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年輕人，站在長安的街頭，看見執金吾的車騎盛大壯觀，威風凜凜
的駛過街市。年輕人暗暗對自己說：「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人群裡有另一個年輕人，驚詫於車騎的豪華，暗暗對自己說：「這是剝削
階級，有一天要消滅它。」
老人
近耶誕節，超級市場裡人頭鑽動，手推車堆得滿滿的，不時有盒糖果餅乾從貨堆頂上滑下來。在人群的擁擠熱鬧中，那個老人顯得特別冷清。
他慢慢推著車，東看看，西看看，拿起一個罐頭，又輕輕放下。推車裡空空的，只有小小的一盒巧克力。
有人忍不住開口問了：
「您是從哪兒來的？」
不說也知道，他來自東德。柏林圍牆解嚴之後，每天有幾萬人從東德湧入西德，親眼來看看資本主義社會。西德政府給每一個訪客100馬克（約1500元台幣），作為歡迎的札物。
「100馬克對我們是很多錢了，」老人很坦率的說，他的身邊已經圍了一小撮人，「我不想一下子花掉，只是挺想給小孫子們買點那邊買不到的東西，譬如巧克力……」
「其實，」老人搖搖花白的頭，有點困難的說，「收這一百塊錢，我卻覺得羞愧——這錢令人喪盡尊嚴呀……」
考夫曼太太站在老人背後聽著，神情黯然。她的車子塞得滿滿的，一盒奶油餅乾不時滑落到地上。等小圈人散了，考夫曼鼓起勇氣，輕聲對老人說：
「您願不願意讓我為您的孫子們買點巧克力？我會很快樂，算您幫我的忙——」我趕快轉過身去，幫她拾起地上的餅乾盒；我實在不願意看見老人的眼淚。
在停車場上，我們各自把一包一包的貨品塞進車裡，考夫曼突然停下手來；老人特別趕出來，再向她道謝。考夫曼太太又愉快又尷尬的說：
「這樣吧！我家有成箱成箱的巧克力，實在吃不完。放久就生蟲了。您願不願意告訴我你們在哪過夜？我待會兒可以給您送兩箱過去。」
老人楞住了，太太的善意顯然使他手足失措，只有我知道考夫曼說的是真心話。考夫曼先生是瑞士雀巢公司的高級主管，家裡邊好像有個巧克力聚寶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街坊鄰居的小孩到了她家，眼睛就發亮。
黃昏時候，考夫曼將兩箱包裝最華麗、最昂貴、最精緻的瑞士巧克力送去給那東德同胞。她穿著柔軟光滑的皮草大衣，自車內捧出箱子，氣喘喘的踏過雪地。老人已在門口等待。在巧克力箱子換手的那一刻，我好像用眼睛在讀歷史的註腳：
還有什麼比這兩箱巧克力更能代表資本主義？雀巢公司，一個巨大的跨國企業，有計劃的、不斷的吞食兼併掉較弱的企業。它的產品從糖果咖啡到嬰兒奶粉，它的市場從最先進的歐洲到最原始的非洲，無所不滲透。
老人伸出感謝而羞愧的雙手。
這不是社會主義的手嗎？經過40年的社會主義生活，度過28年柏林牆的禁錮，老人一朝跨出腳步站到外面來，卻發覺自己是別人同情和施捨的對象。老人的眼淚，除了感動之外，大概有更多的傷心和憤懣吧？
考夫曼太太將箱子遞過去，老人用雙手接住。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用這樣的方式接觸，在1989年末，一個年代的結束。社會主義也結束了嗎？
尼采
東德的許多知識分子並不認為如此。他們承認40年的社會主義制度遏阻了國家的發展，不，他們說，但那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那是斯大林主義；現在我們剷除了斯大林主義，要開始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那將是一個比你們資本主義優越的制度。
「你相信嗎？」
尼采先生搖搖頭。
他真的姓尼采，一個45歲的機械工廠「領導」，手下有20來個技術員工。
「我想相信，」他啜一口濃黑的咖啡，「但不知從何相信起。這咖啡真香，我們那邊買不到。」
「你看看我的工廠！一個清潔工人的工資和一個工程師的差不多，清潔工賺的可能還多一點，誰要苦讀去當工程師呢？我手下的工人可能日薪比我的還高，我作主管又有什麼意思？反正個人努力和收穫之間沒有因果關係，何必努力？所以我們東德工業還停在30年代——」
「你別笑！」尼采正色說，「我廠裡的機器就還是30年代的產品。整個東德簡直就是個工業博物館，全是19世紀的老東西！
「唯一解決經濟呆滯的辦法就是開始自由市場經濟，保護私有財產，鼓勵創業和競爭——一旦這樣做了，還叫『社會主義』嗎？那些學者、作家，如果把自由市場經濟也叫社會主義，好吧，那我就相信社會主義！」
尼采是第一次來到西德。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西德的富裕，」尼采給自己添了果汁——蔬菜和果汁都是東德缺乏的，「簡直令人難以想像。本來當然也知道西方富裕，可是實際走在街上，實際看見櫥窗裡琳琅滿目的東西，那麼多東西我實在從來沒見過——實在叫人驚。我簡直就不知道世界上有這麼多東西……
「還有，乾淨；到處都乾淨極了！是呀，同樣是德國人，可是東德確實比較髒，你想想看，我們冬天燒煤取暖，卡車運來兩噸黑煤，往我們門前一卸，我和一家大小就得花兩天的工夫把煤一鏟一鏟的運到爐子裡去。一個煤就把整個城市的街道、牆壁、空氣搞得烏黑，看起來就髒兮兮的……「哦，還有，這裡的服務，也是我們那兒不可想像的。剛剛你打電話給餐廳叫意大利餅，他們說馬上送來，對我這是不可思議。還有，打個電話計程車就來到門口，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還有，」尼采好像有說不完的話，也有一點激動，「我們東德不是老得奧林匹克各種冠軍嗎？可是呀，全民性的運動設施卻少得可憐。這裡，我注意到，每個小村小鎮都有游泳池、網球場等等；我住的村子有將近一萬人口，什麼都沒有。」
難道在西德就沒看見任何不好的地方嗎？就沒有任何不愉快的遭遇嗎？我忍不住問。
尼采想了半天，有點尷尬的說：「確實想不出來。」
那麼，西方是不是只在物質上優越呢？
「不只吧！」尼采歎了口，「你們一向有自由——自由不只是物質吧？一直到上個月為止，我在公共場所講話還得顧忌隔牆有耳，時時擔心秘密的忠誠資料卡上寫了些什麼，害怕鄰居向『有關單位』打小報告，也沒有出入國境的自由……你可以想像嗎？」
我當然可以想像；我嘗過不自由的滋味。
「親眼看見西德的好，」尼采顯得憂鬱起來，似乎在整理自己的思路和情緒，「其實使我內心覺得傷痛。同樣是德國人，怎麼我們落到這個地步？我曾經多麼信仰社會主義，即使在批評的時候，也總相信那些領導人總是一心為國的。現在他們的腐敗面一樁一樁被揭開：幾百萬馬克存在瑞士銀行、『軍事重地、不准進入』的牌子後面原來是高幹俱樂部，佈置得像皇宮……這些人怎麼對得起人民？我們又何其愚蠢，從來；從來就不會懷疑過共產黨領袖腐敗到這個程度——我很痛心，因為那是背叛、欺騙！」
「可是，我不會移民到西德來。東德有我的家，我的親人朋友，我愛我家鄉的一土一石，我不會離開，只是希望，希望這場社會主義的惡夢趕快過去……」
警總頭子
秘密警察，在東德叫「國安」警察，保護國家安全。需要「保護」，自然表示有個假想的敵人，「國安」局的敵人是對內的，自己的人民——那些對國家「忠誠」不夠的人民。「國安」警察要保護的，也是自己的人民，對領導政治路線不存異議的人民。這兩種人民要怎麼劃分？不太容易，所以需要秘密警察進行監視，需要「忠誠」記錄作為獎懲依據，需要出入境管理的各種措施來控制人民行動，需要新聞局和文工會之類的機構監督報紙和電視的內容……
柏林圍牆垮了，昔日權貴一個一個被軟禁收押。人民湧進「國安」局的大廈，想把那從前看不見也不敢看的黑手揪出來。
萊比錫的警總頭子在街頭被人民包圍。在詰問之下，他脹紅著臉，對著攝影鏡頭，還有電視機前幾百萬的人民，說：
「我錯了，我為我過去的所作所為覺得羞恥。」
電視新聞主播
多少年來，她是真理。
在螢光屏上，她以嚴肅但不僵硬的表情、柔和但不軟弱的聲音，以最穩重而篤定的態度將每天發生的事情告訴觀眾。她當然不只告訴人們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情，她也教導人們如何去理解、用什麼角度去理解發生的事情。
她的聲音和形象充滿權威，她的話不容置疑。
現在，東德人民成千上萬的聚在街頭，排山倒海似的吼叫：民主！自由！真相！
一個婦人作出噁心的樣子，說：「我再也不要見到那些人的嘴臉！」
那些人，指的是領導人物，還有那代表真理和真相的電視新聞主播。
西方記者鋒利的問女主播：
「你覺得怎麼樣？」
女主播回答：
「我自己也不願見自己的嘴臉！不管怎麼說，我是那大謊言網的一部分，我助紂為虐。」
銀行總裁
柏林圍牆頹然而倒，人們湧上街頭，狂喜而泣。陌生人在星空下熱烈擁抱，久別重逢的親友捧著鮮花和香檳；老年人流著傷感和記憶的眼淚，中年人露出半信半疑的驚詫，年輕人跨坐牆頭上忘情的歌唱，不懂事的孩子騎在父親的肩頭咕咕的笑……人潮像湧動的海水，激發出喜悅的浪花。
可是有些人卻以完全不同的心情看柏林圍牆的頹倒、社會主義的分崩離析。
有個叫何豪生的人死了。就在我們家往溫水游泳他的路上，他的奔馳車突然爆炸。
何豪生是德意志銀行總裁。埋伏炸藥的，是西德恐怖組織「赤軍」。德意志銀行是西德最大的商業銀行，在世界金融中舉足輕重。「赤軍」在70年代興起，意識形態極度左傾，專門以西德和美國的軍事和經濟領袖為暗殺對象。到80年代尾聲，這個組織的核心退縮到大約只有15個人，但是它和資本主義作戰到底的決心顯然並不曾動搖。
何豪生，在「赤軍」眼中，是資本主義的代表。把他炸個粉身碎骨，是「赤軍」對世界局勢的表態：東歐社會主義或許在解體中，但「赤軍」將堅持到底。
何豪生被謀殺的次日，最不可能走上街頭的人竟然走上了街頭：上千名銀行界人士聚集在法蘭克福市中心，表示默哀與抗議。「這是極少數人對整個社會的挑戰、宣戰！」我的老朋友沉鬱的說。他是蘇黎世信託銀行的資深主管。我們並肩走在法蘭克福的古老石板路上。
「西德的年輕一代，不曉得為什麼，有著偏左的意識形態。」
「譬如說？」我仰頭看見他花白的兩鬢。
「譬如說，昨天我開車去開一個會，那是一輛奔馳300。在銀行出口車子停下來，一群嘰嘰喳喳的高中生從旁經過，我聽見一個大概十五六歲的女生說：
『你們看！這些腦滿腸肥，剝削階級的銀行家開的車子！』」
我忍不住微笑。老朋友卻很嚴肅的說：
「不好笑。當時我聽了，覺得很受傷害。那是個非常不公平的指控。我買得起什麼車，是我個人工作努力的結果，不偷不搶不騙。說銀行是剝削階級，這是典型的左派分子說辭。他們要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可是今天的社會主義搞成什麼樣子？這些年輕人接受一個意識形態，覺得激進時髦，卻和現實完全的脫離——」他搖頭。
我聽見教堂鐘響，思緒飄得老遠。
一個十五六歲的西德青年，看見銀行前一輛黑色的昂貴奔馳車，直覺的反應是：「這是剝削階級！」一個十五六歲的台灣青年，如果在銀行前看見一輛黑色的昂貴奔馳車，他的反應是什麼？台灣許多雜誌作過調查，大多數人心目中最成功、最有影響力、最值得傚法的人物往往是王永慶，台灣的大資本家。看著奔馳車，一個十五六歲的台灣青年大概會說：「有一天，我也要和他一樣！」
有一個年輕人，在長安的街頭，夾在人潮裡看熱鬧。執金吾的車騎盛大壯觀，威風凜凜的駛過街市。年輕人暗暗對自己說：
「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人潮裡有另一個年輕人，他也驚詫於車騎的豪華，暗暗對自己說：
「這是剝削階級，有一天要消滅它。」
哪一個年輕人對呢？
齊奧塞斯庫
在莫斯科大劇院看芭蕾舞。
表演結束之後，所有的觀眾，包括台上謝過幕的舞者，全都轉向劇院後上方鼓掌。我好奇了，舉頭一望，台上站的竟然是戈爾巴喬夫夫婦，還有他們當晚的國賓——齊奧塞斯庫，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的總統。
觀眾興奮而熱烈的鼓掌，兩國領袖優雅的微笑、揮手。鼓掌，是為了齊奧塞斯庫嗎？蘇聯的人民難道不知道齊奧塞斯庫是一個心狠手辣的現代暴君？多少人因為他而流離失所，多少人因為他而冤死苦牢，你怎麼能為他鼓掌？
東歐劇變後，許多人和我的想法相同：這把火，大概燒不到羅馬尼亞，因為齊奧塞斯庫的秘密警察像鐵蓋似的緊緊罩著羅馬尼亞，外面的風不容易吹進去。
可是最不可思議的竟然也發生了。
和過去的25年一樣，齊奧塞斯庫又在首都演講，人民又聽令聚集在廣場上，手裡又拿著標語布條，嘴裡又喊著「萬歲」的口號。國慶、解放日、勞工節、齊奧塞斯庫華誕……都要來這麼一套，25年如一日。
突然之間，在誰也不曾意料的時候，喊萬歲口號的人們變了臉色，他們口中喊的竟然是「打到齊奧塞斯庫！」「我們要自由！」
本來機械化的手勢變得生動有力，口號像草原上的野火竄燒，熱烘烘的形成怒吼。齊奧塞斯庫站在高高的看台上，驚慌失措。
沒有計劃，沒有組織，只是人心鬱積了40年，一日之間，像洩洪一樣的暴發，要求解放。
齊奧塞斯庫逃亡。
人們在秘密警察的大廈裡發現屍體，上千具屍體。幾天前齊奧塞斯庫曾經命令軍隊對示威的群眾射殺；屍體中有中彈死者，更多的，卻是那種全身緊綁繩索和鐵絲網，血肉模糊，顯然受酷刑而死的屍體。
電視鏡頭攝到一個嬰兒的屍體，硬幫幫的，像炸過的脆蝦餅。
忠於齊奧塞斯庫的警察部隊開始和反齊奧塞斯庫的正規軍進行巷戰。老百姓闖進紀念齊奧塞斯庫的博物館，撕他的書、對他的照片吐口水、焚燒他的海報、推倒他的鉛銅像……聚在街頭的人們，不知應該為被暴政所殺的同胞而哭，還是為暴政已亡而笑。一個滿臉鬍鬚的中年男人出現在西德電視上，他說：
「我們經歷了40年的社會主義，25年的個人獨裁，羅馬尼亞是個苦難的國家，請——」
中年人嗚咽不成聲，眼淚流下來——「請幫助我們在自由中站起來……」
齊奧塞斯庫被捕、被殺。朝代結束。
轉機
也許是因為在灌輸式、教條化的教育中成長，我已經不相信任何教條，不相信「仁者必勝」，更不相信「暴政必亡」。但是在這80年代結束的一年，我目睹了東歐的革命；我震驚，我感動。不論是不曾流血的東德，還是流了血的羅馬尼亞，都是「人」的意志在改變世界，在扭轉自己的命運。在東德，人們用腳步來表達對專制的唾棄，在羅馬尼亞，人們用生命、用拳頭，去抵抗獨裁的暴力。
獨裁、專制、腐敗，不是哪一個主義制度所獨有，但是東歐革命狂潮就應該給所有的專制政權，不管它是否社會主義，一個冰冷的警告：暴力，不能持久。
或許有些教條竟是可信的。
在年代的轉折點上，望著流血流淚的東歐，我震驚，我感動，我心懷希望。
1989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