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帶著槍和刺刀，在1937年11月進入蘇州。古城裡，能走的人都走了，剩下的是不能走、不願走的，大多是引車賣漿的升斗小民。十個月之後，《大公報》的記者報導了蘇州淪陷後的面貌。
中央飯店改成了「軍慰安所」，食堂的女招待站到大門口外去拉客，門口的招牌寫著「蘇州美人第一線待應」。大街小巷的牆壁上，國貨和歐美貨品的廣告全部取下，換上了「仁丹，老篤眼藥，味素」。
記者忍不住他的嘲諷：「蘇州人的摹仿性，最適合於做順民。」（1938年9月8日《大公報》）
署名「小小」的記者對蘇州人不甚公平，因為適合做順民的，不只是蘇州人。同時在德國佔領下的歐洲，「順民」也不少。法國、比利時，都有和德軍合作的「維新政府」，更有巴黎和布魯塞爾的金髮碧眼「美人第一線侍應」。
我不知道的是，抗戰勝利之後，蘇州的「順民」和那些「美人」怎麼樣了？
在法國，那些金髮「美人」，還有和德國士兵墮入情網的女孩子們，被憲警和一些自告奮勇主持正義的人從家裡頭拖出來。她們的頭髮和文革時代一樣被剪剃成陰陽頭或者光頭，然後遊街（別以為只有中國人做過這樣的事情！）。
剃剃頭髮不算什麼；毆打、私刑、謀殺，才是真正的算帳。據估計，大戰後，大約有三、四十萬法國「順民」和「美人」被私下「解決」掉。被殺掉的當然就沒有為自己辯護的歷史機會，那沒被殺掉的，如果機運好，還有可能乘著歷史的浪頭翻身——一個曾經為法國維琪政府效勞過的年輕人後來成了法國總統，那個人的名字叫密特朗。你能想像汪精衛手下的什麼處長成為今天中華民國的總統嗎？
對「順民」算帳最嚴苛的，是比利時。四五到四九年間的軍事法庭大量地審判「順民」，程序草率而任性；辯護律師往往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就匆匆判刑，能夠證明被告清白的證物棄置不顧，證人則往往受到恐嚇，甚至被驅離法庭。
在法庭外，私刑進行著；被指為「賣國賊」、「比奸」的人被強暴、被凌虐、被殺害。在法庭內，重刑像獎品一樣的發出。被判刑者的妻子兒女一併入獄，財產沒收。只要在清算名單上的，不論判刑與否，都成為懲罰對像：不准上大學，不准任教師、記者，不發給護照，不能申請電話線，不能開銀行戶頭……。到五十年後的今天，比利時這個小國家還有五萬人被褫奪公權，不能投票。
為什麼比利時對「順民」比其他歐洲國家都來得嚴酷呢？是比利時人對忠貞的要求較高嗎？
翻開正義「肅奸」的表面，就可以看見下面蟲蛀的骯髒的痕跡。構成比利時國家的兩個主要民族：講法語的Wallone和講富來明語的Flame。後者一向處劣勢，他們覺得自己的語言和文化都受到法語族群的壓抑。當德軍在1940年佔領了比利時時，許多富來明語群的民族主義者認為機會來了，他們可以用德國人的勢力來制衡法語族的強勢。與敵軍合作的「比奸」中兩個族群的人都有，但是富來明族的參與動機與法語族的人非常不同：他們多不是納粹主義的追隨者，而是企圖為自己族群爭奪權力的民族主義者。
這些人下錯了注。德國敗了，法語人坐在審判席上，算帳的時間到了。這一個族群的「義士」是那一個族群的「叛徒」。
我真想知道，蘇州的「順民」和「美人」後來怎麼樣了。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