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直在談香港，這個紅頭髮的女人。她和丈夫在香港住了三年，剛回來。談到什麼海灘，她說：「那兒不能游泳，週末時全是Natives」。
她突然住嘴，轉過臉來看著我，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地說：「對不起。但是——您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她的意思。
她在為Natives這個用詞自覺尷尬。Natives，本地人，土著，總出現在自覺來自高文化的人口中，指涉客居地的群眾主體，充滿了19世紀帝國主義的意識。
這是20世紀末年，帝國主義的感情余緒還深植在這個白種女人的語言裡；不同的是，她為自己不留心的洩露而臉紅。
往歷史回走五十年，她不會有這份不安。
Herbert Yardley是個美國情報員，專門解讀密碼。在第一次大戰後，他成立了「美國黑室」竊讀日本的電訊密碼。1938年底，Yardley來到重慶，為戴笠訓練情報人員，成立了所謂「中國黑室」，希圖探知日本的通訊。戰後，Yardley以自傳小說的方式寫了他在重慶的一年半戰火生涯，書名就叫《中國黑室》。由於其中牽涉到對日本的情報工作，這本書遲到1983年才出版。
用1995年的眼光來讀這本1945年寫成的書，感覺是震驚，震驚在短短的五十年前，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如此赤裸的、無恥的存在著。Yardley是一個鮮活的樣板。
身為重慶政府的外國顧問，Yardley飽受優寵。他住在重慶市長讓出來的官邸，享受拍掌即來的傭人和司機。戴笠為他從香港買來一卡車的外國罐頭食品，供給他一個從香港飛來的私人廚師。這種種享受，在遍野哀鴻的戰時中國。
當時圍繞在這位外國顧問身邊的中國人怎麼看他，我不知道；Yardley怎麼看圍繞在他身邊的「土著」，倒是清清楚楚地流露在書中。
奉戴笠之命到香港去接待Yardley的翻譯，姓林，初見外國顧問就問他，外國女人的乳房和「那個」是不是紅色的。於是Yardley去找了兩個法國妓女，用戴笠支給的車馬費付錢，要她們裸給林翻譯看看。
「中國人？」她們大叫，」噁心地說，「中國人！」
「兩百港幣也不幹嗎？」我說。
「中國人！」她們又叫，「呸」吐了口痰。
這個美國人到了重慶，進入每一個屋子，他的觀察是，這個屋子沒有暖氣，沒有地毯，沒有窗簾，沒有字畫。他所接觸到的中國人，軍官都是貪生怕死、愚蠢殘酷的；廚師偷菜錢，司機偷汽油，傭人是奸細，號稱大學生的女人私底下一定是妓女，從歐洲留學回來的醫生全是不學無術的蒙古大夫……中國人大概連聖誕節是什麼都不知道，還有，他們的英語都說得破碎可笑。
在Yardley的眼中，中國人喝湯像癩蛤蟆吞蒼蠅；中國人吃蛋，先吃蛋白，然後用臉去吸流質蛋黃；中國人的臉那麼黃，是因為他們害了幾千年的瘧疾。「回美國之後如果有人問我對中國最深刻的印象，」Yardley對他的美國讀者說，「那就是：四萬萬五千萬個人起床，咳嗽，吐痰，擤鼻涕！」
還有，一個字可以總結這位外國顧問的中國印象。
「臭！」他說。
無知使人狂妄。Yardley牢牢地鎖在他的無知和狂妄中，但他畢竟不是睜眼瞎子。他對另一個外國人說：「外國人不會永遠享受特權的。有那麼一天，你打了你的中國傭人就得上法院了。」
是有那麼一天，當一個白人不小心用了Natives這個字就轉身向我道歉，那是距離外國顧問Yardley在重慶五十年後的一天。世事變革不可謂不大，可是，我並不曾忽視，她道歉的是自己的不小心，而不是自己有那Natives的觀念意識。
路很長。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