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台灣《中國時報》專欄中讀到廖玉蕙女士一篇關於教育「孩子」的文章。「孩子」因為學分不夠，要求教授讓他補修課程，但他要求的語辭不夠婉轉周到，教授要「孩子」回頭反省，再來陳述理由。「孩子」改過了，教授答應了，「孩子」歡歡喜喜地離開。
文章令我大吃一驚，因為作者筆下這舉止天真可愛、接受教誨、從頭到尾被稱為「孩子」的，竟是一個即將大學畢業的人。一個二十三歲的「孩子」。
去年在奧地利一場演講會上，我權充好朋友李昂的英語譯員，為她作即席口譯。一群台灣來旅遊的大學生也在聽眾席中，其中一人舉手問了一個關於性解放的問題；我譯成英語，然後等李昂回答。
李昂說：「你們小孩子不知道哦，上一代的女性……」
我嚇一跳，心想：好姐妹，你怎麼能稱他們為「小孩子」？
可是看看學生表情，我多慮了，他們個個面露微笑，專心聽講，顯然根本沒人注意到自己被稱為「小孩子」，更沒人引以為憐。但我不能將「你們小孩子」翻譯出來；把大學生稱為Kids或德語的Kinder會讓在場的西方人摸不著頭腦。尤其在德語文化裡，老師們對中學生都開始以「您」來稱呼。我面臨一個文化差異的問題。
又收到一份報紙：台灣政治大學阿拉伯語系教授在課堂上打學生手心……
咦，這是1996年的台灣嗎？十二年前，我寫過「幼稚園大學」，指陳教育者以愛護為借口，使大學生幼稚化、馴順化，實際上是為政治當權訓練順民。十二年後的台灣早已天翻地覆，教育基本上已脫離政治控制，那麼為什麼，為什麼我們二十多歲的大學生還被人打手心，被人視為「孩子」？
台灣的大學教育與近年來的社會改革其實亦步亦趨；我們看見大學法的修改，看見教授治校的實踐，看見學生運動在校園內外的發展。1972年，瞿海源和楊國樞兩位學者曾經發表他們對「大學生現代化程度與心理需要的關係」所做的調查。學生的「順服性」是一項重要的指標。今天的大學生出生在反對運動洶湧的70年代，成長在街頭抗爭熱烈的80年代，他們的「順服性」絕對與二十四年前的大學生截然不同。經過解嚴的政治洗禮，今天的大學生也絕對不再是十二年前國民黨專政下的「幼稚園」大學生。
今年四月，在一個以女性解放為議題的討論會上，我聽見身為大學教授的主講人說：「我開這個會是要讓你們知道，讓你們瞭解。」完全是傳統的上對下的威權口吻，我又為他緊張了：你怎麼知道，台下坐著的人懂得不比你還多？
壯哉斯言。我猜想那身為教授的得到了一個極有價值的教訓：年輕人不可小視。我也希望那口出不遜的年輕人不只是口出不遜而已；有真正知識作為實力的人，才有挑戰權威的資格。
現在的大學生，不同於二十四年前或十二前的大學生，他們敢到立法和教育主管部門門前靜坐示威，敢對校務提出異議和抗議，敢公開自己不合於社會主流的性戀傾向。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們知道自己靜坐示威的立論所在，知道異議和抗議之後要有建議，知道反社會主流的得失代價。多元民主的制度使他們得以掌握某個程度的知識以及知識所引伸的自我權利的自覺；知識促成「敢」的行動。
這樣的大學生，為什麼被他們的教授稱為「孩子」？這樣的大學生，為什麼樂意被他們的教授稱為「孩子」？最具弔詭的是，教授和學生兩方都可能為近年的民主喊過激情的口號——更別忘了，這一代學生所享受的自由民主是他們教授那一代在「少年十五二十時」努力爭取來的。民主最中心的涵意之一不外乎：建立人民自主。公民可以與當權者論政，百姓不懼與衙門興訟。人與機構，人與人之間平等對待。如果這是我們所理解的民主，那麼我們怎麼解釋，時至今日，教授與學生之間仍然以父子、母子關係來彼此認同？
想來是因為，「幼稚園大學」的形成，除了政治操縱的原因之外，還有相當重的傳統文化因素。沒有任何制度是憑空運作的，它無可避免地必須在傳統的軌跡上行駛。同是代議政治制度，在印度、在意大利、在俄羅斯，有大異其趣的面貌。民主在今日台灣的實驗，更是意外百出、驚奇不斷。中國傳統的五倫觀念並沒有被移植過來的民主制度真正動搖。我們的教授和學生可能在公的領域裡積極推進現代民主，在私的領域裡卻延續傳統中以權威及順從為主軸的師生父子觀念。其間的矛盾可以有多重解釋，但充分顯示了台灣價值變遷的轉型性格。
傳統的五倫觀念當然不見得一定是負面的。行為科學家已經指出，中國社會中信服權威的依賴關係使個人較有安全感，焦慮因而減輕。問題是如果民主是我們今日的共同追求，而且我們理解，民主不僅只是一種選舉的政治形式而更是一種個人的生活實踐，我們就不能不審視自己某些隱藏的矛盾。如果民選出來的總統自認是民族救星摩西，如果爭取到自由的反對黨在黨內壓制異己，如果行政官員在家中暴虐妻子，如果教授在教室裡打大學生的手心——或者倒過來說，如果大學生容許教授打自己的手心……我們的民主是不是仍舊在「幼稚園」階段？
二十多歲的人，可以是驚世才華正初露頭角，可以是碌碌凡人卻胸有成竹，而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執意將他當作「孩子」，他，也就眾望所歸地變成一個「孩子」。
這樣的「孩子」，不是我們所期望的吧？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