪先生在上述各個方面都能「預流」，這一點必須著重指出。他喜歡用的一句話是發前人未發之覆。在他的文章中，不管多長多短，他都能發前人未發之覆。沒有新義的文章，他是從來不寫的。他有時立一新義，驟視之有如石破天驚，但細按之則又入情入理，令人不禁叫絕。寅恪先生從來不以僻書來嚇人。他引的書都是最習見的，他卻能在最習見中，在一般人習而不察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為神奇之感。
寅恪先生繼承了清代樸學考證的傳統，但並沒有為考證所囿。考證學者往往不談義理，換一句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不大喜歡探索規律。但是，寅恪先生卻最注意探索規律，並不就事論事。他關於隋唐史的研究成果可以為證。他間或也發一些推祟宋學的議論，原因大概就在這裡。今世論者往往鄙薄考證之學。實際上，研究歷史首先要弄清史實，考證不過是弄清史實的手段，既不必誇大其詞，加以推崇；也不必大張撻伐，意在貶低。我們歷史學界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高唱「以論帶史」，卻往往是「以論代史」，其甚者甚至置史實於不顧，而空談教條，這樣的教訓還少嗎？提倡一點考證，可以濟我們歷史研究之窮，不是一件壞事。寅恪先生利用考證達到弄清史實的目的，一直到今天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我自己學殖瘠薄，實不足以窺寅恪先生之堂奧。妄發議論，貽笑方家。但是，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我的這些淺薄的看法也許還有點參考價值吧。
現在紀念論文集即將出版。作為寅恪先生的弟子，我衷心感激海內外學者們惠賜大作為本集增添光輝。我只希望，我們大家能在寅恪先生指出的「預流」的基礎上，昂揚前進，把我們的史學研究的水平再提高一步。願與海內外諸志同道合者共勉之。
1988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