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以色列總統何索到西德訪問。自以色列立國以來，這是第一次。何索站在廣大的墓園中，眼前是青草如茵。42年前，他站在同樣的地方，面對著屍身未干的猶太同胞，橫七豎八地扔在土坑裡。42年後，立在德國總統Weizsacker的身旁，他沉重地對著墓碑說：
「以以色列之名，我再度發誓：我們絕對不會遺忘你們。」
雖然何索一直稱西德為以色列的「密友」，兩國的經濟關係也相當密切，猶太人沒有絲毫讓「死者已矣」的意思，更別提對德國人的原諒。裡根總統到西德Bitburg墓園去獻花，受到猶太人激烈地抨擊，因為在同一個墓園裡葬著幾個德國納粹士兵。二次大戰間血腥腥的罪行，對猶太人而言，不是一個會讓時間淹滅的歷史，而是傳家之寶，戒慎恐懼的，一代一代要傳下去，深深刻在每一個猶太人的心靈上。
四十幾年來，德國人又怎麼面對自己血腥的過去呢？「我的父親是納粹黨黨員，」艾瑞卡回憶著，「但是他從來不談那段歷史。在餐桌上，話題一碰到被屠殺的猶太人，他就走開，或者完全沉默。」
艾瑞卡今年50歲，家鄉在萊比錫，卻在瑞士住了廿年，是蘇黎世市立圖書館的工作人員。
「因為他逃避這個題目，所以到他死我都不知道究竟他覺得自己有沒有罪；猶太人整體被屠殺的故事他當時是否知道？我也不清楚。」
「我想我父親是知道的！」開書店的烏拉說，「雖然他也向來不說過去。」
烏拉是個相當典型的德國「綠人」；反核、反戰、反污染；支持女權運動、消費者運動、東西德的溝通。「避免戰爭發生只有一個辦法，」她強調著，「就是我們先把武器放下，如果每個人都拒絕當兵的話，這世界根本不會有戰爭。」
有一天，就在她這樣高談闊論的時候，烏拉的父親突然激動地問她：「你知道拒絕當兵的結果嗎？」
驚愕的烏拉聽著父親談起過去：「那些不願意接受命令的就被拖到樹林裡去槍斃了，你懂嗎？你敢違抗規定嗎？」「那是在父親去世之前不久。他顯得很難過，我大概刺痛了他本來保護得好好的心；可是，我也因此得知，父親顯然並不是無辜的，他顯然當時就知道納粹在屠害猶太人，只是他沒有勇氣反抗……」
今年55歲的斯杜克是西德Springer通訊社的資深記者。40年代，他是個驕傲的「小納粹」，穿著制服，踏著正步高唱愛國歌曲，滿腦子「救德國」的理想。只是個10歲的孩子，與童伴玩的遊戲卻是軍事部署，如何打敗敵國。德國投降，夥伴們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把撿來的槍枝彈藥偷偷埋在樹林裡，傷心地發誓，「將來要重建祖國！」
「納粹的真面目，歷史的真象，我們過了好幾年才開始瞭解。」斯杜克抽著煙，看著煙圈慢慢地擴散，深思著說：
「我認為德國人罪孽很深，不可原諒。」「可是40年過去了，你要一個民族背負罪孽背到哪一年呢？難道德國人要永遠活在罪惡感裡，一代又一代？」反問的是湯瑪斯，30來歲的經濟學博士。他與斯杜克對德國的歷史承擔有完全相左的看法，充分地表現出代溝來。戰後才出生的湯瑪斯問一個許多年輕人開始問的問題：
「事情發生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為什麼要求我去繼續懺悔贖罪？更何況，納粹的罪行其實也並非那麼舉世無雙的。俄國人的古拉格島、中國人的文化大革命、中南半島的種族迫害，都是一樣的血腥——」
「不對，不對！」斯杜克用譴責的眼光瞪著年輕的湯瑪斯，火辣辣地說：「你所舉的例子都是零星的、散漫的、沒有計劃的殺人與迫害。跟納粹不能比，希特勒那種有理論基礎、計劃嚴密、講究效率地消滅整個種族的作法，絕對是史無前例的，比任何別的例子都要殘酷……」
斯杜克猛搖頭，重重地說：「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斯杜克與湯瑪斯所爭執的正是80年代德國的知識分子所關注的焦點：德國往哪裡去？罪惡感的包袱能不能卸下？
德國人不是個逃避現實的民族。從12年的納粹惡夢中醒過來之後，知識分子無時不在進行對歷史的搜尋、檢討、批判。身歷浩劫的人（不只是猶太人，德國老百姓本身其實也是戰爭的「受害者」），譬如艾瑞卡與烏拉的父親，固然對惡夢避之不談，知識分子卻以刮骨療傷的態度面對醜惡的歷史。幾十年來，西德的報紙與雜誌隨時隨地都有關於納粹的文章：希特勒的起落，迫害的遠因、近因、方法、後果，猶太犧牲者的個案，德國的民族性，道德問題等等。政府的努力也不落後：阿登納Adenauer總統給猶太人發補償金；布朗德在華沙的猶太紀念碑前謙卑地下跪；從前的集中營變成博物館，把德國的罪行赤裸裸的公諸於世。
把自己的醜處暴露出來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極大的誠意與勇氣。戰後日本對中國人的態度，相形之下就顯得虛弱，而台灣政府對中國近代史的遮遮掩掩（譬如對二二八事件的躲閃），都是不敢正視歷史、不敢面對自己的表現。
經過40年不斷的反省自責，80年代的德國開始有了不同的聲音。去年一整年中，西德最受尊重的先進派刊物DieZeit（週報）刊載了廣受矚目的德國歷史學者之間的爭論。主題就是：在希特勒帝國已經消失了45年之後，德國是否仍舊應該繼續活在那12年納粹的陰影中？柏林的Nolte教授認為德國人沒有必要把自己看作一個史無前例的大怪獸，俄國人的古拉格與納粹的集中營是一樣的暴行。西德具領袖地位的歷史學家哈貝馬斯Habermas立刻提出嚴厲的反駁，指責諾特為德國人洗罪，意圖重建德國人的團結心與愛國心；這兩種「心」是像希特勒那樣的集權者鼓吹的口號，「一朝被蛇咬」的今日德國對這兩種「心」非常的戒慎恐懼。
兩篇文章引起一場筆仗。贊成Nolte的，強調德國在納粹之前已有綿長的歷史與成就，不必被那短暫的12年的包袱壓死。贊成Habermas的，認為把包袱挪開，就有重蹈覆轍的危險。
這場辯論並不只是象牙塔中一群禿了頭的學者之間的腦力遊戲，因為他們所爭辯的題目正是每一個德國知識分子所思考的問題，與當前政治也有著緊密的關聯。Habermas等人認為把納粹罪行與斯大林的俄國等量齊觀來減輕德國人的罪惡感，從而重建德國人的國家觀念，等於把歷史送給科爾這樣的執政者去鞏固他的權力。
科爾一再地強調他是西德第一位戰後出生的「新生代」總理——因此他與納粹的過去，和年輕的湯瑪斯一樣，是沒有直接關係的。他固然也不時提醒德國人要記取教訓，但他顯然希望從陰影中走出來。相對於當年布朗德對猶太人的亡魂下跪，今日的科爾在德國陣亡的士兵墓前獻花。
在國際舞台上，一度摧毀倒地的德國現在又成為眾人矚目的主角之一。在民族自信心緩緩療傷復元的過程之中，德國人對自己的處境與未來方向保持高度的敏感；尤其夾在蘇聯與美國的對峙之間，它似乎試圖找出一條自主的、屬於德國的路來。要找出這樣一條路來，德國人必須先弄清楚「我究竟是什麼」的核心問題。科爾對歷史的「新」態度或許可以給許多「新生代」的德國人一個「新」的自我認識，這，就成為他的政治資本。
哈貝馬斯等歷史學家發出警告的目的也在於此：歷史，不可以成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點點也不可以。
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