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七年，蘆溝橋事變一年之後，日軍逼近漢口，戰爭慘烈地進行著。北京的《新民報》在九月刊登了一則廣告。為了「測驗國民對於反蔣與擁護新政權之熱情」，《新民報》「徵求漢口陷落日期大投票」，舉辦有獎征答遊戲。以郵戳為憑，誰猜準了漢口陷落的時間，將得到獎金五百元。漢口陷落日期與時間「以日本軍入漢口日本租界之時日」為標準，應徵者只限於中國人。
廣告刊出四天之內，《新民報》稱已收到一千八百三十五封應徵信，其中一名「王斯善君」還附上一首歌詞，《祝漢口陷落歌》：
一、武漢三鎮空豪言呀，漢口陷落在目前呀，呀咦哩，咦呀哩，漢口陷落在目前呀，呀咦哩！
二、漢口陷落蔣府崩呀，喚起人民來慶祝呀，呀咦哩，咦呀哩，喚起人民來慶祝呀，呀咦哩！
三、慶祝漢口早陷落呀，漢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咦呀哩，漢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
十月，《新民報》宣佈得獎名單。標準答案是，日軍在「二十六日午後三時十分」踏人漢口日本租界。總共有58627個人參加了征答活動，頒獎儀式盛大隆重。北京各界都派代表參加。得獎者都是「英氣勃勃，一望而知為有為之新民青年」。
報紙紙張陳舊發黃，好像世事漫隨流水，全已淘盡，我卻覺得毛骨聳然。當漢口陷落有獎征答大活動盛大進行的時候，漢口的中國人正在被異族屠殺。一個叫曉東的人這樣描寫戰時的漢口：
有一次敵人利用漢奸的活動，致警報發出不久，敵機已經臨空。我空軍人員駕機截殺不及，只得讓敵機在漢口武昌漢陽三鎮的天空任意投彈，結果炸毀房屋無數，死傷人民達一千以上……（《學生月刊》）
也許根本沒有「王斯善君」這個人，尤其根本沒有什麼56000封應徵信，但有沒有並不重要，《新民報》的文章是中國人寫的。《祝漢口陷落歌》如果不是「王斯善君」的作品，它就是《新民報》內部編輯的創作，出自一個中國人的手。
究竟是誰呢？究竟是什麼樣的中國人為《新民報》這種明顯賣國的機構效勞？究竟是什麼樣的中國人，眼睜睜看著自己民族的災難而搖旗吶喊新民主義呢？這些人對所謂忠奸之辨是否有過內心的辯論？
台灣人劉捷的自傳為這些時代的問題寫了一個小小的註腳。書名很長：《我的懺悔錄——一個歷經日據時代，中日戰爭，台灣光復，反共戒嚴時期所遭遇的台胞之手記》。今年八十四歲的劉捷和多數日據時代的青年精英有相似的履歷；日本留學，回台服務。青年劉捷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台灣新民報》的記者（也叫《新民報》，和北京的《新民報》卻南轅北轍）。與多數台灣青年不同的，劉捷在1937年來到北京。《新民報》舉辦「漢口陷落有獎征答」的時候，他在北京工作。做什麼呢？
日本憲兵司令部和北京市警察局共同進行電影和出版品的檢查，用我們理解的語言來說，就是思想警察，言論箝制。他們需要一個精通日語和漢文的人，台灣青年劉捷正好勝任。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或許有人要問劉捷：你怎麼會為日本人作控制中國人的事？
就法來說，劉捷根本不必理睬這樣的問題；劉捷其時畢竟是所謂日本國民！可是，劉捷沒有像賴和那一代人所擁有的民族情感了嗎？這麼一問，問題就複雜了。青年劉捷是怎麼變成日本人的「思想警察」呢？，首先，他碰見了一個日本憲兵准尉，此人「為人忠厚對台灣人舊知有一份親密的友情。」准尉推薦劉作這個工作。第二個考慮：劉的朋友也認為這個工作可以使劉的北京話更進步。劉捷的感覺更單純——「我離開台灣，經大連天津終於在北京找到固定的職業……此年次女劉愛玲出生……。」
劉捷在淪陷後的北京作政治的工作，但他的思慮以及接受工作的動機，卻極端的缺乏政治。他後來甚至變成徐州警察局的保安科長，和蘇北特別行政區長官郝鵬舉的貼身秘書，都是政治性相當「嚴重」的職位，劉捷的理由卻極簡單：因為他的日文好，所以接了這些工作，全屬偶然，工作只是工作！郝鵬舉在戰後以漢奸罪名被槍斃。如果劉捷不是台灣人，很難說他不會受到波及。
劉捷的懺悔錄是個寶貴的資料，因為它很誠實地記錄了一個台灣人的時代命運。劉捷沒有「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考慮政治方向的改變而試圖為自己辯解——他仍舊認為郝鵬舉是「中國軍人中不可多得的典型」。他也不曾對自己進行「政治正確」的檢討。回顧波濤洶湧的一生，他只歎息「我不是英雄豪傑，長期在現實社會的對立，相剋，爭鬥，摩擦中掙扎」。那是個「很顯明又悲哀的時期時代」。
也許沒有56000個人參加了「漢口陷落有獎征答」大活動。當然沒有那麼多，但是一定有。在大時代的浪濤裡，有的人是隨波逐流的，為自己留下洗不掉的污點。你能怪他嗎？你能不怪他嗎？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