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賣淫、走私、販毒、色情業的方興未艾，文化的色情化，賄賂的醜聞，無不與商業瓜葛甚密。十之八九，是在合法經商的招牌之下進行的。連昔日韓國的總統，也東窗事發，原來曾被商所俘過，在全世界的睽睽注視之下站在了被告席上，並且被判處死刑。
那些日子裡韓國是多麼的舉國激憤啊！
出租汽車司機大瞪著兩眼將車搖搖晃晃地開上了人行道。
警察發現他滴酒未沾。他是由於心理被刺激成那樣兒。他接受不了他們的前總統原來是一個勒索巨賄的傢伙這樣一個鐵證如山的事實。
而一個月薪一百萬韓元的政府較高級官員，於頭腦清醒之時算了一筆賬，結論是他若想掙扎到他們的前總統受賄那麼大數目的一筆錢，得工作四萬餘年。他算完這筆賬倒不願意清醒著了，於是跑去酒館裡喝得酩酊大醉，並用酒瓶子擊碎了酒館的玻璃，當眾摟抱住女招待非禮無忌起來……
但是誰若問韓國人還要不要商業時代了，回答將是肯定的——當然還要！
一個理智的國家理智的民族，明白商業時代再有一百條一千條不好，卻仍有另外一百條一千條別的任何時代所不可能帶給人們的好處，卻仍是人類最好的選擇。
總統索賄巨款，將他絞死就是了嗎？
韓國人盡可以許多許多次地選出一個總統，而對商業時代的選擇卻是不容反覆的。一旦動搖了它的基礎再要鞏固它的基礎，最短大約也需二十年。韓國人是明白這一點的。世界上幾乎所有高度民主的國家的大多數公民，也都是明白這一點的。一個繁榮的商業局面光臨的時代，對於這些國家普遍的人們來說，不啻是上帝對世間的一次巡禮。而總統對他們算什麼呢？不過是比較認可的一名公僕罷了！
誠如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第二卷中所言：「民主社會中我們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東西能比商業更偉大、更輝煌了。它吸引了大眾的注意力，豐富了大眾的物質和精神需求的想像，把所有的旺盛精力都吸引過來。無論是誰，無論是任何偏見，都不能阻止人們通過商業而致富的願望。民主社會中，所有大筆財富的取得都要靠商業的增長。」
然而商業這枝「玫瑰」，對於與之久違了的中國人而言，卻未免太光怪陸離、雜亂無章、浮華而又浮躁了。它使人欲膨脹，人心貪婪。它使腐敗現象如同倒片機將蝴蝶變成毛毛蟲的令人厭惡的過程放映給人看。它使一小部分人那麼不可思議地暴發，使他們中某些人暴發之後為富不仁……
所希冀的和已經面臨的似乎根本不是一碼事，於是許許多多的中國人迷惘、困惑、失落、痛心疾首而且憤懣了。開始以詛咒勾引壞了自己好兒子的娼妓般的語言詛咒商業時代。
但這似乎主要是幾年前的情況。幾年前商業在中國混濁的初級階段，確實是「刺」多「蕾」少的。現在它的「刺」已被共和國的法修剪掉了一些。現在它當年的一些「蕾」開花了。現在，普遍的中國人，已經能夠比較冷靜比較明智比較客觀比較平和地凝視商業時代了。誰若問普遍的中國人——我們是否應該將商業時代這看起來總有點兒離經叛道的「新娘子」再一次逐出國門？普遍的中國人尋思一下，大約會寬容地這樣回答：讓「她」留下吧！世上哪有沒毛病的「媳婦」，我們日後慢慢調教「她」吧。這麼想和這麼說，都無疑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成熟。而這一種成熟，又完全可以認為，是對商業時代改變了太理想主義的期望。中國是一個動輒容易陷入理想主義思維怪圈的民族。而西方人卻早就對商業時代的本質有所洞察了。
《民主和教育》一書的作者杜威說：「認為商業的事情在它自身的範圍內可以『自覺』地成為一種理想的文化，認為它可以把為社會服務作為自身的宗旨，並讓它來代表社會的利益和良心——這樣的想法是極其荒謬的。先生們，我們在承認商業的貢獻的同時，絕對不可以把它想像得很溫良。因為這不符合事實。我們要給它套上鞍鐙。我們跨在它背上的時候，要穿帶馬刺的靴子。只有在這一種情況下，它才能收斂它自私自利原則之下的慾望，滿足自己的同時也對社會做些回報。」
杜威的這段話，對當前的中國人，尤其當前的中國首腦們，是非常有參考意義的。
一切有關商業的法規、法令，都是為了更好地駕馭它，使它更大限度地造福於社會的「鞍鐙」和「韁轡」。同時也是不斷激勵它按照社會福利的總目標奮進的「馬刺」。優秀的騎手和坐騎之間，常常達到一種「合二為一」似的最佳境界。這也是國家和商業時代之間的最佳境界。
稅法是商業法規、法令中最重要的一條。
密爾在《功利主義》一書中說：「買賣人對一切顧客買一樣的東西收一樣的價錢，並不隨顧客出錢能力的大小而高低他的價目，世人都認為這是公道的，而不是不公道。但是若以此原則制定稅法，就與人的人道主義和社會利便的感覺太不相容了。國家應對富人特別制定某幾項高稅。因為我們冷靜分析後不得不承認，國家這台機器，歷來為富人的效勞比為窮人的效勞多。」
盧梭在他的《政治經濟學》中則說得更明白：「如果富人顯示闊綽的虛榮心可以從許多奢侈之物中獲得極大的滿足，那麼讓他們在享受奢侈時增加一些開支，正是徵收這種稅的充分的理由。只要世界上有富人存在，他們就願意使自己有別於窮人。而國家也設計不出比以這種差別為根據的稅源更公平更可靠的稅源。」
世界上許多商業發達的國家都早就這樣做著了。
中國將如何開始呢？
再給它點兒時間吧。
如果，一個時代為了「造」出一個富人，不惜以產生三個甚至數個窮人為代價，那麼不管它是不是商業時代，不管多少有思想的人極力加以讚頌，它總是要完蛋的。
羅斯金在《到此為止》一書中說：「既然窮人無權佔有富人的財產久為人知，我同樣也希望，富人無權佔有窮人的財產這一事理明昭天下。」
一切鯨吞、瓜分、巧取豪奪、揮霍浪費國家財產的人，都既不但對國家犯罪，同時也對人民犯罪，犯有製造貧窮罪和佔有窮人財產罪。因為道理是那麼的明白——那一部分財產原本是靠勞動者積累的。國家原本是可以用它救助一部分窮人，消滅一部分貧窮現象的。
蕭伯納在他的小說《巴巴拉少校》前言中說：「金錢大量地聚積在一部分人手裡，對他們來說多得沒有什麼價值了，而對另一部分人來說則少得可憐難以為生時，它就變成該詛咒的東西了。」
這樣的現象往往是由於——「給四個人每天三先令，讓他們干十到十二小時的艱苦勞動；而卻常常向另一個人提供不勞而獲的機會，使其輕而易舉地便會得到一千或一萬英鎊。」
這絕不是一個健康的、成熟的、人人衷心擁護的商業時代的特徵。
健康的、成熟的商業時代的基本特徵應該是——普遍的人們為了掙到使自己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的錢其實並不太難；某些人企圖掙比這更多的錢其實很不容易。
在中國，目前相反的現象還隨處可見。但是要消除這一種現象，中國又只有萬槳齊動，中流擊水。回頭恰恰無岸。
商業時代的一切負面弊端，只有通過商業的進一步發展才能療治。這一點是走過來了的國家向我們證實了的。好比一個在冰天雪地中決定何去何從的人，思考必須變得極為簡單——哪裡升起著炊煙哪裡就是繼續前行的方向。
而商業的炊煙，一向裊裊升起在時代的前面。商業不在其後插路標。它不但一向一往無前，而且總是隨身帶走火種。你需要火，那麼就只有跟隨它。國家是人類的公民，就像個人是國家的公民一樣。人類進入了商業時代，任何一個國家「公民」都只能「跟著感覺走」，遷移不到外星球去。中世紀的羅馬教堂曾發放過「贖罪券」——這意味著上帝也曾集資。宗教經商，贖罪靠錢，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商人是商業的細胞。商業是人類社會的動脈。商業其實從來不僅是人類的表象活動，也不僅是由它影響著人類的意識形態。它本身便是一種最悠久的最實際的意識形態的變種。它使政治像經濟。它使外交像外貿。它使經濟學像發財經。它使我們幾乎每一個人的靈魂都有一半兒像商人。它使商人像馬克·吐溫說的那一種人——「如果金錢在向我招手，那麼無論是《聖經》、地獄，還是我母親，都絕不可能使我轉回身去。」
它使道德觀念代代嬗變，它使人文原則更弦易張。
它給一切藝術隨心所欲地標價。不管是最古典的還是最現代的，最俗的還是最雅的。它使法繞著它轉。今天為它修正一款，明天為它增加一條。以至於法典最厚的美國，律師們喟歎當律師太難了。它慇勤地為我們服務，甚至周到至千方百計淨化我們每天所吸的空氣和每天所飲的水的地步，但同時一點兒也不害臊地向我們伸手要錢。你不需要幾萬元一套的馬桶，但是有別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潤，於是商便合法地生產之……你不需要純金的水龍頭，但是有別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潤，於是商便合法地生產之……它還製造《格林童話》裡的國王才睡的黃金床……它還在月球上開發墓地。將來肯定也要在月球上開發旅遊熱線。人覺得地球上的商品已經太多太多，但明天商業還會向人提供令人感到新奇的東西。
商業早已開發到了人的頭腦裡，人的心靈裡。人的思想人的精神其實早已入股商業了。人還敢嘴硬說人拒絕商業時代嗎？人有什麼資格拒絕有什麼資本拒絕？人每天的心思一半兒左右與商業時代有關。它本身微微地搖擺一次，萬億之眾的命運和生活就不復再是原先的狀態了！
物理學家說：人是熵的減少者。
化學家說：人是碳原子的產物。
生理化學家說：人是核酸與酸相互作用器。
生物學家說：人是細胞的聚體。
天文學家說：人是星際的孩子。
而商業時代說：我是人類的奶娘。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是。
談到將來，便確實產生了一個終極關懷的話題。人類不再吮「她」的乳汁行不行呢？這話題太沉重，也太遙遠。還是不討論吧！鄧小平同志的一種思想方法，不失為很實際的方法——如果我們的智慧不夠，不妨留給下一代人去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