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曾寫過關於「隔膜」的文章，有些人是熟悉的。魯迅的「隔膜」，同我們平常使用的這個詞兒的含義不完全一樣。我們平常所謂「隔膜」是指「情意不相通，彼此不瞭解」。魯迅的「隔膜」是單方面的以主觀願望或猜度去瞭解對方，去要求對方。這樣做，鮮有不碰釘子者。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稀見。即使有人想「頌聖」，如果隔膜，也難免撞在龍犄角上，一命嗚呼。
最近讀到韓升先生的文章《隋文帝抗擊突厥的內政因素》（《歐亞學刊》第二期），其中有幾句話：
對此，從種族性格上斥責突厥「反覆無常」，其出發點是中國理想主義感情性的「義」觀念。國內倫理觀念與國際社會現實的矛盾衝突，在中國對外交往中反覆出現，深值反思。這實在是見道之言，值得我們深思。我認為，這也是一種「隔膜」。
記得當年在大學讀書時，適值「九一八」事件發生，日軍入寇東北。中國軍隊實行不抵抗主義，南京政府派大員赴日內瓦國聯（相當於今天的聯合國）控訴，要求國聯伸張正義。當時我還屬於隔膜黨，義憤填膺，等待著國際伸出正義之手。結果當然是落了空。我頗恨恨不已了一陣子。
在這裡，關鍵是什麼叫「義」？什麼叫「正義」？韓文公說：「行而宜之之謂義。」可是「宜之」的標準是因個人而異的，因民族而異的，因國家而異的，因立場不同而異的。不懂這個道理，就是「隔膜」。
懂這個道理，也並不容易。我在德國住了十年，沒有看到有人在大街上吵架，也很少看到小孩子打架。有一天，我看到就在我窗外馬路對面的人行道上，兩個男孩在打架，一個大的約十三四歲，一個小的只有約七八歲，個子相差一截，力量懸殊明顯。不知為什麼，兩個人竟幹起架來。不到一個回合，小的被打倒在地，哭了幾聲，立即又爬起來繼續交手，當然又被打倒在地。如此被打倒了幾次，小孩邊哭邊打，並不服輸，日耳曼民族的特性昭然可見。此時周圍已經聚攏了一些圍觀者。我總期望，有一個人會像在中國一樣，主持正義，說一句：「你這麼大了，怎麼能欺負小的呢！」但是沒有。最後還是對門住的一位老太太從窗子裡對準兩個小孩潑出了一盆冷水，兩個小孩各自哈哈大笑，戰鬥才告結束。
這件小事給了我一個重要的教訓：在西方國家眼中，誰的拳頭大，正義就在誰手裡，我從此脫離了隔膜黨。
今天，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都變得更加聰明了，與隔膜的距離越來越遠了。我們努力建設我們的國家，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提高。對外我們決不侵略別的國家，但也決不允許別的國家侵略我們。我們也講主持正義，但是，這個正義與隔膜是不搭界的。
2001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