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4個年輕人，30歲都不到，在洶湧的人潮中走向法院。其中一個金髮的，緊緊握著自己母親的手，好像一個怕在百貨公司中被人沖走的小孩。攝影記者的燈不斷的閃著，金髮男子用手掌遮臉，忍不住哭了起來。如果他們「殺人」的罪名成立，15年的牢獄等著他。
旁聽席擠滿了世界各地來的記者，這畢竟不是個常見的案子，這是一場歷史的審判。時間是1991年9月，地點是統一後的柏林，這4個年輕人，是柏林牆的東德守衛。
兩年前一個冬夜裡，剛滿20歲的克利斯和一個好朋友，名叫高定，偷偷潛伏到三公尺半高的大牆下，開始攀爬。槍聲響了之後，克利斯轉過身來，面對著守衛，大概想叫他們別射吧，可是下一顆子彈由他前胸穿入。高定的腳踝被擊中，他還來得及將自己的身份證奮力往牆那邊丟出去。
瀕死的克利斯和受傷的高定被守衛像貨物一樣在地上拖著。高定呻吟著要救護車，守衛班長，25歲的施密特，掏出手槍來對著他：
「再喊就斃了你！豬玀！」
施密特，就是那個牽著母親的手、當眾哭泣的年輕人。
克利斯躺在冰涼的水泥地上，斷了氣。
他不知道，幾個月之後，成千上萬的人用腳踩塌了柏林牆；他不知道，他是這堵牆下最後一個犧牲者。
在開庭的休息時段裡，一個穿西裝的男人穿梭在人群中分發圖片。他是柏林一家專門報導酒色財氣姦殺擄掠的雜誌主編。他把兩張照片放在克利斯母親的手上——這個母親，沒有機會和兒子見最後一面，她只是從東德政府收到一份通知，告知她克利斯已死，連死亡原因都不提及。
現在，這個母親突然見到了兒子最後一面——兩張照片是克利斯赤裸的屍體，正面一張，背面一張。前胸彈洞清晰可見，後背上佈滿了屍斑和污血。
雜誌主編立在一旁，等著看母親的反應；他要寫一篇快稿。
辯護律師所倚賴的基點是，這些士兵是執行命令的人，他們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就好像一個職業劊子手，嘿，你總不能要求他每次揮刀之前作個道德裁判吧？
檢察官卻試圖反駁：不對不對，每個人都有選擇的可能。
你難道不知道許多人反對這個制度嗎？
不知道。施密特說。
東德有許多教會，你不曾去過嗎？
不曾。
你的同伴和朋友中，難道沒有人拒絕當兵嗎？
也許有。但你得坐兩年牢。
你難道不知道西德人對圍牆的射殺感覺悲憤？
不知道。
對圍牆的自動射擊裝置——你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那是保護我們國家安全最有效的設施。
一問一答之間，人們恍惚通過了時光隧道回到40年前，在一樣的地點上聆聽相似的問答。這4個東德士兵所面對的是當年納粹官兵所面對的指控；今天的柏林法官所思考的是當年紐倫堡法官所思考的難題：
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嗎？
用這個國家的法律去審判那個國家的人民，公平嗎？
執行命令者和施發命令者同罪，公平嗎？
要求軍人把個人良知放在服從軍令的原則之上，公平嗎？
如果你說不公平，這4個年輕士兵是無罪無辜的，但你怎麼面對克利斯傷心欲絕的母親——她說，如果殺人的人是無辜的，那被殺的算什麼？
這40年的共產黨統治之下，東德有成千上萬個克利斯的母親。你對她們說什麼是公平？
施密特的母親，卻也有話說。
她說，你們不去審判昂納克，卻來懲罰幾個聽命的小兵，這算什麼公平？
許許多多的人，同意她的辯護。只要昂納克還躲在莫斯科覆蔭中一天，人們就可以憤慨的引用德國諺語：「大頭放生，小鬼遭殃。」畢竟始作俑者是昂納克，他在1974年親自下令：越牆者一律格殺。現在他逍遙法網之外，在全德電視上還固執的表示絕無侮意，審判4個小兵實在令人覺得荒誕。
可是，40年的家國不幸，是不是追究到這頭髮稀少的80歲老頭，就算完了呢？
德國「明鏡週刊」的發行人奧格斯坦，對各方人馬聲討昂納克的盛況嗤之以鼻：
「千千萬萬的東德人遭到身體和精神的迫害。連死者也要吶喊：復仇！
「然而復仇對象是誰？誰又有權利復仇？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沒有人會相信西德情報局不知道圍牆那邊的真象，可是儘管如此，西德仍舊幫助東德進入聯合國，昂納克還被邀訪問西德，當國賓禮遇，被西德政治人物尊稱為「閣下」，西德政府還用防彈車去保護他的生命。
「現在，卻要公審他！
「以前為什麼不下通緝令？不但不下，基社黨主席還要求他在一張菜單上簽名留念！」
奧格斯坦對德國的政客說的是，你們這些要通緝逮捕昂納克的人，正是長年來默許他、支持他的人，你們哪有資格談「復仇」？說穿了，奧格斯坦認為西德政客也無非是消極「幫兇」罷了，沒有權利大張旗鼓的談正義公理。
奧格斯坦把問題扯得更松寬，也更一團糊塗了。如果西德政客是默許的「幫兇」，那麼那1700萬忍受獨裁統治的東德人民本身難道在某個程度上，不也是默許的「幫兇」？
誰是默許的幫兇，誰是無辜的受害者，這其間的界線竟是如此模糊！
審判繼續著，罪與罰的道德辯證繼續著，清算與平反，日爾曼人的方式，在大城小鎮進行著。
東德原有18萬名教師，其中2萬人，在經過審查之後，已被解聘。解聘的理由：曾經是東德政府的支持者。在有些地區，凡是負行政責任的，譬如督學或者校長，不必審查就一律革職，因為，簡單的邏輯指示，不是共產黨的支持者根本就當不了督學或校長。
一個醫院的大門守衛面對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問他是否知道那所醫院屬公安局所有？知道。是否知道政治異議者也被關在裡面作「精神治療」？知道，但我只是一個大門守衛。
你身上帶有武器？
有。
那麼，當有人從醫院想逃走時，你是否必須開槍？
低頭。
這個守衛，也受到解聘的處置。
如果你覺得這種清算太過火（當然，當我們好人在追究壞人的時候，沒有人會用「清算」這個可怕而難聽的字眼），你得瞭解東德人期盼「平反」的心懷。是克利斯的母親在哀求「還我公理」；是高定的母親這一輩的人在大喊，「把所有曾經忠於黨的老師揪出來！趕出去！」因為他們害怕思想的污染；是數也數不清的小市民，在自覺半生已毀的現在，要求親眼看見罪與罰的實現、看見公理的驗證，用來治療自己或者永遠不可癒合的傷口。
如果你覺得這種日爾曼式的清算太過火，那麼，想想看，是不是有一個中國式的清算呢？
誰是默許的幫兇？誰是無辜的受害者？誰有權利對誰報復？誰有權利行使公理？
我等著看罪與罰的印證、清算與平反的實現，中國式的。
1991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