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人生七十古來稀。」對舊社會來說，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它符合實際情況。但是，到了今天，老百姓卻創造了三句順口溜：「七十小弟弟，八十多來兮，九十不稀奇。」這也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它符合實際情況。
但是，對我來說，卻另有一番糾葛。我行年９０矣，是不是感到不稀奇呢？答案是：不是，又是。不是者，我沒有感到不稀奇，而是感到稀奇，非常地稀奇。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說過，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個沒有雄心壯志的人，我不會說大話，不敢說大話，在年齡方面也一樣。我的第一本賬只計劃活４０歲到５０歲。因為我的父母都只活了四十多歲，遵照遺傳的規律，遵照傳統倫理道德，我不能也不應活得超過了父母。我又哪裡知道，彷彿一轉瞬間，我竟活過了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又進入了耄耋的境界，要向期頤進軍了。這樣一來，我能不感到稀奇嗎？
但是，為什麼又感到不稀奇呢？從目前的身體情況來看，除了眼睛和耳朵有點不算太大的問題和腿腳不太靈便外，自我感覺還是良好的，寫一篇一兩千字的文章，倚馬可待。待人接物，應對進退，還是「難得糊塗」的。這一切都同十年前，或者更長的時間以前，沒有什麼兩樣。李太白詩：「高堂明鏡悲白髮。」我不但發已全白（有人告訴我，又有黑髮長出），而且禿了頂。這一切也都是事實，可惜我不是電影明星，一年照不了兩次鏡子，那一切我都不視不見。在潛意識中，自己還以為是「朝如青絲」哩。對我這樣無知無識、麻木不仁的人，連上帝也沒有辦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怎麼能會不感到不稀奇呢？
但是，我自己又覺得，我這種精神狀態之所以能夠產生，不是沒有根據的。我國現行的退休制度，教授年齡是６０歲到７０歲。可是，就我個人而論，在學術研究上，我的衝刺起點是在８０歲以後。開了幾十年的會，經過了不知道多少次政治運動，做過不知道多少次自我檢查，也不知道多少次對別人進行批判，最後又經歷了十年浩劫，「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我自己的一生就是這樣白白地消磨過去了。如果不是造化小兒對我垂青，制止了我實行自己年齡計劃的話，在我８０歲以前（這也算是高壽了）就「遽歸道山」，我留給子孫後代的東西恐怕是不會多的。不多也不一定就是壞事。留下一些不痛不癢，災禍梨棗的所謂著述，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但是，對我自己來說，恐怕就要「另案處理」了。
在從８０歲到９０歲這個十年內，在我衝刺開始以後，頗有一些值得紀念的甜蜜的回憶。在撰寫我一生最長的一部長達８０萬字的著作《糖史》的過程中，頗有一些情節值得回憶，值得玩味。在長達兩年的時間內，我每天跑一趟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無礙。燕園風光旖旎，四時景物不同。春天奼紫嫣紅，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紅染霜葉，冬天六出蔽空。稱之為人間仙境，也不為過。然而，在這兩年中，我幾乎天天都在這樣瑰麗的風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視而不見，甚至不視不見。未名湖的漣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視為奇觀的勝景，也未能逃過我的漠然，懵然，無動於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圖書館中的盈室滿架的圖書，鼻子裡聞到的只有那裡的書香。
《糖史》的寫作完成以後，我又把陣地從大圖書館移到家中來，運籌於斗室之中，決戰於幾張桌子之上。我研究的對象變成了吐火羅文Ａ方言的《彌勒會見記劇本》。這也不是一顆容易咬的核桃，非用上全力不行。最大的困難在於缺乏資料，而且多是國外的資料。沒有辦法，只有時不時地向海外求援。現在雖然號稱為信息時代，可是我要的消息多是刁鑽古怪的東西，一時難以搜尋，我只有耐著性子恭候。舞筆弄墨的朋友，大概都能體會到，當一篇文章正在進行寫作時，忽然斷了電，你心中真如火燒油澆，然而卻毫無辦法，只盼喜從天降了，只能聽天由命了。此時燕園旖旎的風光，對於我似有似無，心裡想到的，切盼的只有海外的來信。如此又熬了一年多，《彌勒會見記劇本》英譯本終於在德國出版了。
兩部著作完了以後，我平生大願算是告一段落。痛定思痛，驀地想到了，自己已是望九之年了。這樣的歲數，古今中外的讀書人能達到的只有極少數。我自己竟能置身其中，豈不大可喜哉！
我想停下來休息片刻，以利再戰。這時就想到，我還有一個家。在一般人心目中，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的港灣。我的家怎樣呢？直白地說，我的家就我一個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個人吃飽了，全家不害餓。這樣一來，我應該感覺很孤獨了吧。然而並不。我的家庭「成員」實際上並不止我一個「人」。我還有４只極為活潑可愛的，一轉眼就偷吃東西的，從我家鄉山東臨清帶來的白色波斯貓，眼睛一黃一藍。它們一點禮節都沒有，一點規矩都不懂，時不時地爬上我的脖子，為所欲為，大膽放肆。有一隻還專在我的褲腿上撒尿。這一切我不但不介意，而且顧而樂之，讓貓們的自由主義惡性發展。
我的家庭「成員」還不止這樣多，我還養了兩隻山大小校友張衡送給我的烏龜。烏龜這玩意兒，現在名聲不算太好，但在古代卻是長壽的象徵。有些人的名字中也使用「龜」字，唐代就有李龜年、陸龜蒙等等。龜們的智商大概低於貓們，它們絕不會從水中爬出來爬上我的肩頭。但是，龜們也自有龜之樂，當我向它們餵食時，它們伸出了脖子，一口吞下一粒，它們顯然是愉快的。可惜我遇不到惠施，他絕不會同我爭辯，我何以知道龜之樂。
我的家庭「成員」還沒有到此為止，我還飼養了５只大甲魚。甲魚，在一般老百姓嘴裡叫「王八」，是一個十分不光彩的名稱，人們諱言之。然而我卻堂而皇之地養在大瓷缸內，一視同仁，毫無歧視之心。是不是我神經出了毛病？用不著請醫生去檢查，我神經十分正常。我認為，甲魚同其他動物一樣有生存的權利。稱之為「王八」，是人類對它的誣蔑，是向它頭上潑髒水。可惜甲魚無知，不會向世界最高法庭上去狀告人類，還要求賠償名譽費若干美元，而且要登報聲明。我個人覺得，人類在新世紀，新千年中最重要的任務是處理好與大自然的關係。恩格斯已經警告過我們：「不能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一百多年來的歷史事實，日益證明了恩格斯警告之正確與準確。在新世紀中，人類首先必須改惡向善，改掉亂吃其他動物的惡習。人類必須遵守宋代大儒張載的話：「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把甲魚也看成是自己的夥伴，把大自然看成是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征服的對象。這樣一來，人類庶幾能有美妙光輝的前途。至於對我自己，也許有人認為我是《世說新語》中的人物，放誕不經。如果真是的話，那就，那就——由它去吧。
再繼續談我的家和我自己。
我在十年浩劫中，自己跳出來反對那位倒行逆施的「老佛爺」，被打倒在地，被戴上了無數頂莫須有的帽子，天天被打，被罵。最初也只覺得滑稽可笑。但「謊言說上一千遍，就變成了真理」，最後連我自己都懷疑起來了：「此身合是壞人未？淚眼迷離問蒼天。」其實我並沒有那麼壞；但在許多人眼中，我已經成了一個「不可接觸者」。
然而，世事多變，人間正道。不知道是怎麼一來，我竟轉身一變成了一個「極可接觸者」。我常以知了自比。知了的幼蟲最初藏在地下，黃昏時爬上樹幹，天一明就蛻掉了舊殼，長出了翅膀，長鳴高枝，成了極富詩意的蟲類，引得詩人「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了。我現在就是一隻長鳴高枝的蟬，名聲四被，頭上的桂冠比「文革」中頭上戴的高帽子還要高出多多，有時候我自己都覺得臉紅。其實我自己深知，我並沒有那麼好。然而，我這樣發自肺腑的話，別人是不會相信的。這樣一來，我雖孤家寡人，其實家裡每天都是熱鬧非凡的。有一位多年的老同事，天天到我家裡來「打工」，處理我的雜務，照顧我的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給我讀報，讀信，因為我眼睛不好。還有就是同不斷打電話來或者親自登門來的自稱是我的「崇拜者」的人們打交道。學校領導因為覺得我年紀已大，不能再招待那麼多的來訪者，在我門上貼出了通告，想制約一下來訪者的襲來，但用處不大，許多客人都視而不見，照樣敲門不誤。有少數人竟在門外荷塘邊上等上幾個鐘頭。除了來訪者打電話者外，還有扛著沉重的攝像機而來的電視台的導演和記者，以及每天都收到的數量頗大的信件和刊物。有一些年輕的大中學生，把我看成了有求必應的土地爺，或者能預言先知的季鐵嘴，向我請求這請求那，向我傾訴對自己父母都不肯透露的心中的苦悶。這些都要我那位「打工」的老同事來處理，我那位打工者此時就成了攔駕大使。想盡花樣，費盡唇舌，說服那些想來採訪，想來拍電視的好心和熱心又誠心的朋友們，請他們稍安勿躁。這是極為繁重而困難的工作，我能深切體會。其忙碌困難的情況，我是能理解的。
最讓我高興的是，我結交了不少新朋友。他們都是著名的書法家、畫家、詩人、作家、教授。我們彼此之間，除了真摯的感情和友誼之外，絕無所求於對方。我是相信緣分的，「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緣分是說不明道不白的東西，但又確實存在。我相信，我同朋友之間就是有緣分的。我們一見如故，無話不談。沒見面時，總惦記著見面的時間，既見面則如魚得水，心曠神怡；分手後又是朝思暮想，憶念難忘。對我來說，他們不是親屬，勝似親屬。有人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得到的卻不只是一個知己，而是一群知己。有人說我活得非常滋潤。此情此景，豈是「滋潤」二字可以了得！
我是一個呆板保守的人，秉性固執。幾十年養成的習慣，我絕不改變。一身卡其布的中山裝，國內外不變，季節變化不變，別人認為是老頑固，我則自稱是「博物館的人物」，以示「抵抗」，後發制人。生活習慣也絕不改變。四五十年來養成了早起的習慣，每天早晨４點半起床，前後差不了５分鐘。古人說「黎明即起」，對我來說，這話夏天是適合的，冬天則是在黎明之前幾個小時，我就起來了。我５點吃早點，可以說是先天下之早點而早點。吃完立即工作。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幾十年來，我已經爬出了上千萬的字。這些東西都值得爬嗎？我認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東西不見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讓人升天成仙。但是其中絕沒有毒藥，絕沒有假冒偽劣，讀了以後至少能讓人獲得點享受，能讓人愛國，愛鄉，愛人類，愛自然，愛兒童，愛一切美好的東西。總之一句話，能讓人在精神境界中有所收益。我常常自己警告說：人吃飯是為了活著，但活著絕不是為了吃飯。人的一生是短暫的，絕不能白白把生命浪費掉。如果我有一天工作沒有什麼收穫，晚上躺在床上就疚愧難安，認為是慢性自殺。爬格子有沒有名利思想呢？坦白地說，過去是有的。可是到了今天，名利對我都沒有什麼用處了，我之所以仍然爬，是出於慣性，其他冠冕堂皇的話，我說不出。「爬格不知老已至，名利於我如浮雲」，或可能道出我現在的心情。
你想到過死沒有呢？我彷彿聽到有人在問。好，這話正問到節骨眼上。是的，我想到過死，過去也曾想到死，現在想得更多而已。在十年浩劫中，在１９６７年，一個千鈞一髮般的小插曲使我避免了走上「自絕於人民」的道路。從那以後，我認為，我已經死過一次，多活一天，都是賺的，到現在已經三十多年了，我真賺了個滿堂滿貫，真成為一個特殊的大富翁了。但人總是要死的，在這方面，誰也沒有特權，沒有豁免權。雖然常言道：「黃泉路上無老少」，但是，老年人畢竟有優先權。燕園是一個出老壽星的寶地。我雖年屆九旬，但按照年齡順序排隊，我仍落在十幾名之後。我曾私自發下宏願大誓：在向八寶山的攀登中，我一定按照年齡順序魚貫而登，絕不搶班奪權，硬去加塞。至於事實究竟如何，那就請聽下回分解了。
既然已經死過一次，多少年來，我總以為自己已經參悟了人生。我常拿陶淵明的四句詩當作座右銘：「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現在才逐漸發現，我自己並沒能完全做到。常常想到死，就是一個證明，我有時幻想，自己為什麼不能像朋友送給我擺在桌上的奇石那樣，自己沒有生命，但也絕不會有死呢？我有時候也幻想：能不能讓造物主勒住時間前進的步伐，讓太陽和月亮永遠明亮，地球上一切生物都停住不動，不老呢？哪怕是停上十年八年呢？大家千萬不要誤會，認為我怕死怕得要命。絕不是那樣。我早就認識到，永遠變動，永不停息，是宇宙根本規律，要求不變是荒唐的。萬物方生方死，是至理名言。江文通《恨賦》中說：「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那是沒有見地的庸人之舉，我雖庸陋，水平還不會那樣低。即使我做不到熱烈歡迎大限之來臨，我也絕不會飲恨吞聲。
但是，人類是心中充滿了矛盾的動物，其他動物沒有思想，也就不會有這樣多的矛盾。我忝列人類的一分子，心裡面的矛盾總是免不了的。我現在是一方面眷戀人生，一方面卻又覺得，自己活得實在太辛苦了，我想休息一下了。我嚮往莊子的話：「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大家千萬不要誤會，以為我就要自殺。自殺那玩意兒我絕不會再干了。在別人眼中，我現在活得真是非常非常愜意了。不虞之譽，紛至沓來；求全之毀，幾乎絕跡。我所到之處，見到的只有笑臉，感到的只有溫暖。時時如坐春風，處處如沐春雨，人生至此，實在是真應該滿足了。然而，實際情況卻並不完全是這樣愜意。古人說：「不如意事常八九。」這話對我現在來說也是適用的。我時不時地總會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讓自己的心情半天難以平靜。即使在春風得意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惱。我明明是一頭瘦骨嶙峋的老牛，卻有時被認成是日產鮮奶千磅的碩大的肥牛。已經擠出了奶水５００磅，還求索不止，認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實難以為外人道也。這逼得我不能不想到休息。
我現在不時想到，自己活得太長了，快到一個世紀了。９０年前，山東臨清縣一個既窮又小的官莊出生了一個野小子，竟走出了官莊，走出了臨清，走到了濟南，走到了北京，走到了德國；後來又走遍了幾個大洲，幾十個國家。如果把我的足跡畫成一條長線的話，這條長線能繞地球幾周。我看過埃及的金字塔，看到兩河流域的古文化遺址，看過印度的泰姬陵，看到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以及國內外的許多名山大川。我曾住過總統府之類的豪華賓館，會見過許多總統、總理一級的人物，在流俗人的眼中，真可謂極風光之能事了。然而，我走過的漫長的道路並不總是鋪著玫瑰花的，有時也荊棘叢生。我經過山重水復，也經過柳暗花明；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我曾到閻王爺那裡去報到，沒有被接納。終於曲曲折折，顛顛簸簸，坎坎坷坷，磕磕碰碰，走到了今天。現在就坐在燕園朗潤園中一個玻璃窗下，寫著《九十述懷》。窗外已是寒冬。荷塘裡在夏天接天映日的荷花，只剩下乾枯的殘葉在寒風中搖曳。玉蘭花也只留下光禿禿的枝幹在那裡苦撐。但是，我知道，我彷彿看到荷花蜷曲在冰下淤泥裡做著春天的夢；玉蘭花則在枝頭夢著「春意鬧」。它們都在活著，只是暫時地休息，養精蓄銳，好在明年新世紀，新千年中開出更多更艷麗的花朵。
我自己當然也在活著。可是我活得太久了，活得太累了。歌德暮年在一首著名的小詩中想到休息，我也真想休息一下了。但是，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就像魯迅筆下的那一位「過客」那樣，我的任務就是向前走，向前走。前方是什麼地方呢？老翁看到的是墳墓，小女孩看到的是野百合花。我寫《八十述懷》時，看到的是野百合花多於墳墓，今天則倒了一個個兒，墳墓多而野百合花少了。不管怎樣，反正我是非走上前去不行的，不管是墳墓，還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擋我的步伐。馮友蘭先生的「何止於米」，我已經越過了米的階段。下一步就是「相期以茶」了。我覺得，我目前的選擇只有眼前這一條路，這一條路並不遙遠。等到我１０年後再寫《百歲述懷》的時候，那就離茶不遠了。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