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末以降，所謂「竹林七賢」，每成歷代文人之心結，近當代亦然。古時文人，近當代文化知識分子的延種也。規律乃是——倘世道開明，文化知識分子處境適焉，所議便少。反之，所議則頻。禁議，心耿耿然。
「七賢」無非七位不願入仕為官的文人而已。
「不願」並不客觀，主觀上都是願的。文人以文為特長，這特長古代無法養活自己，更遑論「齊家」了。所以古代的文人，若當不成官，也非富家子弟，娶媳婦都不容易。曹魏政權末年，天下有了兩個「中心」。這肯定不會是常事，兩個「中心」必有一個終將瓦解，於是文人都面臨選邊站隊的局面。以當時情況看來，曹魏政權雖是正統「中心」，但氣數已頹不可撐。司馬家族取而代之的野心昭然若揭，但行徑上肯定屬於篡位。
篡位者，古之首逆也。當時的文人如果選擇效力於正統，下場肯定可悲，甚至會很慘。若預先投靠向司馬集團，雖屬識時務的決定，但又會背上無節的歷史污點。
「節」與利不可得兼，於是「隱」成為明智之舉，其實也是無奈選擇。而所謂「林」，並非真的深山老林，城鄉接合部偏於鄉的地方而已。
對於文人，「節」關乎名譽。名譽非一己之事，影響著子孫後代的前途。說到底，不僅是德怎樣的問題，也是眼前利和長遠利的問題。
曹家篡位，結果也輪到了自己將被打翻在地。即使司馬家族篡位成功，彼們的下場也難逃規律——看分明了此點，「隱」幾乎也是自保的唯一策略。經濟條件優渥的，過隱逸的生活，未嘗不是另一種享受；缺乏經濟保障的，只有自食其力，自給自足，那叫遁隱，主語是「遁」，逃避行為。所幸當時的士人大抵因為當不成官就娶不起妻，沒家庭拖累，所以隔三岔五地湊個飯局還不是件難事。對於他們，飯局要求也不高，有酒就成。後世的畫家，畫到他們，或是一齊醉臥竹林，或是談詩話文——即使後一種情況，畫面上也少不了酒具。酒、詩和女人，是他們的生活常態。畫「竹林七賢」的畫中並未出現過女人，乃為賢者諱也。
嵇康是「七賢」之首。他本是曹氏王朝的貴婿，當過養閒處優的中散大夫；那時他還是美食家、養生學者，對詩文的愛好，反而在養生之下；對玄理的熱衷，反而在事理之上。
司馬昭殺嵇康，使嵇康垂名於史。
司馬昭本有用康之念，若兩相融意，司馬昭在當時史上，留一段佳論耳。但於嵇康，名聲就太不好了——人家滅了你丈祖的朝廷，殺了你妻的許多族人，你反倒去對方的新朝廷當官，太忘恩負義了吧？太不是東西了吧？
所以，嵇康的不能歸順，實在也是考慮到擔罵名的嚴重後果。何況，以他的出身問題而論，當官也當不大，當了也仍存凶險。他便只能寫不做麻煩製造者的保證書，沒勇氣寫表忠信——那無疑也需大勇氣。
嵇康也罷，陶淵明、李白也罷，都是當時後來文人們「層累地造出」的神話。文人階層需要此種神話，如民間需要俠的傳奇。
嵇康、陶淵明們的人生，從來不曾真的是古代文人的理想。恰恰相反，山濤與王戎的人生，才真的是古代文人們的夙願。凡那作詩賦詞撰文頌揚嵇康的文人，大抵是想入仕而久拂其願的文人。一有機會，十之八九都想走山濤與王戎的路——這與文人們的普遍道德關係不大，實乃社會形態所決定。若古代文人可像近代的文人一樣，當不成官還可當教授、作家、編輯家、出版家，所謂「竹林七賢」當時也就不存在了。即或存在，也不構成一個歷史話題了——那還有什麼值得論道的呢？
嵇康的死，只有一點仍具有現實社會啟示性——一個好社會，應如尊重人的隱私一樣，尊重人的立場選擇。進言之，在中國，文化知識分子對嵇康們的同情文章少了些，肯定意味著政治開明了些；對李白的熱捧文章少了些，意味著政治又開明了些；對杜甫的崇敬文章少了些，則不但意味著政治開明，而且意味著社會祥和了；而文化知識分子都帶頭學陶潛了，則不但意味著社會祥和了，還證明鄉村生活比城市生活更美好了——斯時，中國夢大致成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