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解放

    什麼叫「半解放」呢?沒有什麼科學的定義。只是我個人的感覺而已。
    集中批鬥之後,時令已經走過了一九六八年,進入了一九六九年。在這一年的舊歷元旦前,系革委會突然通知我,可以回家了。送我(這次恐怕不好再說「押解」了)回家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個「小爐匠」。此時我家的那一間大房間久已被封了門。全家擠住在一間九平米的小屋裡。據家裡兩位老太太告訴我,其間曾有一個學生拿著抄走了的房門鑰匙,帶著一個女人,在那間被查封了的大屋子裡,鬼混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睡在我的床上,用我們的煤氣做飯。他們威脅兩位老太太說:「不許聲揚!」否則將有極其嚴重的後果。現在「小爐匠」就拿著那一把鑰匙,開了門,讓我睡在裡面。我離開自己的床已經有八九個月了。
    我此時在高興之中又滿懷憂慮。我頭上還頂著一摞帽子,自己的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那一點錢,吃飯也不夠。我記得後來增加了點錢,數目和時間都想不起來了。外來的壓力還是有的。有一天我無意中聽到樓下一個家屬委員會的什麼「連長」的老頭子(他自己據說是國民黨的兵痞)高聲昭告全樓:「季羨林放回來了。大家都要注意他呀!」這大概是「上面」打的招呼。我聽了沒有吃驚,這種事情對我可以說是習以為常了。但是,心裡仍然難免有點彆扭,知道自己被判「群眾監督」了。我彷彿成了瘟神或愛滋病的患者,沒有人敢接觸了。
    即使沒有人告訴我,毋寧說是提醒我這種情況,我這人已經有點反常。走路抬頭,仍不習慣。進商店買東西,像是一個白癡,不知道說什麼好。我不敢叫售貨員「同志」,我怎麼敢是他們的「同志」呢?不叫「同志」又叫什麼呢?叫「小姐」,稱「先生」,實有所不妥。什麼都不叫,更有所不安。結果是口囁嚅而欲言,足趑趄而不前,一副六神無主、四體失靈的狼狽相,我自己都覺得十分難堪。我已經成了一個老年癡呆症的患者了。
    過了沒有多久,我被指令到四十樓去參加「學習」。我第一次從家裡走向四十樓的時候,正是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時候。這一段路相當長,總有三四里路;走快了,也得用半小時。我走出門去,走了一段路,立即避開大路,從湖中的冰上走過去。我忽然想到古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說法,這只是形象的比喻,可我今天的處境不正是這個樣子嗎?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我現在已經很不習慣同人打交道。我到了四十樓,見了革命小將,是不是還要高喊「報告!」呢?是不是還要低頭垂手站在他們面前呢?這都是非常現實的問題。我得不到答覆,走起路來,就磨磨蹭蹭。
    我越走越慢,好不容易才走到四十樓。我見景生情,思緒萬端。前不久我還在這裡被「樓中游鬥」,曾幾何時,我又回到這裡來了。這回是以什麼身份?我說不清。「醜媳婦怕見公婆的面」,怕也不行。我一鼓勇氣,進去報了到。幸而沒有口號的喊聲,沒有手打腳踹,而是不冷不熱的待遇。我心頭一塊石頭落了地,被分派了小組,組員都是學印地語的學生。從此以後,我就以一個莫名其妙的身份,參加了他們的學習和活動。原來東語系的「棚友」都被召喚到那裡。可是待遇卻不知為什麼顯然不同了。有的被分配打掃樓道。有一個印地語教員被無端扣上了地主的帽子,被分配打掃廁所。我原來是有思想準備來干最髒最累的活。然而竟然沒有,實出我的意外了。
    同革命群眾在一起,我還非常不習慣,有點拘謹,有點不舒服。我現在是人是鬼,還沒有定性。游離於人鬼之間,不知何以自處。學生們是青年人,活潑愛動。學習休息時,他們就吹拉彈唱。有一個同學擅長拉二胡,我非常欣賞;但又不敢忘形。年輕人說說笑笑,打打鬧鬧,我則呆坐一旁,宛然泥塑木雕。自己也覺得氣氛很不協調。
    但是,在相對平靜的生活中,也不是沒有一些波瀾。我回憶所及,首先就是黨費問題。我上面已經談過,在「黑幫大院」中,交黨費是犯忌諱的。我當時自己不能領每月的生活費,都是我的年邁的嬸母代勞。她每月到外文樓東語系辦公室去領全家三口人四十多元的生活費。作為「黑幫」的家屬,她沒少聽到閒話。特別是井岡山「黑幫」的家屬,更會直接或間接受到奚落。老人沒有辦法,只有忍氣吞聲。在這個情況下,她居然還怕自己的孩子丟掉黨票,仍然按月交納黨費。東語系不知道哪一位黨組織幹部居然敢收下,而沒有向「黑幫大院」通報。否則我一定會多挨上一頓打。我至今感激不盡。我嬸母還告訴我,一位姓袁的老同志,不但對她沒有奚落,而且還偷偷地小聲對她說:「把錢收好!走路要小心!」她老人家每次談到這種雪地冰天中的一星溫暖,也總是感激不盡。
    但是,到了四十樓以後,應該我自己交黨費了。我這種非人非鬼的處境,卻使我不敢厚著臉皮去交黨費。此時黨組織好像已經不再活動。我也不知道向誰交。如此就耽誤了一些時間。系裡的領導找我談話,問我「為什麼不按時交黨費?」我十分坦誠地告訴他:「等到支部決定開除我出黨的時候,我一定會把所有拖欠的黨費一文不少地交上,然後離開。」由此可見,我認為,留在黨內已經完全不可能了。
    除了黨費問題,我在四十樓頗有一些小小的無關大局的感慨。這一座樓對我來說實在是太太熟悉了。我在東語系,截止在一九六六年,已經當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東語系的男學生在四十樓也住了極長的時間了。我必然要經常到這裡來的。我在這裡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我受到過熱烈的歡迎,也遭受過無情的凌辱。我不想發那些什麼「世態炎涼,人情如紙」一類的牢騷。因為世態自古以來就是這樣。不這樣的人與事,只能算是例外。因此這種事情已經不值得再發牢騷了。
    但是,我在感情上是異常脆弱的。我不能成為英雄,我有自知之明。我從來也不想成為英雄。英雄是用特種材料造成的,而我實非其儔。我是一個極其平凡的人,小小的個人悲歡,經常來打擾我。何況「十年浩劫」決非小事,我在其中的遭受,也決非小事。以我這個脆弱的心靈來承受這空前的災難,來承受這一件極大極大的事,其艱難程度完全可以想見了。到了四十樓以後,我的處境應該說是已經有所改變。但是前途仍然籠罩在一片迷霧之中。觸景生情,心裡就難免有所波動了。
    遠的不必講了。專就「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的兩年多來說,四十樓就能喚起我很多不同的回憶,激起我很多不同的感慨。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從南口村回校,看到批判我的《春滿燕園》的大字報,鼻子裡不由自主地哼了一聲,是在四十樓。我被勒令交出「黑錢」三千元,又被拒絕接受,是在四十樓。親眼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批鬥東語系「走資派」,口號之聲驚天動地,我自己也頗想「對號入座」,是在四十樓。自己頂撞了「支左」的解放軍軍官而被判處「樓內游鬥」,是在四十樓。
    啊,四十樓!我本不願意想但又不能不想的四十樓!
    我現在又到你裡面來了,第二次濫竽「革命群眾」之中。
    在延慶新華營
    這一次我在四十樓呆的時間不算很長,大概是半個冬天,一個夏天,半個秋天。在這期間有一件大事,就是8341部隊的進駐。只派不多的軍官和士兵,也算是來「支左」吧。這是一支有悠久革命傳統的部隊。因此,他們的到來引起了絕大多數人,包括我在內的北大師生員工的極大的希望,希望他們能夠撥亂反正,整理好北大這個爛攤子。在全校派性嚴重,一團亂糟糟的情況下,似乎出現了一派生氣勃勃的生機。
    不知道是出於哪一級的決定,北大絕大多數的教職員工,在「支左」部隊的率領下,到遠離北京的江西鯉魚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氣炎熱,血吸蟲遍地皆是。這個部隊的一個頭子說,這叫做「熱處理」,是對知識分子的又一次迫害。我有自知之明,像我這樣的「人」(?)當然在「熱處理」之列。我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和物質準備,準備發配到鄱陽湖去。可是,最初我不知道是出於什麼考慮,讓我留在北京,同印地語、泰語的學生到京郊長城以外的延慶新華營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沒有來得及表露感激之情,我就發現,原來我是「另有任用」。
    根據什麼人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對空,需要有人做「活靶子」,這樣批起來才能有生氣,有聲勢,效果才能最好。現在我就是這樣一個「活靶子」。我忽然想到,在新疆時我曾看到郊遊時汽車上總載著一隻活羊。到了山明水秀的目的地,遊玩夠了,就拿出刀子,把羊殺掉,做成羊肉抓飯,吃飽了回家。我在新華營,在菜窖裡搬菜。曾拉出來,被批鬥過一次。我知道,我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務。
    一九七○年舊歷元旦,奉召回京。

《牛棚雜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