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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德國最壯觀的「大河文學」出現了。
這部作品的厚度有100公里長，每一公里大概有1000多頁密密麻麻的文字。其中18公里是尋常百姓的生活點滴，11公里是「壞分子」的活動細節，剩下的70公里嘛，還不清楚是什麼。
作者的名字是「東德公安部等」，「等」包括85000名秘密警察和數十萬名埋伏在社會各個角落的「線民」。作品裡的主角，是東德1700萬人口。作品的名字或許可以叫「圍城」，因為這1700萬人住在圍城裡，四周有70萬枚地雷，6萬枝自動掃射機關鎗，還有，1100只訓練有索的狼狗。
今年一月，「大河文學」公開，人們湧進那蜿蜒100公里的陰暗的文字迷宮裡，尋找自己的故事。進去的時候，心裡已經藏著不樣的預感，出來的時候，臉色蒼白，雙腿顫抖，太亮的陽光使人暈眩。
做妻子的，發現那定期到秘密警察那兒去報告自己行蹤和言談的，是共枕10年的丈夫。做學生的，發現記錄自己「不當」言行的，是那課堂上授課的老師。作家，發現自己某年某日私下讀了西方的刊物，打小報告的是那長年進出自家書房和廚房的知交。牧師，發現自己在幾年前所以大病，是因為醫生遵從公安部的指示，開給他損壞腦神經的藥劑。異議分子，發現自己和辯護律師當年的「密談」內容，白紙黑字的記載著。病人，發現自己對精神醫師的傾吐，一卷一卷錄在大河文學裡……
人們早已忘懷了某年某月某日和某人在某地做的某事，突然像血證似的攤開在眼前，角落裡寫著出賣者的代號——他們是街坊鄰居，是親人、知交、文友、愛人，是為你治感冒的醫生，為你辯護的律師，為你指引人生的教授。
這部大河作品涵蓋的廣度、滲透的深度，遠遠超過蘇聯克格勃和納粹蓋世太保的成就。它在讀者心中引起的靈魂深處的顫動和哀慟，更不是一般文學作品所能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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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者彼普的故事被安排在「壞分子」的11公里中。1987年，波普妻子裊麗可無意中對女朋友透露了自己對婚姻的厭倦感，這個女朋友馬上到公安部去交了份報告：裊麗可有意離婚。
負責波普這一章的作者——公安部第22處處長，立刻開始佈局，寫下了波普故事的大綱：
第一階段：促使裊麗可申請進修以加強她與其夫分手意向……同時進行，避免波普本人在其工作單位及社交生活有任何陞遷或改善可能。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二階段：擴大波普婚姻危機，加強女方離婚意願，應設法使裊麗可與第三者（線民哈洛得）發生親密關係。完成日期：1987年6月。
第三階段：給波普工作單位主管寫匿名信，使波普成為問題人物。完成日期：與前同。
第四階段：在《青年》報上發表波普和前妻（克莉）所生女兒一篇文章，讚美其「堅定的社會主義信仰」，以之為榜樣來警告壞分子。完成日期：1987年5月。
第五階段：促使波普女兒就讀學校加強對該女政治信仰教育。該女兒最得波普寵愛，影響其女兒應可加深波普無力感及家庭分裂。完成日期：1987年3月。
第六階段：在波普朋友圈中散佈不利於他的謠言。完成日期：持續進行。
大綱訂好了，人物的發展卻不十分順利。裊麗可現在記得，1987年中有個法官朋友曾經邀請她去看戲，原來那就是奉命引誘她的線民。親密關係不曾發生，婚姻還沒有破裂；圍牆，先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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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鴻的故事只是不起眼的一小節，因為他是個小人物，他的遭遇也太尋常。
24歲那年，尤鴻想逃離圍城，運氣不好，被逮到，判3年徒刑。不算什麼，在東德圍城統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而被判徒刑，平均起來，每兩天就有一個人逃亡、被逮、坐牢。許多單身母親攜帶幼兒逃亡，被捕之後，母親下獄服刑，幼兒，就被共產黨送給黨性堅強的家庭去收養，從此不知生身父母。
尤鴻被關了3年；出獄前，他信口說，西德的制度比東德好。獄友轉身打了小報告，於是尤鴻又被判了一年四個月的徒刑。這是1965年，罪名是「危害國家安全」。不算什麼，在28年的圍城中，有78000人以同樣的罪名下獄，也就是說，將近30年來，每天有8個人因為「危害國家安全」而坐牢。尤鴻的命運不值一提。
16個月徒刑的前5個月，尤鴻被關在精神病院裡，強迫用藥。終於出獄之後，也在一個餐館工作，時間很短，因為，不知怎麼回事，他隨口罵了句「共產黨豬玀！」報應來得很快，尤鴻又被抓進了精神病院，醫師說：你再犯一次錯，我們就不得不用藥劑來改造你了。
尤鴻又被釋放，認識了一個在公安部上班的女郎，他告訴這個女郎公安部不是個好地方，勸她洗手不於。結果有點反高潮——他又進了監獄。
1984年，尤鴻終於又得到了自由，可是失去了身體健康，失去了20年青春歲月，失去了這一回合的整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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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100公里長、30噸重的「大河文學」裡自成一個世界，一個繁複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懷疑社會主義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產黨合作的都是白的。現在這部記載一個民族生活的巨作經過沖洗，拿到陽光下一看，世界顛倒過來，黑的全變白，白的全變黑了。
那85000個秘密警察，失了業，噤聲的潛入社會各個角落裡，另謀生活。有辦法的，自然搖身一變，從公安部小主管變成了什麼合資企業小經理。人們也不十分注意。真正成為過街老鼠，人人追打的，倒是那數不清的、躲在底片世界中的、為共產黨作「走狗」的「線民」。
東德的末代總理戴麥哲爾——記得他和西方列強簽訂和平條約時那悲劇英雄的姿態嗎？統一沒多久，末代總理就灰頭土臉的下台，人們說，他是「大河文學」裡有代號的一個線民。東柏林洪堡大學一向是東德學府重鎮，大學校長芬可，灰頭土臉的被解聘了，人們說，在底片世界裡他是一個依附政權的密切合作者。作家，一個接著一個被揪出來，誰是誰的告密者，「狗屁精」，弄他個水落石出。
像尤鴻那樣遭受迫害的人，現在熱切的尋求「天理報應」。不要把一切罪行怪在制度頭上，他們說，制度，是人做出來的，而且往往是某些特定的個人；追究責任是法治的根本。
那被揪出來的人，坐在破碎的世界裡，既不知如何詮釋過去，也不知怎麼面對未來。曾經和政權合作給牧師「藥物治療」的精神醫師，把背對著媒體的鏡頭；他從此不能再開業行醫，更無法再面對社會——「給我安靜吧！」他哽咽地說。
更多的人，曾經只是跟著大伙跑跑龍套，沒害過人，卻也沒救過人。而今價值觀念突然翻轉過來，他連自己是清白還是有罪也迷惑了。於是，一個東德部長提出一個實際的自我檢討的辦法：不必問太抽像的問題，他說，問問自己幾個最具體的問題就可以決定自己究竟是否昧了良知，譬如說——人們為了自由而被射殺在柏林牆下的時候，你的立場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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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還有太多的人活在那底片的世界裡。希望他們有一天能見到陽光，在陽光下看那沖洗出來的世界。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