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十五年過去了。
歷史的潮水早已漫平了記憶的沙灘。即便有幾隻貝殼留下波紋兒，也很淡很淡了。
打倒「四人幫」後，我高級軍事機關重新確認，半島的防禦重點仍然在北不在南。八十年代初，軍隊大整編，D師的番號同他們的防禦任務一起被取消了。
隨著歷史的大轉折，命運對活著的人做了重新安排。
秦浩在軍政治部主任的寶座上沒坐多久，「九·一三」事件爆發，龍山工程與「五七一工程」之間被理所當然地劃上了一條連線。秦浩被隔離審查。他先後寫下了五十萬字的交代材料，所供認的罪行，驚心動魄，駭人聽聞，成為所在軍區的一樁大案、要案。一個龐大的專案組，內查外調，歷時八年，足跡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耗資十五萬元，卻越查越亂。最後，組織上對秦浩一再交代黨的政策，他方承認：五十萬字的交代材料中，凡是他早就劃了著重號的地方，——全是假的!
這樣，能夠落實的秦浩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惟一聯繫，是他在兩年間寫給林彪的七封效忠信。結果，不要說林彪，就是連「林辦」的一個字回音他也沒收到。他的信除在「敬愛的」前面多加了幾個「最」字以外，都是當時報刊上的常用詞
經查，所謂「具體關懷」，是他偶爾聽一位首長閒談時說到，林彪視察半島期間，不知什麼緣故，林彪看過的那張軍用地圖上被鉛筆戳了個洞。出於某種不可言說的「悟性」，秦浩親自查看了當年那張「1：50000」的半島防禦圖，破洞之處恰在龍山。這就是規模浩大的龍山工程以及秦浩始終不肯說破的所謂「具體關懷」的全部根據。至於「題詞」一說，則是秦浩在「九大」開會期間先放風，後行動，未能如願的一件憾事。
一度被奉為聖物的「金盃」、「寶椅」確係林彪視察半島時的下榻處——九角樓軍招待所之物。那是秦浩在沒有搞到「題詞」無法收場的情況下，巧立名目，厚著臉皮，打通關節專門從九角樓要來的。不過，軍招待所有同樣的茶杯五百隻，縱然動用最先進的偵破技術，也無法鑒定哪一隻杯子上曾留下過林彪的唇印和指紋。那椅子經鑒定系光緒年間所制，不失為一件古董，是當年德國傳教士連同九角樓一併留下的舊物。權威人士論定：林彪弱不禁風，生性怕寒，是斷然不敢「臀顧」那把冰涼梆硬的棗木太師椅的。
真相大白，人們反而不敢相信了。秦浩如此拚命投靠，林彪政變之前又急於搜羅黨羽，為何拒而不納呢?猜來想去，終於有人悟出了奧秘：查老根兒，D師是屬於「華野」的……
據說，不久前有人在龍頭崖的塋地裡見到過秦浩。他已鬚髮皆白，目光癡滯，在僻靜背人的林陰處踽踽獨行，像一塊移動的化石……按照《公安六條》，陳煜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未待「驗明正身」，林彪折戟沉沙。他被宣佈無罪釋放。抓是有理的．放是正確的。做復員處理。回省城後，他被安排到一個區的文化館，從此潛心作畫。一九七九年的一個冬夜，畫室的門突然被推開了。D師一位年輕的新聞幹事風塵僕僕地星夜來訪：「陳煜同志，我是師黨委專門派來的，你是我們部隊的『張志新』呀!師裡決定……」陳煜用那依然拿著排筆的手，木然地把來訪者擋在門外，訥訥地說了一句：「扯——淡。」重新關上房門，繼續往他的畫布上塗抹油彩……
殷旭升拒絕接受晉陞為團政治處主任的任命，不久就作為連職幹部轉業了。接收單位考慮到他在部隊的本行，又是多年的學毛著積極分子，讓他繼續搞政工。他死活不幹，只要求去食堂賣飯票……他賣了十四年飯票，沒出現過一分錢差錯。
彭樹奎和菊菊自從那個風雪天踏上闖關東的路，部隊的人便沒得到他們一個字的消息。不知這兩口子是在東北落了腳，還是輾轉回了老家。他們的老家——那個曾窮得出了名的聊城，這幾年已成了全國聞名的由窮變富的典型。不管他倆在天涯海角，都會從廣播裡聽到家鄉喜訊的……一批又一批地開進來了，鐵路正向龍尾村延伸。冷落了十幾年的龍山，重新響起了建設者們的開山炮聲。
龍尾村的土地全部被徵用，失去了土地的人們興高采烈地投入了建設者的行列，並成為這座城市的第一批居民。規劃中的龍頭崖將建成旅遊文化中心，崖上的十九座墳塋是注定要遷走的了。有關部門曾聯繫將這些墳遷入半島地區烈士陵園，陵園方面則說：「按現行政策規定，非戰爭死亡人員均不能算烈士，何況他們是……」下面的話沒忍心說出口。對這十九座墳究竟做何處理，目前還是一樁懸案。不過，除民政部門外，對遷墳的事並沒有多少人放在心上。火熱的工地、未來的碼頭、高樓、馬路、商店、公園、影院、舞廳……足夠他們想的了。只有龍尾村那些上了年紀的人們還時常念叨：
「要是那支隊伍還在的話，幹這活兒，一個頂十個!……」
李存葆《山中，那十九座墳塋》全文完。
文學不應對歷史留下空白
李存葆
近兩年來，我經常思考「文革」中乃至「文革」前「左」的那一套給我們今天生活留下的「後遺症」。我痛切地感到，「文革」雖已成為歷史，但生活的內容卻是刀子割不斷的。昨天的矛盾會延續到今天，今天的矛盾也會延續到明天。昨天的「因」，往往是今天的「果」。沒有極左路線「十年」的登峰造極，也許很難有今天這如同大壩開閘般的洶湧變革洪流。今天，改革已成為任何個人都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表面上看，改革的路障似乎被拆除了，但我們卻時時會遇上「地雷」，而這些「地雷」裡裝的無不是「左」的火藥!我們仍需用百倍的勇氣，去蹚過一個個「雷區」。由此，我固執地認為，和改革一起前進的文學固然值得提倡(寫改革也離不開昨天的歷史)，但「反思」文學也同樣會給今天的生活以啟迪。這便是我寫《墳塋》的初衷。
我不敢說《墳塋》是徹底否定「文革」的作品，我寫時沒有那樣明確地想過，稿子寫了近一半時，才聽到黨中央提出要徹底否定「文革」。況且，「文革」的大悲劇絕非「十九座墳塋能否定得了的。我只能說，因為我對「文革」中的那段部隊生活還熟悉，便寫了這篇東西。
《墳塋》在揭示矛盾方面，稜角要比《花環》大一些。我非常感謝《崑崙》編輯部在刊用這部小說時，不僅沒有讓我磨掉可能引出點小麻煩的稜角，而且還鼓勵我再放開一些。《墳塋》所揭示的矛盾，或許有人接受不了。對一部作品，不論從思想還是從藝術見解來說，要讓所有的人都接受，那是絕不可能的。中國之大，十億之眾，對一部作品毀譽不一，見解不同，是十分正常的。只要不是看風轉舵，重溫「大批判」的舊夢，誰心裡有啥就說啥，是政治開明的表現。
在創作中我抱定這樣的態度：作家對生活應該絕對真誠。雖然有人想用一句「自然主義」來否定「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概念本來是清楚的)，但我還是按照自己認準的路走下去。寫《墳塋》時，我力求自己能有點對歷史、對人民負責的觀念，去再現那荒唐年代中「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嚴峻的真實。中國士兵的忠誠堅貞、英勇頑強、吃苦耐勞和犧牲精神，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都無法匹敵的。我常常想大聲呼喊：「中國士兵萬歲!」我就是帶著這樣的情感來寫彭樹奎、郭金泰、孫大壯、陳煜、劉琴琴、王世忠、甚至是殷旭升的。儘管他們在《墳塋》中都不可避免地扮演了悲劇的角色，成了無謂的犧牲品。然而，人生的悲劇又往往是無知造成的。孫大壯、王世忠等人的死，不能完全歸於極左路線的重壓，還在於他們的無知。在這些戰士身上，生活的艱辛鑄成了他們的美德，文化的貧乏又造成了他們的蒙昧。顯然，在這部作品中，我偏重於描繪他們的美德，而沒有過多地去剖析他們的蒙昧。嘲諷這些戰士，我落筆發抖，於心不忍。儘管我知道魯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剖析的那種「劣根性」，是產生悲劇的土壤。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沒有文化的人民是很難掌握自己命運的。一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歸根結蒂，原因在於經濟。「文革」的悲劇發生在我們這個歷史悠久而經濟不發達的民族身上，單把責任歸於領袖人物和問罪於幾個野心家，顯然是不夠的，值得我們深思的東西太多了。
有人說文藝不要再去表現「文革」了，這實在難以苟同。回顧那段歷史的確是痛苦的，但我們仍需痛定思痛；閉上眼睛無視那段歷史也許容易，但我們卻沒有隨意忘卻的權力!況且，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日益發達的今天，文學不會也不應該給歷史留下空白。我認為，站在比較高的歷史角度來反映「文革」的作品，不是嫌多，而是嫌少，真正稱得上史詩性的作品還沒出現。「文革」作為歷史的大悲劇，其經驗教訓很值得文學去總結、去再現。寫好這方面的作品，防止歷史的悲劇重演，將作用於千秋萬代。時代在呼喚中國的莎士比亞。真正從宏觀入筆寫出那場悲劇的根源，描繪那段極為複雜的歷史，塑造出各種各樣稱得上藝術典型形象的大作品，隨著時代的前進，肯定要出現的。
《墳塋》在藝術表現上會給人若干缺憾。筆力不足且不說，它是我在「背水一戰」的情況下匆忙完成的。我雖在四月份就完成了構思，但因忙，直到《崑崙》第六期上別的稿子已下廠一個多月了，我這部稿子還在趕寫中。搶先上市的果子必然帶有青嫩和酸澀。
我感到，只要我們的思想再解放一些，只要「左』』的幽靈不再不時地在我們面前晃蕩(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剝削階級思想和外來不健康的思想對我們的影響)，只要我們創作準備做得充分一些，軍事文學大面積的豐收和「全方位」的突破，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選自《小說月報第二屆百花獎獲獎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