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將出版我的文集，一共是十四卷，沒有包括過去的《廢都》和現在完成的《高老莊》。設計封面的曹剛先生在每一捲上以一個字做裝飾，他選用了「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是劉邦的詩，二十三個字。瞬間的感覺裡，我立即知道我的一生是會能寫出二十三卷書的。《高老莊》應該為第十六卷，也就是我在這個世紀的最後一部長篇。
在世紀之末寫完《高老莊》，我已經是很中年的人了。人是有本命年的，幾乎每一個中國人在自己的本命年裡莫不是恐慌懼怕，同樣，天地運動也有它的週期性，過去的世紀之末景象如何，我們不能知道，但近幾年來全球範圍內的頻繁的戰爭，騷亂，饑荒，瘟疫，旱澇，地震，惡性事故和金融危機，使得整個人類都焦躁著。世紀末的情緒籠罩著這個世界，於我正偏偏在中年。中年是人生最身心憔悴的階段，上要養老，下要哺小，又有單位的工作，又有個人的事業，肩膀上扛的是一大堆人的腦袋，而身體卻在極快地衰敗。
經歷了人所能經受的種種事變（除過坐牢），我自信我是一個堅強的男人，我也開始相信了命運，總覺得我的人生劇本早被誰之手寫好，我只是一幕幕往下演的時候，有笑聲在什麼地方輕輕地響起。《道德經》再不被認作是消極的世界觀，《易經》也不再是故弄玄虛的東西，世事的變幻一步步看透，靜正就附體而生，無所羨慕了，已不再寵辱動心。
一早一晚都在仰頭看天，像全在天上，蹲下來看地上熙熙攘攘物事，一切式又都在其中。年初的一個黃昏，低雲飛渡，我出門要幹事去，當一腳要踏下去的時候，我突然看見了一隻蟲子就在腳下活活地蠕動，但我的腳因慣性已無法控制，踏下去就把它踏死了。
我站在那裡，悲哀了許久，仔悔著我無意的傷害，卻一時想到這只蟲子是多麼像我們人類呀，這蟲子正快樂地或愁苦地生活著，突然被踏死，蟲子們一定在驚恐著這是一場什麼災難呢？也就在那個晚上，我坐在書房裡，腦子裡還想著蟲子們的思考，電視中正播放著西藏的山民向神靈祈禱的鏡頭，摹地醒悟這個世界上根本是不存在著神靈和魔鬼的，之所以種種奇離的事件發生，古代的比現代的多，鄉村的比城市的多，邊地的比內地的多，那都是大自然的力的影響。
類似這樣的小事，和這樣的小事的啟示，幾乎不斷地發生在我的中年，我中年階段的世界觀就逐漸變化。我曾經在一篇短文裡寫過這樣的話：道被確立之後，德將重新定位。於是，對於文學，我也為我的評判標準和審美趣味的變化而驚異了。
當我以前閱讀《紅樓夢》和《楚辭》，閱讀《老人與海》和《尤里西斯》，我欣賞的是它們的情調和文筆，是它們的奇思妙想和優美，但我並不能理解他們怎麼就寫出了這樣的作品。而今重新撿起來讀，我再也沒興趣在其中摘錄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感動我的已不在了文字的表面，而是那作品之外的或者說隱於文字之後的作家的靈魂！偶爾的一天，我見到了一幅對聯，其中下聯是：「青天一鶴見精神」，我熱淚長流，我終於明白了鶴的精神來自於青天！回過頭來，那些曾令我迷醉的一些作品就離我遠去了，那些淺薄的東西，雖然被投機者譁眾取寵，被芸芸眾生的人云亦云地熱鬧，卻為我不再受惑和所騙。對於整體的。渾然的。
元氣淋漓而又鮮活的追求，使我越來越失卻了往昔的優美、清新和形式上的華麗。我是陝西的商州人，商州現屬西北地，歷史上卻歸之於楚界，我的天資裡有粗曠的成分，也有性靈派裡的東西，我警惕了順著性靈派的路子走去而漸巧漸小，我也明白我如何地發展我的粗曠蒼茫，粗曠蒼茫裡的靈動那是必然的。我也自信在我初讀《紅樓夢》和《聊齋誌異》，我立即有對應感，我不缺乏他們的寫作情致和趣味，但他們的胸中的塊壘卻是我在世紀之末的中年裡才得到理解。我是失卻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讀者，他們的離去令我難過而又高興，我得改造我的讀者，征服他們而吸引他們。
我對於我寫作的重新定位，對於曾經閱讀過的名著的重新理解，我覺得是以年齡、經歷的豐富後做基礎的，時代的感觸和人生的感觸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深切體會的，既使體會，站在了第一台階也只能體會到第二台階，而不是從第一台階就體會到了第四第五台階。世紀末的陰影揮之不去的今天，少男少女們在吟唱著他們的青春的愁悶，他們其實並沒有多大的愁，滿街的盲流人群步履急促，他們嘮嘮叨叨著所得的工錢和物價的上漲，他們關心的僅是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家人。大風刮來，所有的草木都要搖曳，而鐘聲依然是悠遠而舒緩地穿越空間，老僧老矣，他並沒有去懸樑自盡，也不激憤洶洶，他說著人人都聽得懂的家常話。
《高老莊》落筆之後，許多熟人和生人碰見了我，總在問我又寫了什麼？我能寫什麼呢，長期以來，商州的鄉下和西安的城鎮一直是我寫作的根據地，我不會寫歷史演義的故事，也寫不出未來的科學幻想，那樣的小說屬於別人去寫，我的情結始終在現當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環境決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寫作的民間視角，關懷和憂患時下的中國是我的天職。
但我有致命的弱點，這猶如我生性做不了官（雖然我仍有官銜）一樣，我不是現實主義作家，而我卻應該算作一位詩人。對於小說的思考，我在許多文章裡零碎地提及，尤其在《白夜》的後記裡也有過長長的一段敘述，遺憾的是數年過去，回應我的人寥寥無幾。
這令我有些沮喪，但也使我很快歸於平靜，因為現在的文壇，熱點並不在小說的觀念上，沒有人注意到我，而我自《廢都》後已經被煙霧籠罩得無法讓別人走近。現在我寫《高老莊》，取材仍是來自於商州和西安，但我絕不是寫的是商州和西安，我從來也沒承認過我寫的就是行政管理意義上的商州和西安，以此延伸，我更是反對將題材分為農村的和城市的甚或各個行業。我無論寫的什麼題材，都是我營造我虛構世界的一種載體，載體之上的虛構世界才是我的本真。
我終生要感激的是我生活在商州和西安二地，具有典型的商州民間傳統文化和西安官方傳統文化孕育了我做為作家的素養，而在傳統文化的其中淫浸愈久，愈知傳統文化帶給我的痛苦，愈對其的種種弊害深惡痛絕。
我出生於一九五二年，正好是二十世紀的後半葉，經歷了一次一次窒息人生命的政治運動和貧窮，直到現在，國家在改革了，又面臨了一個速成的年代。我的一個朋友曾對我講過，他是在改革年代裡最易於接受現代化的，他購置了新的住宅，買了各種家用電器，又是電腦，VCD，摩托車，但這些東西都是傳統文化裡的人製造的第一代第二代產品，三天兩頭出現質量毛病，使他飽嘗了修理之苦。
他的苦我何嘗沒有體會呢，恐怕每一個人都深有感觸。文學又怎能不受影響，打上時代的烙印呢？我或許不能算時興的人，我默默地歡呼和祝願那些先蹈者的舉動，但我更易於知道我們的身上正缺乏什麼，如何將西方的先進的東西拿過來又如何作用，偉大的五四運動和五四運動中的偉人們給了我多方面的經驗和教訓。
我在緩慢地。步步為營地推動著我的戰車，不管其中有過多少困難，受過多少熱諷冷刺甚或誤解和打擊，我的好處是依然不掉頭就走。生活如同是一片巨大的泥淖，精神卻是蓮日日生起，盼望著浮出水面開綻出一朵花來。
《高老莊》裡依舊是一群社會最基層的卑微的人，依舊是蠅營狗苟的瑣碎小事。我熟悉這樣的人和這樣的生活，寫起來能得於心又能應於手。為什麼如此落筆，沒有乍眼的結構又沒有華麗的技巧，喪失了往昔的秀麗和清晰，無序而來，蒼茫而去，湯湯水水又粘粘乎乎，這緣於我對小說的觀念改變。我的小說越來越無法用幾句話回答到底寫的什麼，我的初衷裡是要求我盡量原生態地寫出生活的流動，行文越實越好，但整體上卻極力去張揚我的意象。這樣的作品是很容易讓人誤讀的，如果只讀到實的一面，生活的瑣碎描寫讓人疲倦，覺得沒了意思，而又常惹得不崇高的指責，但只談到虛的一面，閱歷不夠的人卻不知所云。
我之所以堅持我的寫法，我相信小說不是故事也不是純形式的文字遊戲，我的不足是我的靈魂能量還不大，感知世界的氣度還不夠，形而上與形而下結合部的工作還沒有做好。人在中年裡已挫了爭勝好強心，靜伏下來踏實地做自己的事，隨心所欲地去做，大自在地去做，我畢竟還有七卷書要寫。沈從文先生在他的《邊城》裡寫：「他或許明日就回來，或許永遠也不回來了。」我套用他的話，我寄希望於我的第十七卷書，或者就寄希望於那第二十四卷了。
1998年6月10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