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東歐劇變之後，遠在南方的古巴突然多了一倍的觀光客。觀光客湧進古巴，不只因為這個熱帶島嶼有美麗的椰樹海灘，更因為古巴已是西方世界的異物，是個活的冷戰博物館，也因為古巴經濟長期停滯，是個活的物質文明博物館；街上跑的、家裡用的、田里耕的、廠裡動的種種工具器物，在歐洲只有古董博物館中當靜物陳列，在古巴卻是日常用品。
農人推著老黃牛在酷日下犁田。婦人拿著50年前的熨斗燙衣服。男人開著1951年的龐大福特汽車。印刷廠的印模是1900年的機器。所有的器具當然都已經過千修百補。1991年之後，解體了的蘇聯終止了古巴最仰賴的經貿關係，古巴進入「非常時期」，物資全面凍結。
耕耘機壞的，沒有零件可修理；好的，沒有汽油可發動，所以黃牛開始耕田。卡車，不是壞了就是用不起汽油，無法運貨。於是黃牛種出的豆子和青菜亦無法運到城市出售。古巴賴以維生的蔗田、煙草、鎳礦，產量減少了一半以上。
糧食也限量配給。每人每月3公斤白米，一天一個比孩子拳頭還小的麵包。飢餓，使得成千上萬的人在1994年的夏天投向大侮，帶著自製的木盤木盆，想橫渡佛羅里達海峽奔向美國。不計其數的人死於海葬。
飢餓之外，人民還有政治的恐懼。有名氣的異議分子被流放國外，沒名氣的異議分子就離奇失蹤。不論是真是假，古巴人相信「每5個古巴人中就有一個秘密警察」。
但是，為什麼卡斯特羅不垮台？從1990年起，所有的旁觀者都在問這個問題。波蘭、匈牙利、捷克，甚至最落後的羅馬尼亞，都因為經濟破產和政治壓迫而遭到人民的反抗。古巴人有長期的反抗歷史——反抗西班牙、反抗英國、反抗美國的各時期的殖民者，為什麼沒有10萬古巴人走上街頭向卡斯特羅伸出呼喊的拳頭？牆壁上寫了38年的口號「不選擇社會主義就是選擇滅亡」被人塗掉了段首的「不」宇，但是為什麼卡斯特羅仍舊能安然地在今年1月1日慶祝他「38年革命勝利」？
歷史可能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東歐的共產黨是蘇聯強加於各國的具有傀儡性質的政權，代表蘇聯的殖民勢力。而古巴的共產黨卻是發自社會內部的真正革命政黨，它驅逐了美利堅帝國，代表的是一種反抗殖民的草根力量，有真正的群眾基礎。
台灣人可以容易地瞭解古巴歷史，因為古巴也是一個400多年來不斷由異族統治的島嶼。在當年台灣漢人逐步將原住民驅入山區使之成為山地人之前，西班牙人已經來到古巴屠殺了原住古巴的印第安人使之滅種。這些西班牙人的後裔變成了古巴人，開始在島上種植甘蔗、煙葉、咖啡，以古巴為家。以台灣為家的漢人受過葡萄牙人、明鄭、清朝的統治，其中三年一大反，五年一小反，鎮壓不斷。古巴人則不斷地抵禦西班牙的控制。英國人也來佔領過一年。1868年爆發了古巴第一次獨立戰爭，與母國西班牙打了10年的仗，沒什麼結果。獨立領袖流亡海外，到1895年掀起第二次獨立戰爭。
在慘烈的激戰中，死傷無數，最後贏得戰爭的，不是西班牙也不是古巴，竟是漁翁美國。1898年之後，美國勢力籠罩古巴達60年。台灣人和清朝統治抗爭不斷，在1895年落入日本的手中。馬關條約的簽訂沒有台灣人在場，1896年將古巴讓給美國的巴黎條約的簽訂中，當然也沒有古巴人在場。
為了爭取獨立而打了幾十年仗的古巴人，連抗議的聲音都來不及發出就變成了美國的殖民地。西班牙人走了，美國人來了，帶來了一部古巴憲法，完全和美國的一樣，但是多了條件書：當美國認為需要的時候，它有權力武力干涉。而在美國人眼中，這「需要」的時候相當多。在1933年，40％的糖業，90％的鎳礦，全在美國商人手中。令人想起日本株式會社在同時期如何壟斷台灣的糖業，正是楊達的「送報夫」時代。
美國在古巴設立了傀儡政府，典型的拉美模式。上台的總統只要聽話，如何貪污腐敗，如何血腥獨裁，都可以接受。總統一個接一個地換，一個比一個腐敗。1952年，當26歲的卡斯特羅揭竿起義時，他有太深太多的民怨做他的政治資本：他既反獨裁反貪污反無能，又反殖民反帝國反壓迫。他不僅是正義和真理的化身，更代表了古巴的民族尊嚴。
哈瓦那作協副主席艾拉斯是個受青年作家尊重的開明分子，他略帶感傷地說，「我和卡斯特羅在1959年並肩打過仗。他的理想和奮鬥曾經是我們一整代人的理想和奮鬥。我們對他是深有感情的，他代表著我們曾經獻身投入的一切。」
卡斯特羅的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又有聰明的揉合。在歷經400多年的殖民和半殖民統治之後（我們卻不該忘了：古巴白人自己又是古巴黑人和華人的殖民者），古巴人有了一個自己的總統，他能對蘇聯說不，更能對美國說不。一個極權政府若讓人民相信它同時是民族主義者時，政權就容易鞏固。
卡斯特羅不愚笨。在1997年的哈瓦那，房屋殘破不堪，馬路坑坑洞洞；人們花五六個小時等候公車上下班；垃圾堆散發出惡臭，垃圾車沒有汽油，不能來按時清理；教授每月工資只能買16瓶牛奶。在這樣困窘無望的時候，大街小巷看不見雞蛋青菜，只看見無數個革命博物館，無數個革命先烈的石膏像，無數本革命書籍、無數革命像與畫冊、革命紀念章、紀念碑、紀念公園、紀念建築、紀念標語海報……
觀光客來到哈瓦那，發覺這個城市什麼都沒有，除了革命。但是革命能吃嗎？卡斯特羅當然知道革命不能吃，但是為了不讓餓肚子的人上街鬧事，他必須隨時隨地提醒古巴人欠著他的革命債。
古巴不同於東歐，還有一個原因：東歐有西歐的榜樣，而古巴只有拉丁美洲。西歐的民主和富庶一直是東歐現實的「另一個可能」（alternative）。古巴的「另一個可能」卻是拉丁美洲幾十個貧富嚴重不均，政治鬥爭血腥的所謂「民主」國家。智利可以做樣板嗎？那兒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失蹤」。薩爾瓦多可以做模範嗎？那兒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被謀害。拉美甚至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像古巴一樣提供全民保健。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古巴的嬰兒死亡率降到1.5％，可以與先進國家相比。拉美的「民主」對古巴人所呈現的是一個比古巴更糟的可能。1952年出生的古巴小說家Pene Vazaquez Diaz說：
「我們想傚法的是西班牙式的民主演變：照顧社會的市場經濟、多黨政治、充分人權。但是啊，西班牙模式成功因為那是西班牙，不是危地馬拉、尼加拉瓜、智利、巴拿馬或是古巴。如果西班牙的岡薩雷斯是在薩爾瓦多搞運動的話，他的下場一定是在萬人墳裡一槍斃死；死在他身邊肯定是他的同志，生殖器被切下來塞進嘴裡！波蘭的瓦文薩到了危地馬拉會怎麼樣？工會主席嗎？不，禿鷲的肉糧！」
恐懼拉丁美洲的「民主」夢魘，恐懼流亡海外古巴法西斯派的反攻復辟，恐懼超強美國的殖民勢力，使得古巴的反對者猶豫不已；他們知道卡斯特羅的政權毫無希望，但是卡斯特羅之外的選擇，只可能更壞，更慘。
卡斯特羅也不斷地告訴人民古巴小島外到處都是敵人：拉美的血腥獨裁、流亡的法西斯、隨時要吞噬古巴的美國。美國在1996年加倍嚴酷的禁運更強化了卡斯特羅的修辭。於是，古巴人就生活在雙重恐嚇中：
美國人說，如果不除去卡斯特羅，古巴人的生活將更困難。卡斯特羅說，如果不與我合作，美國人馬上要來奴役你。
最糟的是，兩個恐嚇都是真的，兩個後果都是可怕的。
強人政權，他只要能成功地讓人民相信海峽對岸的大國比他自己更可怕，就可以安穩地掌權，一切人民的權利都可以因為那個敵人而合理地壓縮。這是典型的以恐嚇威脅治國。但是當古巴人真正有一天連一塊麵包都沒有的時候，恐嚇威脅大概也沒用了吧？！
199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