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令已經進入了冬季，牢房裡也裝上了爐子，生上了火。雖然配給的煤不多，爐火當然不能很旺。但是，比起外面來，屋子裡已經是溫暖如春了。
可是勞改的隊伍卻逐漸縮小了起來。一來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就都受命搬到一間大屋子裡來。什麼原因呢？我不清楚，當然也不敢問。我此時反正已經墮入阿鼻地獄，再升上一級兩級，是鬼總是鬼，對我無所謂了。
屋子裡顯得空蕩蕩的。大概是因為人少了，連老鼠的膽子也大了起來，大白天裡，竟敢到處亂竄。我從家裡帶回來的一個干饅頭首當其衝，被老鼠咬掉了一些。我想趕走它們，它們竟敢瞪著小眼睛，在窗台上跟我玩捉迷藏。也許老鼠們也意識到，屋子裡住的不是人，而是「黑幫」，等級不比老鼠高，欺負他們一下，諒他們也不敢奈自己何。
大家雖然不大敢隨便說話，不能互通信息，但是正如俗話所說的：「沒有不透風的牆」，我逐漸知道了，聶記革委會改變了對待「勞改罪犯」的「政策」，不再集中，而要實行分散，把各系所處的「罪犯」分回各自的單位。姍姍來遲，東語系也把我們幾個「罪犯」提回系裡。我們的「牛棚」轉移了。轉移到外文樓去。
前些日子，「特別班」還在外文樓時，我是多麼希望能進外文樓來呀！現在果然進來了；卻是依然故我。我們幾個「罪犯」被分配住在二樓北面的緬甸語教研室裡，都在地上搭地鋪。靠窗子有一張大桌子，我們的牢頭禁子睡在上面，居高臨下，監督我們。他外號叫「小爐匠」，大概是姓盧的青年學生。最使我吃驚的是，「我們」又增加了新人，是「黑幫大院」中沒有見過的。他們也是「罪犯」嗎？我心裡納悶。反正現在是同我們一鍋煮了，彼此相安無事。
在這裡，生活比較平靜了。不像在「黑幫大院」裡那樣，時時刻刻都要把神經繃得緊緊的，把耳朵伸得長長的，惟恐牢頭禁子喊自己的名字時答應晚了，招致災難。現在牢頭禁子就高踞在同一間小屋的桌子上，用不著把神經弄得那樣緊張了。
但是，日子也並不好過，也不可能好過。我仍然是「勞改罪犯」。這樓上有許多辦公室，大多是各專業的教研室。在我被「打倒」以前，我當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這些辦公室我都是熟悉的。周圍的氣氛當然是非常好的。我是這裡的主人。而今時移世遷，我一「跳」（自己跳出來也）而成為階下囚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我當「反革命」已經有一年多了。我並不是留戀當年的「威風」，我深知自己已被「打倒在地」，永無翻身之日了。我只求苟延殘喘而已。
現在，在整個大樓裡，我只有三個地方能進：一是牢房，二是廁所，三是審訊我的屋子，最後這一項是並不固定的。至於第二項則是「黑幫」同「白幫」（「革命者」）共同享用的，因為「黑幫」雖然是鬼，也總得大小便呀。—真鬼大概是不大小便的，待查。
此外，這裡也頗有令人難堪之處。「黑」「白」雜居，抬頭不見低頭見。中國是禮儀之邦，見了面，總得說點什麼。可我們又缺少英美人見面說的Goodmorning！Howdoyoudo？或者單純一聲Hello！現在習用的「早安」之類，是地道的舶來品。我們過去常用的：「你吃了飯了嗎？」是舉國通用的問候語，我想縮為「國候」。現在，在外文樓，見到了以前很熟很熟的人，舶來品不敢用，「國候」也不敢用。只有低頭，望望然而去之。「白幫」怎麼想？我不得而知。似我「黑幫」卻實在覺得非常彆扭。有時「白人」在某一間屋子裡，討論什麼問題，逸興湍飛，歡笑之聲中溢滿了「革命氣」，在樓道裡往復迴盪。這革命氣卻一點也沒有薰到我身上。我們現在是「談笑之聲能聞，而老死不相往來」。「能聞」者，能聽到也，這是別人的聲音，我們是不能有聲音的。我們都像影子似地活動著，影子是沒有聲音的。
但是，這裡也並不缺少新聞，缺少有刺激性的東西。這新聞並不是哪一個人告訴我的，現在沒有人敢干、肯幹這種事。這是我自己從樓道中嘁嘁喳喳的聲音中聽出來的。最重要的一條新聞是關於我在上面提到過的那一位蒙古語女教員的。原來東語系「罪犯」中只有她一個女性。在「黑幫大院」時有女囚牢。到了外文樓以後，女囚牢沒有了，又不能同我輩男士一起睡在地鋪上。所以就把她關在另外一間屋子裡。據我的推測，管理她的大概是一個學朝鮮語的女學生和一個系圖書室女管理員。後者姓葉，大名暫缺。此人是一個女光棍似的人物，潑辣，粗暴，最擅長惹事生非，興風作浪。她所在的圖書室是東語系小沙龍，謠言由此處產生，小道消息在這裡集散。「文化大革命」一分派，她就成了聶記公社在東語系的女干將，大概也屬於那一種「老子鐵了心，誓死保聶孫」類型的人物。有一次是她到我家來，大聲叱罵，押解著我到外文樓去接受批鬥。女牢頭禁子押解男「犯人」，在北大恐怕是罕見的新鮮事兒。這樣一個人物，對惟一的女囚絕對不會放過。在一天夜裡，她和其他幾個人對這位女囚大肆審訊，毆打。這位女囚是不是像在「黑幫大院」裡那樣被折磨得眼圈發青，我沒有看見，不敢瞎說。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心裡沒有引起什麼波動，我的神經現在已經完全麻木了。
可是我卻萬萬沒有想到，第二條引起人們震動的新聞竟然出在我身上。
到了外文樓以後，我沒有再挨揍。大概我天生就是一個不識抬舉的傢伙，一個有著花崗岩腦袋瓜死不改悔的傢伙。雖然經過了煉獄的鍛煉，我並沒有低頭認罪。有一天，解放軍派來「支左」的常駐東語系的一個大概是營長的軍官，大名叫趙良山（此人後來聽說已經故去），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裡，問我一個問題。我當時心裡非常火，非常失望。我想，解放軍水平總應該是高的，現在看來也不盡然。我粗聲粗氣地說道：「我的全部日記已經都被抄來了。一定會放在外文樓某一間屋子裡。你派一個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記。最多只用五分鐘，問題就可以全部弄明白了。」萬沒有想到，這一下子又捅了馬蜂窩。他勃然變色，說我態度極端惡劣。他現在是太上皇。我哪裡還敢吭氣兒呢？
晚飯以後，回到牢房。原先反聶的一位女教員，率領著幾個人，手裡拿著紅紅綠綠的大標語，把小屋牆上貼滿。原來一片白色，非常單調寡味。現在增添了大紅大綠，頓覺斗室生光，一片勃勃的生機。標語內容，沒有什麼創新，仍然是「季羨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等等，等等。「司空見慣渾無事」，這些東西已經對於我的神經不能產生任何作用了。我夜裡照睡不誤，等候著暴風雨的來臨。
果然，「革命家」們第二天就開始行動了。首先由東語系的「紅衛兵」—現在恐怕是兩派的都有了—押解著我，走向東語系學生住的四十樓。我自己又像一個被發配的囚犯，俯首貼耳，只能看到地上，踉蹌前進。舊劇中，囚犯是允許抬頭的。我這個新社會的囚犯卻沒有這個特權。既來之則安之，由它去吧。
我原來並不知道把我押向何方。走近四十摟，憑我的本能，我恍然大悟。此時隱隱約約地看到樓外貼滿了大字報和大標語，內容不外是那一套。我猜想—因為我不能看—，不過是「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羨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此外再加上造謠、誣蔑、人身攻擊。從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聽到的也不過是那些東西。我頓時明白了：我現在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
我被卡住脖子，擰住胳臂，推推搡搡，押進樓去，先走過一樓樓道。樓道本來很狹，現在又擠滿了學生。我耳朵裡聽的是口號，頭上，身上，挨的是拳頭。我一個人也看不到，彷彿騰雲駕霧一般，我飛上了二樓。同在一樓一樣，從樓道這一頭，走（按語法來講，應該是被動式）到那一頭。仍然是震天的口號聲。在嘈雜混亂中，我又走（同前）上了三樓。在這裡也沒有什麼新花樣，心裡頗有點不滿足，覺得太單調，不夠味。「儀式」完了以後，我又被押解著回到了外文樓。
後來聽說，這叫做「樓內游鬥」。這是不是東語系學生的發明創造？如果是的話，將來有朝一日編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史》時，應該著重提上一筆，說不定還要另立專章的。至於我自己，我是經過了大風大浪的人。身體上，精神上，都沒有受到什麼痛苦，只覺得有點「好玩」而已。
事情當然不能就這樣結束。看來那位趙營長下定了決心，連夜召開會議，制訂了鬥爭方案。第二天，剛吃過早飯，立即有學生來找我，到一間教研室裡去批鬥。這次准我抬頭了，看到的是一個教研室的成員，加上個別的學生。我已擺好了架子坐噴氣式。然而有人卻推給我一把椅子。我大驚失色，我現在已經成了法門寺的賈桂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想這個批鬥會，還能批出什麼，又鬥出什麼呢？我覺得十分平淡寡味。我於是把兩個耳朵都關閉了起來，「任憑風浪打，穩坐釣魚船。」朦朧中，聽到一聲：「把季羨林押出去！」我知道，這一齣戲算是結束了。
我正準備回自己的牢房，又有人來把我拉到另一個教研室去，「行禮如儀」。然後是第三個教研室，第四個教研室。我沒有記錄，也無法統計。估計是每一個教研室都批鬥一次。東語系十幾個教研室，共批鬥了十幾次。接著來的是學生。我不知道，東語系學生共有多少個班。每班批鬥一次（也許有的班是聯合批鬥），我記不清楚，加起來，總有二十來次。以每次批鬥一個小時計算，共有三十來個小時。我看有的班「偷工減料」，質量大有問題。實際上怕用不了這樣多的時間。反正在三四天以內，我比出去「走穴」的人還要忙。這個班剛批完，下一個班接著干。每天批鬥八九場，只給我留出了吃飯的時間。可謂緊張之至了。
對我產生了什麼結果呢？除了感覺到有點疲倦之外，「虱子多了不癢」，我「被批鬥的積極性」反而調動起來了。我愛上了這種批鬥。我覺得非常開心。你那裡「義正詞嚴」，我這裡關上耳朵，鎮定養神，我反而是「以逸待勞」了。
世間事真是複雜的。我以「態度惡劣」始，又以「態度惡劣」終。第一個「惡劣」救了我的命，第二個「惡劣」養了我的神。當時的真假革命家們，大概是萬萬想不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