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流氓朝鐘鼓樓下走來

    一個小流氓朝鐘鼓樓下走來。凶多吉少。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許多成年人來說,彷彿不過是昨天的事。由於這場長達10年的動亂扭轉,切斷了大量過去正在發展中的事態,所以,當動亂過去,人們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接續以往的線索時,往往不得不把這10年暫時當做一個空白,就彷彿時間到了1966年夏天突然凍結,而到了1976年秋天,才又復甦似的。前幾年報紙上時常把實際早已超過35歲、乃至逼近50歲的作家稱作「青年作家」,便是一例。因為人們——包括他們自己——都覺得他們的實際生命,需要從實際年齡中扣除掉一個「10」。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爆發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到1982年卻已經整整16歲,並且經歷了他個人生活史中的幼年、童年、少年等階段,而開始向青年時代演進。他們靜悄悄地生長著。
    現在那其中的一個,便在鼓樓前的大街上從南朝北走。
    他的名字叫姚向東。和他同齡的人之中,有許許多多的向東,衛東,立東,頌東(還有衛彪、學青之類,不過都迅即改掉了)……在他們上幼兒園的時候,阿姨教給他們「打倒叛徒內奸大工賊」的歌謠;在他們小學快畢業的時候,老師又給他們講劉少奇爺爺的豐功偉績。在「開門辦學」的日子裡,他們參加「邁社會主義步,堵資本主義路」的活動,老師為提高他們的覺悟,組織他們看電影《青松嶺》,回來開會批判電影中那個搞「自摟」的錢廣;而在初中畢業的前夕,「分數掛帥」的浪潮洶湧澎湃,老師為了讓他們盡可能考上「重點高中」,鍛煉作文的能力,又組織他們看了電影《柳暗花明》,回來寫觀後感,批判極「左」路線對農民合理願望的粗暴踐踏……原來社會向他們灌輸「愛情」和「金錢」是羞恥的觀念;如今社會上充斥著無處不見的「愛情」,並且通過對「萬元戶」的宣傳,使他們懂得了錢越多越光榮的道理……小小的年齡,貧乏的經驗,尚未發育完全的中樞神經系統,承受如此巨大的、頻密的、戲劇性的大轉折,他們會產生一些什麼問題,出現一些什麼心態,導致一些什麼後果?似乎我們的教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一時都還來不及進行細緻的專題研究。在我們的社會生態群落中,不管你對他們這一茬人忽視還是重視,反正他們無止息地生長著、活動著。
    話說姚向東穿著一件米黃色的羽絨登山服,雙手插在登山服的斜兜裡,嚥著唾沫,百無聊賴地從南往北走。
    他是被從家裡轟出來的。起因,便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登山服。
    姚向東的父親,20世紀60年代末從部隊轉業到區級機關當保衛幹部,對姚向東一向是管束得很嚴的。在姚向東四五歲的時候,父親就向他灌輸著「長大參軍當兵」的意識;母親是機關的打字員,自然也盼著姚向東快快長大,快快入伍,她為姚向東縫製了仿國防綠的小軍裝,衣領上還綴以紅布仿製的領章,自然還有小小的軍帽,帽子上別著真正的紅五星帽徽——是姚向東父親從老戰友那裡,特意為兒子要來的。一直到十來歲左右,姚向東內心裡充盈著這樣的優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我爸當過解放軍,我長大了也要當解放軍!我爸有的是老戰友,只要我長大,我爸一句話,我就能當上兵!」
    姚向東剛上小學的時候,放學的路上,遇見過小流氓搶帽子的場面——一個戴著國防綠軍帽的中學生在人行道上走著,突然一個小伙子騎著車飛快地竄來,經過那中學生身邊的一瞬間,伸手抓走了他頭上的綠軍帽;中學生叫喊時,騎車的人已然拐進了前面的街巷中,不見蹤影。這驚心動魄的場面,即使姚向東隱隱覺得搶帽子的人真「蓋」1,又使他進一步意識到一切與「國防綠」有關的東西的珍貴。
    可是姚向東上到小學四年級以後,周圍的社會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小流氓們不再搶國防綠軍帽了,並且中學生們也都漸漸不以穿綠軍制服、戴綠軍帽為時髦。少年兒童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又流行穿一身藍——藍制服、藍褲子,配一雙雪白的球鞋,彷彿那便是「帥」字的體現。冬天,開始時興戴栽絨帽子,穿皮夾克——沒有真皮的,人造革的也湊合。小流氓們又搶開了栽絨帽子。又一個冬天,栽絨帽子過時了,剪羊絨帽子方興未艾,小流氓們的搶劫目標又一次轉換。到1982年的這個冬天,登山服開始流行。似乎再沒有人盼望著參軍當兵。功課上有點希望的,盼望著考上大學。像姚向東這號小學畢業後沒能考上重點中學,初中畢業後又沒能考上重點高中,而功課又越來越差的少年,既不再艷羨入伍當兵,考大學又明擺著毫無希望,畢業後更勢必要待業家中,心中便不免茫茫然,沒著沒落。
    對於兒子的管教,姚向東父母倒也一直沒有放鬆。尤其是父親,見到兒子不爭氣的表現,除了一頓急風暴雨般訓斥,氣急之時,甚至脫下鞋子,用鞋底亂抽亂打——往往要做母親的一邊遮攔,一邊哭喊,方才罷休。教子無效,方法不妥固然是一個因素,而本身對迅速變化的社會生活的不理解不適應,牢騷滿腹,苦悶難遣,當著兒子講怪話,卻又不許兒子說怪話;兒子提出問題,回答不了,便拿兒子撒氣;對兒子講的道理越來越抽像、乾癟……是令兒子不服管教的更主要的因素。兒子在父母的面前,漸漸變得虛偽。
    姚向東所在的那個學校,是所「非重點」中學,老師們——尤其是班主任——工作還是相當努力的。一方面,他們花大力氣把一部分尚有學習積極性的學生調動起來,讓這些學生在題海中苦航,爭取能爆出冷門——考上大學,既為學生們自己爭氣,也為學校爭光,倘若這樣的學生逐年增多,那麼,他們這所中學便有希望進入「重點」的行列;另一方面,他們也想盡各種辦法把姚向東這號的「後進生」管束起來,讓他們在校內不至於吵鬧,在校外不至於被派出所拘留。不過,由於教育從來不是萬能的,而他們對姚向東這號學生的管教又未免失之於粗糙,姚向東在老師們面前,也漸漸變得虛偽。
    這天中午,臨到吃飯的時候,姚向東母親才發現,兒子身上穿的那件登山服,並不是她給他買的那件腈綸棉的,而儼然是羽絨的——儘管顏色很相近,衣兜和風帽的樣式也相差不多。她不禁問道:「怎麼回事?你這衣服哪兒來的?」
    姚向東滿不在乎地說:「跟同學換著穿的。」
    母親訓斥說:「哪有換著穿的道理?人家這件是羽絨的,比你那個貴上一半,你給人家穿壞了,咱們怎麼個賠法?你那件腈綸棉的穿著不是一樣暖和?幹嘛非追求時髦?」
    偏這時候姚向東父親從裡屋走了出來,一聽,一看,不禁怒火中燒。姚向東原有一件棉襖,是用父親過去的軍棉襖拆洗改做的,姚向東套著藍制服穿了幾天,便吵著要換件登山服,說什麼:「現在誰穿這樣的破棉襖?我們同學個個都有登山服!」當時雖然生氣,倒也沒有發作。確實,如今中小學生穿登山服的很多,家長們似乎都挺有錢,有的更給孩子買真正的皮夾克穿。比起來,自己和姚向東他媽大概是家長中最窮酸的——兩人都在事業單位,干拿工資,沒有一點外快,負擔又重——雙方都得按月給老人寄錢,姚向東的姐姐剛從幼兒師範畢業,分到幼兒園工作,還沒轉正,僅能自給自足;這麼個經濟情況,姚向東吵鬧著要買登山服,他母親自然只能是給他去買件腈綸棉的,沒想到這小子現在越來越不知足,竟把同學的羽絨登山服弄來穿在自己身上,這簡直是貪得無厭!
    姚向東父親一見姚向東穿著別人登山服的那副賴相,便忍不住大喝一聲:「不要臉!你給我脫了!」
    母親忙上去攔住他,勸慰說:「你的血壓!你先別急,慢慢給他講道理!」又扭頭衝著姚向東說:「還不快跟你爸認錯!吃完飯,你就去跟人家換去。聽見了嗎?」
    姚向東覺得母親是在護著自己,有恃無恐地坐到飯桌前,嘟囔著說:「什麼不得了的!我們淨換著穿。」說著便拿起了筷子……
    父親一見,越發怒不可遏,使勁一頓腳,宣佈說:「你別吃飯!我這個家不養你這號少爺!你滾!」
    姚向東便站起來,聳聳肩膀,轉身走出了家門,對於背後傳來的父親和母親那糾纏在一起的喊叫聲,幾乎是完全無動於衷。
    姚向東一通兒瞎轉悠。在什剎海前海小花園裡,他擠到亭子邊聽了聽戲——那裡常有一些市民聚集清唱京劇,姚向東感興趣的自然不是京劇本身,而是那些拉琴、唱戲的人那種逗哏的模樣;又到什剎海前海的冰面上,霸道地「借」一個同齡人的冰鞋,溜了一陣野冰;忽然感覺餓得難受,便下意識地來到了鼓樓前的大街上。
    鼓樓前的大街,即地安門外大街,從南到北分佈著不少的飯館。從歷史上看,北京著名的飯館,大部分佈在南城,又尤其是前門外一帶,除所謂「四大興」——「福興居」、「萬興居」、「同興居」、「東興居」——而外,如煤市街的「致美齋」,大柵欄的「厚德福」,陝西巷的「醉瓊林」,韓家潭的「杏花春」等等,也都頗為著名;當然西城、東城也有一些數得上的飯館,西單一帶曾有包括「大陸春」、「新陸春」、「同春園」、「淮陽春」、「慶林春」、「鹿鳴春」、「四如春」、「方壺春」在內的所謂「八大春」;西四南有「同和居」,西華門外有「萬福樓」,東城隆福寺街有「福全館」,東四北有「同和樓」;北城一帶,據說清末民初煙袋斜街內的「慶雲樓」,白米斜街內的「慶和堂」,什剎海畔的「會賢樓」,都曾盛極一時。到了1982年年末,南城、西城、東城的飯館雖有不少變化,一流的大飯館仍保留了不少,而北城,又特別是鐘鼓樓一帶,除鼓樓邊上的「馬凱餐廳」和銀錠橋頭的「烤肉季」較為著名而外,大都淪為一般。不過,雖然如此,那鼓樓前大街上飯館的種類卻頗為齊全。過去有人把本世紀初的北京飯館分成幾類:只賣包子、餃子、餛飩、餡餅、米粥之類的切面鋪;只賣豬肉、羊肉菜餚的「二葷鋪」;標榜「應時小賣,隨意便酌,四時佳餚,南北名點」的小館子;供應小型宴飲的中等飯莊;飯店、酒樓、會堂合為一體的大飯莊;經營西餐的「番菜館」;總計七種。除後兩種暫付闕如外,前五種在如今的鼓樓前大街上都還存在,並且每種之內又還有所變化。
    16歲的姚向東自然絕不會知道,也不會探究鼓樓前大街上飯館的盛衰增減,但是,由於他感到餓了,所以,當他無目的地從街南朝街北走去時,他的嗅覺卻有意識地捕捉著從那些飯館中逸出的氣息。
    在這條大街最南頭,馬路東邊十字路口拐角處,有一家門面頗大,品種頗全的國營小吃店,還有一家門面極小、專賣「褡褳火燒」的個體小吃店。按說姚向東既然肚子餓了,搜索出他衣褲兜裡的所有「鋼兒」1來,還是能從那兩家買到足以果腹的食品的,但姚向東此刻卻沒注意到它們——他走在大街西邊,西邊十字路口拐角處是新開張不久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鋪」,大約剛有一屜三鮮餡包子出籠,從那包子鋪裡飄散出好一股誘人的暖烘烘的香氣。姚向東不由得登上包子鋪面前的台階,隔著門玻璃朝裡面望去。呵,怎麼那麼多的人,坐著的還沒吃上,背後已經站著等座兒的人,飯桌上堆滿盤子、筷子,也沒人及時地收拾。從飯堂深處飄出一陣陣像霧一樣的白氣,好聞真是好聞,可誰有耐心進去排隊買票、等座兒?何況把兜裡的錢全掏出來,說不定還買不下二兩——姚向東想到這兒,歎了口氣,跳下台階,繼續朝前走。
    往前,過了「光明藥店」和「長青輕紡服務部」,有個「露明園餛飩館」,裡頭人倒不多,姚向東卻吹著口哨管自走了過去。他可不稀罕餛飩。他想吃正經的炒菜。怎麼才能弄到一張「鋼鐵」1呢?如果能弄到一張「團結」2,那就更「蓋帽兒了」。不知不覺他已經走過了白米斜街,走過了「虹光服裝店」和「北京文物商店收購部」,並且走過了後門橋,來到了「合義齋」飯館門前。正當他朝飯館大門走去時,忽然傳來了一聲尖脆的呼喚:「小拽子!」3
    那自然是叫他。姚向東扭過頭去一看,原來是同班同學,外號叫「阿臭」的,騎著輛亮閃閃的二六小女車,捏閘停在了馬路邊。
    姚向東便走攏去同阿臭搭話。
    阿臭是個圓腦袋、圓身子的胖小子,戴著一頂剪絨帽子,穿著一件式樣新穎的皮夾克。他咧開大嘴,依舊尖脆地問:「小拽子!你他媽的跟這兒踅磨什麼啦?」
    「小拽子」即姚向東,一把搶過阿臭的剪絨帽子扣到自己頭上,喜出望外地說:「你丫挺的,管他媽什麼閒事!你這他媽是到哪兒『拍婆子』去?」
    阿臭伸手去夠小拽子頭上的帽子,小拽子躲閃著。阿臭不滿地說:「你他媽的騙了『小羊子』的這身衣服還不夠,又他媽的跟我犯賤來了,還我!我他媽的還有事呢!」
    小拽子便趁機要挾說:「我他媽的還沒吃飯呢,你丫挺的管我飯錢,我就還你帽子!」
    兩人的對話實在不雅,略作記錄,以存資料,茲不再贅。總之,在一種既粗野又親暱、既蠻橫又義氣的交談授受之中,小拽子終於歸還了阿臭的帽子,而阿臭也終於借給了小拽子一元錢。
    阿臭這綽號的來歷,是因為其人愛放屁。小拽子呢?所謂「拽子」,是北京新俚語中,對一手一足萎縮的小兒麻痺後遺症患者的稱謂。早在小學時,姚向東因為曾跟在一位這樣的殘廢人身後,把那人走動的姿勢模仿得惟妙惟肖,故而在一群男同學的哄笑聲中,獲得了小拽子的綽號,後來竟一直沿用到高中。
    對於當代青少年中污言鄙語的消除清掃問題,人們很少作過專題研究。大都採取了兩種簡單的辦法,一是對污穢鄙下的語言實行迴避和禁止,一是灌輸以規範化的文明語言。這當然也能取得一些表面效果,但究竟不是治本之方。
    姚向東上小學的時候,原是很聽老師和家長的話,不罵人,不說髒話的。但兒童在成長期中,對於語言本身,也有一種遊戲的興趣。姚向東記得,他上一年級時,同學之間私下裡就流行著這樣一首「歌謠」:
    結巴磕子趕大車,
    一趕趕到核特哥,
    核特哥,是你哥,
    你哥是我大拇哥!
    「結巴磕子」是「口吃者」的意思,「結巴磕子趕大車」這一句還勉強有講,其餘幾句完全沒有意義,不過是追求一種節奏和音韻上的快感。本來,兒童文學工作者,以及老師和家長,是應當抓住兒童們的這個特點,因勢利導,編出內容優美生動而又琅琅上口的歌謠,以滿足孩子們的這種快感的;不幸的是,姚向東上小學的時候,老師淨教他們一些政治性極強而念起來索然無味的「革命兒歌」,其結果是,孩子們因厭棄課堂上強灌的,便在課下「反其道而行之」,自編自誦起越來越多的「地下兒歌」。開始,這類「地下兒歌」還只不過是單純的音節和韻腳遊戲,如:
    biājibiājibiā,
    摔個大馬趴1!
    馬趴沒摔好,
    摔個仰巴腳2!
    醫生來看病,
    真是不高興,
    打了biāji針,
    吃了biāji藥——
    看你以後還鬧不鬧!
    後來,由於社會上庸俗因素的滲入,這類「地下兒歌」便漸漸糟糕起來,而老師、家長們往往滿足於兒童和少年表面的聽話,馴服,對於存在著另一個兒童和少年們獨自相處的世界,以及在那一世界中存在著另一套語言和另一套做派,長期予以漠視。結果,當少年人肩膀漸漸展寬,嗓音漸漸變粗,膽量也漸漸變大,開始公然當著大人們「撒野」時,老師和家長才慌了神兒,可是到那時候再來扭轉,分明已屬「亡羊補牢」。
    語言不美的另一個心理根源,便是自尊心的匱乏。姚向東從小就看慣了戴高帽子遊街一類的「揪斗」場面,被「揪斗」者的尊嚴自然掃地委塵,那些氣勢洶洶的斗人者在他眼中也並無尊嚴可言——齜牙咧嘴,聲嘶力竭,粗暴蠻橫,不顧體統……姚向東那顆小小的心不禁暗暗自問:我長大了,是當被斗的,還是當斗人的呢?當然要當那斗人的!為實踐這個願望,在小學三年級時,就曾在一次「批鬥大會」的遊戲中,讓同伴們「把三反分子阿臭押上來」;然後他便擄袖伸拳,模仿著斗人的「造反派」頭頭那架勢,把「阿臭」一頓亂鬥,最後橫眉立目地宣佈:「……現行反革命,帽子拿在群眾手中!」1976年以後,家長、老師本應在重建孩子的自尊心方面花大力氣,但在時代的大轉折中,姚向東的父親尚不能使自己的心理保持平衡,又哪能去顧及孩子的心理衛生?而對孩子的點滴咎錯也暴跳如雷,乃至連罵帶打,只能是使姚向東原已十分脆弱的自尊堤防,全然崩塌。老師在考試制度的重大變化面前,不得不把分數和升學率當做一個最實際的追求目標,逢到姚向東這號學生的粗言穢語和調皮搗蛋,便也只是簡單地予以彈壓,而在情急之中,又難免施以諷刺——「瞧你那副小流氓樣兒!」焉知這樣一來,姚向東的自尊不但更蕩然無存,還增添了一種「心理反饋」——「小流氓就小流氓,真當給你們看看,怎麼著?!」
    結識小流氓,原是容易的事。公共廁所、溜冰場、游泳池、郵局門口倒換郵票的人群,足球場入口外等候退票的人叢……都是小流氓們經常麇集出沒的所在。姚向東的墮落,便開始於廁所中遞來的一支煙、溜冰場上的一次蓄意衝撞、游泳池畔的借用「鴨蹼」……而他最初的不法行為,也便是跟著「哥兒們」到郵局門口和足球場外,用「花紙頭」1和廢球票騙取了一塊錢以內的「賺頭」,然後一氣吃了五個冰激凌,鬧了兩天肚子。
    就在這1982年的夏天,他曾混進一個小院,捧出一盆碧綠青翠、兩尺來高的山影,一溜煙地跑到什剎海後海邊上,將那盆山影「咕咚」一聲拋入了水中。他並不需要那盆山影,他毀滅一個美好的事物,僅僅是為了贏得「哥兒們」的喝彩。
    ……此刻他拿著「阿臭」給他的一元錢,晃著肩膀進到了「合義齋」。照例是客滿,不過等座的還不算多。他一眼望到了最近那張桌子當中的一個熱氣騰騰的沙鍋,浮面上漂著一簇簇油星,露出一些豆腐塊的稜角。他想自己就該買那樣一個沙鍋來吃。但隨即他也就發現,圍在那桌旁吃飯的,不是別人,竟是班主任王老師一家!沒錯,那年紀大的娘兒們準是王老師的老婆,那兩個學生模樣的一男一女,準是王老師的兒子女兒。他們倒都挺美的,正用瓷勺兒舀那沙鍋裡的熱湯喝……
    他的眼光同王老師的眼光接觸上了。王老師比他還要尷尬。老師最怕學生看見自己吃、喝、拉、撒、睡。而姚向東對老師的神聖感的第一次幻滅,便是二年級時他的班主任老師有一天突然當眾到痰盂邊嘔吐——原來老師也會肚子疼,也會生病,也會嘔吐,也會出醜……
    「王老師!」姚向東富於挑逗性地率先招呼了老師。
    王老師仍舊尷尬,臉漲得通紅,彷彿一個當眾被人抓住的小偷。姚向東覺得很吃驚,也覺得很有趣。在他呼喚了王老師以後,王老師的老婆孩子全都扭過脖子來望著他,目光裡全帶出老大的不愉快。王老師遲疑了幾秒鐘,才點點頭呼應說:「姚向東啊!你……來吃飯哪?」
    「不,」姚向東乖巧地回答,「我家來了客啦,我媽讓我來買點下酒菜回去……」
    「啊,那好,你買吧,買吧,買吧……」王老師滿臉笑容,格外親熱地說。
    其實在這個地方,姚向東買什麼本用不著他的批准,可是不知怎麼搞的,姚向東格外謙恭起來。他對王老師連連點頭,這才朝買酒菜的櫃檯走去。
    王老師的愛人一邊咀嚼著,一邊對王老師誇讚說:「你這學生還很懂禮貌嘛!」
    王老師伸手去挾菜,自得地說:「其實,這還是個後進的哩……」
    姚向東並沒聽見這兩句話,可他總覺得王老師在扭頭望著自己。他本不需要什麼酒菜,可是他還是花八毛錢買了一個小拼盤,申明「帶走」,讓服務員給他包了起來。
    出得飯館,姚向東才感到後悔。他需要的是沙鍋豆腐,而不是什麼乾巴巴的下酒菜!他信步穿過了馬路,在後門橋東南側,有一家沒寫字號的飯館,他推門走了進去,那裡正賣牛肉湯麵。姚向東肚子裡咕咕直叫,顧不得再加挑揀,他搜索出衣袋裡的全部零錢,買了一碗牛肉湯麵,然後把那包「下酒菜」一古腦兒全扣在了麵條上;其實那「下酒菜」也不過是些牛肉片兒,還有一撮煮花生。他呼嚕呼嚕吃得飛快。因為碗裡堆的東西太多,麵湯溢了出來,順著塑料桌布流下了一道小小的瀑布,待他發覺,已經為時過晚——牛肉湯把他身上那件羽絨登山服下擺污染了一大片。姚向東於驚訝痛惜中罵出聲來。
    這件羽絨登山服,是班上的班主席楊強強的。說來也怪,姚向東這麼個後進生,偏跟楊強強那麼個共青團員混得不錯。楊強強父母都是中央實驗話劇院的演員。楊強強初中時功課本來不錯,誰想考高中時作文跑了題,沒能考上重點學校,倒成了姚向東之流的同學。王老師把楊強強跟姚向東安排到一個座位,原是讓楊強強幫助姚向東,可姚向東並沒感覺到楊強強對他有什麼幫助。楊強強只是勸他看一些課外書。姚向東看不下去。楊強強借他的那本《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他還沒看到衛國戰爭爆發,就再也看不動了。楊強強借他《三國演義》,他看著吃力,坦率地說:「看這字書,不如看小人書。」楊強強便對他說:「我有全套《三國演義》小人書,48本。」姚向東要看,楊強強說:「不外借。要看,跟我到家坐著看。」姚向東跟著去了楊強強家,楊強強端出個紙匣子來,果然是全套「三國」小人書,那還是楊強強的父母「文革」前給他哥哥買的,一直珍藏到如今。姚向東每次去看兩三本,看得津津有味。楊強強是惟一幾乎不叫姚向東外號的男生。跟姚向東他們一塊兒聊天時,楊強強自己不帶髒字,但對姚向東他們嘴裡的「他媽的」、「丫挺的」,卻也從不指摘。老師管束姚向東時,總說:「不許你這樣!」「不准你那樣!」老師讓楊強強幫助姚向東,楊強強總從正面說:「你幹嗎這樣呢?」「你那樣不好嗎?」比如在楊強強家看小人書看得入迷了,楊強強便會說:「你歇會兒不好嗎?」「你幹嗎不做幾道幾何題呢?」姚向東非要抄楊強強的作業,楊強強也就讓他抄,只是說:「你至少弄懂一道,不也好嗎?」便不多不少只給姚向東講上一道。楊強強真隨和,真不讓人討厭。班上選班主席的時候,王老師看上的本是一位女生,結果姚向東突然積極為楊強強競選,全部男生都投了楊強強的票,加上一部分女生也擁護楊強強,楊強強便當上了班主席。
    姚向東的父母或許會以為,今天姚向東穿在身上的這件羽絨登山服,是姚向東詐騙來的。真的不是。昨天放學後去楊強強家,姚向東跟他殺了一盤軍棋,玩得挺痛快;臨走的時候,姚向東實在覺得楊強強這件登山服比自己那件帥,心裡癢癢,便提出來:「咱們換著穿一天吧!」楊強強也就點頭答應了。就這麼穿回了家。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可是這件登山服讓「丫挺的」牛肉湯給染了。真熬淘1!要是別人的,也就管他去,可楊強強對自個兒真不錯,起碼,那48本的「三國」小人書,別人捨得拿出來讓你看個夠嗎?
    姚向東出了清真麵館,心情要多壞有多壞。真想跟迎面走來的人吵上一架。吵架有的是理由,「你他媽幹嗎照2我?」這就可以糾纏到底。可迎面來的是個解放軍,四個衣兜的。團級?師級?紅帽徽,紅領章,那曾是姚向東小小心靈朝夕嚮往的。現在當軍官得先上軍官學校,又得憑「分」。「分兒,分兒,學生的命根兒。」姚向東沒這個命根兒,他真倒霉!
    清真麵館旁邊是個信託商店——「益民信託商店」。它如今在北京市越來越有名氣,快跟東華門大街的「中昌信託商店」齊名了。姚向東盲目地鑽了進去。這裡賣各種傢俱,堆著好多彈簧床和雙人折疊沙發床。新來了一批電鍍衣架,衣架頂上可以安燈泡,兼當落地燈。姚向東對這些東西自然毫無興趣。啊,也賣衣物——登山服!羽絨的!衣袖上還有帶拉鏈的小兜!真帥!那兜是裝什麼玩意的?還有黑底金字的標籤,都是英文字母,也不知啥意思,也許楊強強認得出來,他英文行……唉呀,45塊錢一件!夠貴的!要是能有那麼一筆錢,把它買下來,那就好了,可以拿著去找楊強強,「哥兒們!我把你的登山服弄髒了,咱們好漢做事好漢當!兮兮3——賠你的!比你那還帥!怎麼著?『官蓋了4吧?」
    姚向東在一種難以譬喻的惆悵心情中出了信託商店,繼續朝北走去。啊,帽兒胡同。楊強強就住在帽兒胡同裡——那裡有一片文化部蓋的宿舍樓,中央實驗話劇院的人分了不少單元。去找場強強嗎?就這麼著去?那多丟人現眼!姚向東邊想邊橫穿過了馬路。先離帽兒胡同越遠越好!就這樣,他懵懵懂懂地走攏了位於這條街盡西北角的「馬凱餐廳」。餐廳裡竄出一股奇特的香味。姚向東痛感自己並沒有吃飽,他下意識地推門走了進去。樓下只賣快餐,樓上有雅座賣炒菜。他在樓梯口看了下菜牌,那些菜餚儘管他幾乎都沒嘗過,但光看名目也就足令他流涎三尺:
    去骨東安雞油燜大蝦
    炸黃雀肉片松鼠魚
    紅燒海參紅燒狗肉
    酸辣魷魚片溜嫩鱔絲
    ……
    他更感到——如果兜裡有張「鋼鐵」或「團結」該有多好。但他現在已經幾乎一文不名。他拖著腳步走出了「馬凱餐廳」一口接一口地嚥著唾沫。
    他朝鐘鼓樓跟前走去。他也不知道自己目的何在。他腦中浮現出了那盆碧綠的山影。

《鐘鼓樓》